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是父亲九十寿诞。我们家本来没有庆寿习惯。母亲操劳一生，从未过一次生日。自进入八十年代，生活渐稳定，人不必再整天检讨，日子似乎有点滋味；而父亲渐届耄耋，每一天过来都不容易。于是每逢寿诞，全家人总要聚集。父亲老实地坐在桌前，戴上白饭巾，认真又宽宏地品尝每一样菜肴，一律说好。我高兴而又担心，总不知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
一年年过来了。今年从夏天起，便有亲友询问怎样办九十大庆。也有人暗示我国领导人是不过生日的，我想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向领导人看齐。与其在追悼会上颂扬一番，何如在祝寿时大家热闹欢喜。活到九十岁毕竟是难得的事。我那久居异国的兄长钟辽，原也是诗、书、印三者兼治的，现在总怀疑自己的中国话说得不对，早就"声称"要飞越重洋，回来祝寿；父亲的学生、《三松堂自序》笔录者、《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居住黄鹤楼下，也有此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汤一介等全体同仁，热情地提出要为父亲九十寿诞举行庆祝会。父亲对此是安慰的，高兴的，我知道。
记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父亲和张岱年先生庆祝执教六十周年时，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和清华副校长赵访熊两先生都在致词中肯定了父亲的爱国精神，肯定了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夕他从美国赶回，是爱国的行动，并对他六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做了好的评价。老实说，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在新中国移去了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后，不少人又被自己的家庭出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因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往来尽有识之士，所遇大体正常。但有一个在检讨中过日子的父亲，并不很轻松。虽然他的检讨不尽悖理，虽然有时他还检讨得很得意，自觉有了进步。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对父亲过去行为的肯定而不是对他检讨的肯定，老实说，骤然间，我如释重负。这几年在街上看见花红柳绿的穿着，每人都有自己的外表，在会上听到一些探讨和议论，每人都有自己的头脑，便总想喊一声，哦!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在如释重负的刹那，我更想喊一声：幸亏我活着，活过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一位九十岁哲学老人活着，活到今天，愈来愈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路，不是更值得庆贺么？他活着，所以在今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举行了庆祝会。会上有许多哲学界人士热情地评价了他在哲学工作上的成就，真心实意地说出了希望再来参加"茶寿"的吉利话。茶字拆开是一百零八，我想那只是吉利话，但是真心实意的吉利话。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不同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只是揭发、斗争和戒备，终日如临大敌，而也有了互相关心和信任，虽然还只是开始。人们彼此本来应该这样对待。
在会上还听到哲学系主任黄森的发言。他不只肯定了老人的爱国精神，还说了这样的话："在解放前夕，冯先生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他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是一个功绩。"我们又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肯定。这次不再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父亲后来说："当时校长南去，校务委员会推选我代理主席，也没有什么大机智大决策，只是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这也是校务会议全体同仁的意思。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活到九十岁的好处。"
父亲还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理解周易道理；五十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