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的规模经济优势，它的创新允许在现有的新技术下获取外部利润。

    外部性——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变化

    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可用于揭示一些外生**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一种事件对理论是外在的），一个决策单位对该事件的一些表现形式的反应，以及当体制向新的决策调整时一个新的均衡点的最终再确立，例如，在一个自由企业制度内，消费者嗜好的一种变化（一种外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对有些日用品的需束量的增加。一个商人（一个决策单位）注意到该结果所导致的价格的上升，并试图通过增加他的产出来增加他的利润。因此，需求增加的结果使所供给的日用品数量增加——商人从这一增加认识到需求的增加会给予他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如果他以正确的方式作出反应的话。因此，对利润的追求提供了将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均衡的动力。

    如果潜在利润（或增加产出的成本）不是由作出产出决策的单位来获取（或承担）的，“外部性”一词就是指有些成本或收益对于决策单位是外在的事实。无论这些外部成本和收益何时存在，它们都无助于市场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如果情况就是如此，一些允许对所有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的（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外部的，即社会的）新的制度安排将会增加社会的总净收益。

    每一个家居所有者的财产价值的实现不仅反映在他自己的住宅、维修和决策的改进上，而且也反映在他的邻居的这些方面上。事实上，这些“邻里”效应是共同体改进车道，通过反杂乱法以及在种族合居地区“禁止殴打”中获取潜在利润的基础。每个家居所有者不可能认识到的是，这些邻里效应只是一大批“外部性”中的一种情形，且当其他形式的外部性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从而一个共同体改进车道（一种制度创新）可能会增加每个家庭的价值时，制度的再组织可能会增加总收入。

    暂且将经济学放在一边，让我们来考虑下述情况：一个大学教授发现他的研究成果与他同他秘书的相互影响的能力密切相联，尽管她仅被雇佣来打印文稿，但她的贡献很显然远远超过了她通过打字机所打出的页数。在这一情形下，由于研究过程中有一部分依赖于对决策者以外的控制，就存在一种外部性。既然秘书没有因她的额外贡献而承担追加的成本（如果她看到相互影响比打字更有意思，她的成本可能为负），就不会引起问题，而且系统的运作就如同它应该发生的那样。但是如果秘书的丈夫嫉妒了，并告诫她要中止她的工作，则问题就产生了。在教授的收益（职业声望，提升和加薪水）增加时，秘书就为此承担了成本（一个嫉妒的丈夫要独处每一个晚上）。面对她的辞职所致的非均衡，恰当的回应应该是增加她的薪水（一份奖金）。如果她接受了，则外部成本就被内在化了（即由决策单位所假定的），而且生产（尽管是较高成本的生产）仍能继续。新的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教授所提供的最高奖金低于她留下来继续工作所带来的成本，生产将会中止，不过其结果仍然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如果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规定有些方面不得支付奖金——教授可能提供的一份奖金，而且如果支付了足够的量就能保持她继续工作——那么结果就是无效的。既然大学的规章禁止雇主之间的个人支付或如果由这类支付所引起的丑闻使教授失去了工作，则这一情形就有可能发生。在这些情形下，要使外部利润能再度实现，有些制度安排是必须的。正是对这些再安排的发明与创新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当企业作出的生产决策没有承担内含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或当从产出的销售的决策中所获取的全部收益不能增加时，生产中的外部性是存在的。类似地，当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时，消费中的外部性也是存在的。在每种情形下所作出的生产或消费决策都可能没有完全地评价相应的成本与收益，其结果，决策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即所作出的一个不同的决策可能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同时并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糟）。为了更好地描述从再组织中所获取的利润的潜在来源，让我们检验几个情形下的外部性。

    回到制造业工厂的例子，它不仅生产了供销售的产品，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黑烟，假定烟尘是随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的，人们当然愿意呼吸清新空气而不是污染的空气。根据假定，既然每个呼吸烟尘的人的效用受到相反的影响，则这一效用的减低肯定就是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的一部分，此外，由于人们希望烟尘较少而不是较多，成本要素就会随企业产出的增加而上升。不过，效用的减低作为一个真实的成本项目，并不是由企业承担的，因此，它没有包括到企业在决定最有利的产出水平的计算中去。由于企业将选择一个使它的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则随着产出的增加，这些没有包括的成本项目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造成企业选择的产出水平大于它们在被迫考虑所有成本时所选择的产出水平。有些诱致企业在计算中去包括所有的相关成本的再组织将增加社会的所有成员的总收益（尽管它可能会减低企业的增加部分）。现在让那些承担了烟尘成本从而创新了一些新的制度的人来支付补偿，这可能将诱致制造业工厂在其利润的计算中包括所有的成本项目。

