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强烈要求我明确讨论上述分析对有关政治组织、尤其是有关民主制度意义。我的核心观点是，私人的或独立的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无论政治的或集体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当然，其直接的含义是，必须设定有效的宪法制约，这种制约应有效地抑制政治对（法律界定的）财产权利，及对涉及财产转移的自愿的契约安排的公开侵扰。如果个人自由要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宪法限制就必然优先于且独立于任何的民主治理。

    当然，对这种优先性的理解，为扩展对现代政体的多数立法过程的宪法限制提供了基础，尤其是针对潜在的货币或财政剥削，这种剥削不同于（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受到谴责的）明显的“拿走”活动。

    有一个混乱的说法，它无所不在，腐蚀了西方的态度，可能关闭展现在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机会。这混乱说法没有认识到，如果个人的政治平等要开出自由和自主的有意义措施，那么，“宪法的”必须置于“民主”之前。多数人的暴政同样是真实的，而且实际上，它可能更危险，因为它要靠“参与者就是一切”的理想主义幻想过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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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ebrides with Samuel Johnson,London:Everyman’s Edition.

    Buchanan, J.M.(1975),The Limits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sh,W(1972),’Individual Welfare in

    Anarchy’,in G.Tullock(ed),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The 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