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我指出本文的核心命题是，私有财产的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辩护，仅仅提供了两个规范解释纬度的一个，私人财产权与生产率的关系，还必须加上私人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第二章，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介绍了人们熟悉的比喻背景，这有助于人们理解财产权的逻辑，即私有财产权是如何和为何产生于个人的理性选择。本章打算扩展这个讨论，并具体提出财产权和独立或自由的关系。

    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所有共同使用未分割的共有财产的个人，或所有发觉自己身陷无政府丛林的个人，都将发现下述做法符合自己的利益，即：共同签订协议，据此将共有财产分割或私有化，每个参与者获得一定的份额，而且为该份额规定明确的限制或边界。我想把注意力集中于独立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协议，暂不考虑可能同时产生的个人与君主间的协议。换言之，我想在洛克的而非霍布斯的契约框架内，展开我的论述。原初协议确立了分离的财产权间的边界，无论这些财产权定义的依据是人还是物。为了方便，也为了不失逻辑的结构，我们可以认定，原初协议将个人的财产，也包括指定的物理空间范围，分配给他或她本人。原初协议确立了财产法，并界定了侵犯边界的违法行为。

    我想进一步假定，在这初次分割之后的模型中，生产的专业化尚无任何优势。在他或者她自己的边界内，每个人(或家庭)都可能用他或她自己的能力，生产出全部需要的“物品”，他和她能够像专业化和交换引入后一样，实施有效率的生产。这种模型从而就成了自足的家园，每个人的行为都完全独立于社会关系，已确立的法律制度保护着其领土和人身免受侵犯。

    在如此构建的分析框架中，个人(或家庭)享有最大的独立，同时，在自然资源和人力的利用上，享有最高效率。经过先前对共有资源的分割，每个决策单位目前都面临着一些激励因素，即要使效用最大化与对资源的最优利用（含义较广）相和谐。通过假定的自足经济组织的生产率，这里就不存在任何由专业化、贸易和交换所带来的相互依赖。按照个人自己的计算，他或她的福利完全不取决于他人的行为。可供消费或最终使用的“物品”，在质量和数量上，仅仅与个人为获得这些物品所乐意承担的“不利”

    相关。就字面意义而言，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做他或她自己的事情，对共同体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影响。

    实际上，除去根据原初协议确立的财产法而存在的成员资格外，这种共同体本身并不存在。这种典型框架中，只有两个明显的区别：其一存在于在财产法所界定的个人之间，其二存在于那些界定独立财产权的法律结构的参与者与那些可能的局外人或外来者之间。

    我建议，目前暂不考虑法律结构内部的人与外来人间的关系。为求简便，我们假定不存在外来人；每个人都是界定独立的财产权利的原初协议的参与者，因此都受制于由此产生的财产法。然而，要想保证分析逻辑的一贯，我们就不能忽略实施问题。侵犯边界的现象必然会发生，即使财产权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因为在缺乏强制实施机构的情况下，必定有些人会试图通过侵犯边界的资源使用，来获取差额利益。在原初契约得以履行的同时，必须规定一些条款，来控制侵犯边界的行为，来发现并惩罚那些侵犯他人的已界定的财产权利的人。

    只要不能把法律实施的任务交给某种非人性的技术，霍布斯的框架的某些因素就必然会浮现。财产法的实施要求有强制的实施机构；某人或某些人，无论是否从最初订约人之内或之外挑选，必然会被分配去守护财产权边界的专门任务。在此，专业化之缺席的假定，就站不住脚了。如果实施法律的人被授予发现、界定和惩罚违法者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