    尽管发展一个私人方面的市场常常有可能使一些团体获取潜在的外部利润成为可能（即使利润“外在化”），但这类私人创新的成本是被禁止的。在这一情形下，再组织可能发生于市场外部——通过政府的干预。当制度的再安排包括一些政府行动时，就不能再保证新的安排比旧有的安排优越，它可能正好是不同的。

    在工厂的例子中，如果厂房还没有建立，所有者可能购买所有相邻的土地，并以一个低得足以补偿效用损失的成本来出售它。企业通过吸收土地价格的差异，被迫承担它的形成烟尘活动的成本。然而，如果产权已有归属，则解决方案就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公司可能贿赂土地所有者以让他忍受烟尘。如果生产是依赖于协议的，那么每个财产持有者就有潜在的投票权，因而有权要求使所有的收入增加。既然每个土地所有者都有这种潜在的投票权，则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止一个的受影响的财产持有者对利润的可能需求总量总是会超过分配所得的利润总量。在这些条件下，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达成的——至少没有一个长的延滞是不可能达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允许一个企业污染空气，财产所有者可能会联合起来贿赂企业停止或减少污染。然而，由于工厂不可能只减少对某些财产所有者的污染，而是要减少对所有财产所有者的污染，就要向居住在外面的每个潜在联合体成员支付补偿，并从对其他人的支付中获取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这将再度使协议不可能达成，或至少是长期延滞。

    当排他很困难时，或当一个联合体的任何潜在成员具有一个潜在的垄断投票权时，要组织私人方面的市场以将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是有成本的。在对雇员进行训练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将培训与一些合约义务联结起来，但是这一方案不是没有费用的，而且不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读者不应忘记再组织尽管是有潜在利润的，但也必须将它视为一种使用资源的活动。例如，在这一情形下，必须书写合约，然后还必须执行合约。

    这类成本常常使得私人的再组织不经济。在这些情形下，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转向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影响一种制度的再安排。在工厂的例子中，可能会通过严格禁止污染的住宅法。在劳工培训情况下，教育体制可能会社会化或呼吁法院责令雇员将他们的技能投向竞争性的企业。最后，在军队和军火保护情况下，其功能倾向于社会化，它们的成本遍及于整个政府实体。

    然而现在，在政府方案中，没有任何能形成组织的保证，尽管从有些方面来看是有利可图的，将使帕累托状态比旧有的安排优越。但是，它们只是在使其他人的境况更糟的条件下使有些人境况更好。住宅委员会禁止烟尘的决定和企业原来的决策一样远离最佳状态，如果不是离得更远的话；一个社会化的教育体制的存在不一定导致该产品的一个最优的产出。

    制度的再组织旨在使外部性内在化，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但它也可能使它们降低。这一事实应在整个分析中牢牢记住。

    克服对风险的厌恶

    风险的盛行——有些形式在未来的交易中是不可能作出的——是另一个削减经济活动的因素。

    我们可以断言大多数人都是厌恶风险的，在不存在厌恶风险时，一个人将愿意为了100万的可能报酬而用1美元去打赌，如果赌博使1美元的冒险能获取100万的潜在利润的结果是肯定的。事实上，除了非常贫穷的人而外，大多数人都表现为更喜欢大的赌博的某一不确定的结果。如果正如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厌恶风险的程度随偶然性的增加而增强，这样就存在一种进一步偏向于有更为确定的结果的活动的倾向，而避开那些报酬变化很大的活动。很显然，由于利润的预期值在那些没有人从事的高变异活动中要高于低变异活动，如果有些能够克服厌恶风险倾向的机制被创新（如将这些人的风险集中于不厌恶风险的人），总利润就可能增加，或使得风险的结果相应于所获取的收益表现得更为确定。前一方案常常通过发展一些专门的市场来实现（在下面的“市场失败”一节中要考虑到），而后一方案往往要通过保险来实现。

    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保险，但是当它们能保险时，旨在创新一些保险方案的制度再组织常常能使总利润增加。不过，当保险是成功的时，就必须有一些能够准确地评价风险的根据，保险基金必须广泛到足以允许风险的普及。而且，保险并不能十分完全地使所有管理风险都能转移，其原因是这类保险将使管理者的决策变得迟钝，削弱保险所订立的根据。总之，如果一个很差的管理决策的唯—成本是集中保险公司而不是消费者的利润，则它们作出好的决策的激励就很低。

