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还可以理解，但是这一体制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电影依然在行政领域被牢固的钳制，依然是“一元化”领导和思想，而“多元”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表现被排斥和挤压，这样的“电影局”对艺术建设到底还有多少作用呢？电影诞生初期，是以作为娱乐作用而出现的，而美国的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始终把娱乐观众作为其最主要目的，因而美国的电影是一项工业产业，与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甚至金融同样重要，地位相等的产业。而我国的电影几十年来都一直把建设好“主旋律”的任务放在首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固然比较重要，但不能以此拒绝或排斥其它的类型电影，包括反映一些边缘或者底层人民的电影，一些个人风格但具有艺术内蕴的电影。

    其次，“题材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的遗毒至今依然存在。50年代，““写什么”，“怎么写”都是按照国家计划的题材、要求及内容拍摄电影，制订生产计划是电影局每年的的头等大事，查阅文化部的档案可以发现，从1951年到1965年，档案的九成都是关于“题材规划”以及相关的会议、报告、批示、讲话、意见、建议等。50年代的题材大多数是革命战争题材，塑造各种革命英雄好汉；用他们的革命事迹激励鼓舞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而一些关注民间的题材或历史戏剧题材，由于没有直接反映现实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被镇压，如《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台姐妹》等。今天，当我们看到电影局每年计划的 “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 “革命历史题材”、 “革命战争题材”“反特题材”、“反腐题材”、“献礼片”、“主旋律”、“五个一工程”等，不得不让人想起几十年如一日的“决定论”，好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已经全面开放，电影的生产多少都要受到观众的影响，即使体制内的电影局也不会与钱发生仇恨，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家在 “题材”先行的时候，也是反复掂量其效益，如果不是具有强大的政治效益的题材（象《任长霞》），一般电影局是不会再盲目投入巨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