    保险方案可能是企业间的，但是更为经常的是，创新会产生专门提供所需要的保险的企业。不过，为了使之有效率，有些人必须首先能评价风险。人寿保险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7世纪，它几乎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在美国被成功地创新了。在这一情形下，创新所期望的是建立一个适当的死亡率表——评定风险的根据。不过即使在那时，在南方的企业由于人口的子集合，它们没有计算比率的适当根据，这些企业仍拒绝出售保险。第二，保险的基金必须大到足以分散风险。例如，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一些州通过了银行保险法，以保护银行破产时的存款人。遗憾的是，在农场的创新计划中州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天气。由于气候往往是地区性的，以州为单位还不足以提供必需的保险基金（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在同时陷于困境），这一方案遭到了普遍性失败。30年后，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类似方案的创新（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使得保险计划成为可行。

    单一安全的价格波动效应的保险，是潜在的投资者通过广泛的金融制度所提供的服务特征。“分散化”的目标在投资教科书中备受推崇，但是它除了作为保险的一个技术性词汇外一点意义也没有。一个分散的业务责任意味着，一种在广泛的活动中进行投资的制度不能为一般业务的失败保险（正如30年代的经验所证明的），它保护了个人（甚至是行业方面）的失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在一些保险阶段专门化的企业的大量增长为标志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创新增加了总收入。不过，它们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既有组织的成本，也有评定风险的成本，还有影响保险合约的成本。尽管有这些成本，创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市场失败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

    正交易费用的含义只是在近来才由经济学家所广泛揭示。相关的经济信息流的组织与增进（交易费用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可能是安排创新的主要领域。如果获取信息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所有市场上的价格就只有因交通费用而产生差别。事实上，信息是有成本的，而且纯粹地方市场的普遍存在正好部分反映了关于在更远距离地区交易的获利机会的信息的缺乏。当关于不同地区的价格信息是可以获得的时，商人将他们的产品送往市场的净价格差（即对交通费用的调整）是最大的。

    经济学家惯于假定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的。根据定义，这一假定排除了由市场运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潜在利润。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并不是免费的，因此完全的市场（它的存在取决于完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信息成本较低，市场的运作当然就更好。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它们也远不是完全的，而在欠发达国家信息成本可能高得使市场无法运作。

    一般来说，信息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是报酬递增的，即人们常常必须支付信息，但成本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不管这一信息是被用于影响一种、一百种或一千种交易。如果信息成本十分大，而且它们是属于成本递减的，则人们从使不确定性降低的信息流的递增中可能会获取巨额利润。最为经济的安排性创新可能是一种专门化的企业，因为它不仅供给了信息，而且也实现了潜在的规模经济。

    即便市场只涉及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区，我们也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来假定较高的信息成本不可能导致市场失败。事实上，当市场必须通过空间的或临时的壁垒而形成时，市场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在缺乏一个适当的信息网络（而其他方面相同）时，企业家必须为潜在收入而贴现，因为潜在的买者（或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离交易场所越远，不确定性往往越大。事实上，这些不确定性的贴现可能十分高，从而使贴现的均衡价格可能低于零，市场无法完全运作。

    经济活动的空间或行业再分布包含着投入与产出的新市场的建立。大多数关于对外贸易的经济文献（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世界的特征是每种日用品不只有一个市场）倾向于假定，只有交通成本会妨碍完全的市场间的套利。因此，他们常常论及同一日用品在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异，永远不会超过日用品从较低价格市场运到较高价格市场的交通成本。

    由于这一阐述暗含着假定存在潜在的套利者，而且他们能准确地了解每一市场中通行的确切价格和市场间潜在的交通路线，因而它与经济增长进程的讨论是极不相干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相关市场越新，则这些假定的真实性越差，潜在套利者的不确定性贴现就越大。进而由于不同的人与市场的关系不同，我们就不要期望同一不确定性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贴现可能高到无法套利的程度（在市场失败的情况下），或者，如果一个套利者的资源是有限的，局部的套利可能会减低市场间的价格差，但是这些差异可能仍然要超过交通成本。

    假定搜寻成本具有某种不可分性，市场缺乏完全的信息流，不同的人在与这些市场的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时，我们可以预期不确定性水平在个人之间会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预期，一个在空间或地理上更接近于新市场的交易场所的人，将更愿意从事一些套利关系。美国发展史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以资本而论，西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常常在其他人没有资本时愿意出借，同样，与冶铁业相联系的人比银行家和其他“传统的”金融贷款者更愿意向早期的炼钢业出借资金。因此，一些不确定性贴现十分低的人可能认识到了从套利中所获得的潜在收益，尽管他们自己不能将足够的物品或要素运到完全套利的市场。

    如果这类不完全市场存在，就有可能建立一些制度再安排来使它们能更容易地运作，而且这一创新通过允许投入和日用品被运到它们能获取最高报酬的市场增加了总收入。例如，如果一个人只愿意投资一个很小的量，他就不会向在远处积累了过时投资信息的人支付任何费用。由于成本会遍及大量的交易中，这确实要向经纪单位支付一笔费用，以作出这一开支。一个市场服务可能再度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从许多市场到大量消费者的价格信息，但是一个传播者自己获取该信息的任何努力可能都是代价极大的。

    尽管实证问题可能较少，且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小，但在市场间的套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它们在空间上的移动也表现为一个时间方面的合约。正如一个远距离的市场价格在缺乏信息时贴现很大一样，类似的不确定性贴现也用于未来交易的价格。进而，正如制度变迁可能会缩短买者与卖者之间的有效空间距离一样，一个不同的制度集合可能会减少临时的距离。

    通过在空间上将物品运到报酬最大的市场的活动可以使总收入增加，资源可以随时间再分配到增加产出或满意度的活动中去。不过在后一情况下，物品不是通过实物性移动，而是通过现在的竞争性活动之间的再分配而实现产出流量随时间的改变的。例如，假定一个商人具有在一个钢厂进行投资或消费一些资源存量的选择权。投资是一种长期的形式，则他将比较该投资的现期价值与他通过现在的消费所获得的满足。不过，钢厂的现期价值部分取决于他对他从钢厂未来所能获得的价格预期，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他将要贴现他的价格预期，而且如果不确定性很大，贴现也将较大。其结果，他可能不会选择投资，尽管他的价格预期的“期望值”可能表明投资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我们又发现一个偏向于厌恶风险的例子）。不过在理论上，单边市场的创新（在这一情形下是一种未来的钢铁市场）可能会降低他的不确定性（至少与未来的钢铁价格相关），他可能发现投资是一种可行的活动。不过，为了发展这一市场，有些人（一个不厌恶风险者）必须愿意假定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本身是可以以一定的可信性评价的。这一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的事实表明，单面市场的创新是无利可图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它是无利可图的，这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当钢的未来市场还没有发展时，这类市场确实表现为其他的临时的交易。在证券和农产品市场中，单面市场被用来克服一些暂时的市场失败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下的市场实质上是短期的（在这一方式下，它们避免了长期交易中的传统的不确定性），而且它们依赖于存在的一批观察者愿意承担临时交易中的不确定性的一面。观察者是一些对风险的厌恶低于平均程度的人，他们精于对交易的观察，因而能使这些市场间的交换成本低于农民或股东，正如一个专业的磨面者能使其磨碎小麦的成本比自种谷物的农民的成本更低一样。例如，对小麦的未来而言，一个磨面厂期望单独发挥生产和销售单位的功能，并能保证从小麦将来的价格变化中获取利润。因此，它的管理者愿意从以未来小麦的现期价格来为将来发货中获取利润。另一方面，“观察者”将冒险估计未来的小麦价格将低于现期定价，与他达成合约的发货者就能以这一较低的价格购买。市场仅仅是将风险集中到了那些愿意正视风险的人手中，而且这些还没有为服务支付“某种”费用。

    市场没有在其他地方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些交易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一个很大的贴现，从而没有人愿意以厌恶风险者期望支付的价格来提供承担风险的服务。不过，暂时的不确定性正如空间的不确定性贴现一样，是信息成本的部分函数。因此可以预期，较廉价的信息将会降低不确定性，并允许一个单边市场的发展。不过，除非水晶球有很大的改进，临时性市场就不会像他们的空间方面一样有很大改进。商品和证券的未来市场的存在仍然表明，通过增进这些单面市场来改进经济活动的临时分布是有可能的。结论

    我们已看到，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进而，我们已论证，制度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的）之间的选择由与各种选择相联的成本收益来表示。

    在这些潜在利润既定的条件下，要获取它们，就要向创新了一种新安排的某些人或团体支付费用。在每种情形下，成功的创新导致总收入的增加，而且在原则上可能没有人在这一过程中受损。

    我们所概括的模型当能更准确地得到说明，并能与一系列同经济环境相关的初始条件相联系时，它可以用于“解释”如美国过去所发生的安排性创新那样的进程。

    L·E·戴维斯

    D．C．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