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这一思路发展下去，我们就得相信人能真正自由地逆着正确与为善，逆着铭刻在白板一块的智性之上那些过去输入的可能性作出选择，本质上能任意给行为以根据。但是，作为一个实证理论家，洛克并不能在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中找到使这种过程概念化的方法。正如我们在第四章（ｐ．６３）中所见到的，他的观念概念表示一个事物，也只表示一个事物而已。他还说意志一次只能进行一项决定性活动。按照这种理论，行为的全部推力来自过去，即一个线性可能性进程孕育出动力因的先行项并带来结果。同样，当人的心灵确实要暂停这一进程而表现出所谓的考虑抉择的自由时，它如此做仅仅是因为以前的单极性指令造成它这样做。我们很难看出这怎么能被视作自由活动。如果我们用这一模型来描述非
自由的活动，情形也恰好如此。使这一活动看来似乎是自由的东西，是以前被铭刻下来的、要求暂时停止活动并检查现在别的中介抉择的那个指令。显然，这不是自由，而是机械论。
由此可见，当今天的心理学家把自由定义为行为中“可得到的那些抉择的数量”时，他们只是重复了洛克那白板一块的观点，即如果一个人过去的经验根据抉择的模式对任何现时的刺激“编就”或“造就”了自己现在的反应，那么，他今天就比没有得到这种有利影响的人更为自由。生理心理学家Ｄ．Ｏ．海布给这种中介理论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他是这样谈到他自己的：我是个决定论者。我认为我的为人和思维方法全然是我的遗传（质料因决定）和环境历史（动力因决定）的产物。我没有自由决定我的为人。但这不是自由意志的内容。这里的问题是我的行为是否全然由现时的境遇控制。遗传与环境塑造了我，那主要是在我的成长期内。这种塑造，包括我对事物的思维方法，可能使我倾向于采取与现时环境可能给我造成的影响相反的行为：就这样，我会决定礼貌待人，或会决定坐下来写这篇我本不愿写的文章，或者相反，当我应该工作的时候却决定去闲荡。如果过去塑造我去闲荡，而我又不顾秘书的劝告真的去闲荡了，这就是自由意志。但这不是非决定论。
如果说不可预测性是解释假定的自由意志含义的主要方
法的话（参阅上文），那么，海布的观点无疑是现代心理学中有关这一观念的主要理论。抉择是受中介影响的“数种”行为，而不是正被作出的任意肯定和发展成根据、行为为之而发生的“那个”。我们或许可以替海布把自由定义为：“过去的控制的数量和种类；这种控制在生命的长河中日积月累，并在总是可以看得见的现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研究控制的复杂性的理论，对解释自由意志没有任何帮助。海布对作出礼貌待人或写文章的决定没有个人责任。这一系列动力因事件在他的行为库里受到中介影响，是由他过去的输入机械地完成的。
作为引导性自然选择的自由意志
对自由意志的第二种重要理论改造，是斯金纳用以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操作条件作用。我们在第三章（ｐ．３８）已经谈到过经典的，或者说巴甫洛夫式的条件作用，这也就是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一直提及的刺激-反应理论。但是，斯金纳后来在解释这种条件作用如何发生方面改变了心理学家们的想法。他杰出的生涯甚至可以被看作行为事件中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的持续对白。他在这一论题上的早期论文有一篇论及反射作用，这使它成了那一时代（约１９３１年）证明动物（包括人类）确实对刺激自动作出反应的基础。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论过去通常被称为反射心理学。后来，斯金纳在反射弧的概念中发现一些问题，而当他在批判分析方面作出第一
次真正的尝试时，他特别承认他是在使用马赫分析别的科学概念时用过的“批判方法”。
现在看来，马赫是一个有趣的历史人物，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死于１９１６年）物理学家中的持异见者。爱因斯坦后来说马赫对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马赫教导科学家们要去分析“最常见的那些观点”，并以此为帮助来看清这些概念仅仅是他们现时思维所依赖的概念性前提。然而，甚至在同一事实模式中，可供选择的断言也总是可能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马赫认识到什么是方法，什么是理论。他认识到，甚至对极为可信的观察结果都可以从两个（或多个）角度来考虑。例如，没有什么东西比在桥下流过的河流更为可信的事实了。从方法上说，我们肯定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一事实。然而，当他站在桥上注视着底下的流水时，马赫能令自己把桥看成运动的，而把流水看作一个静止的参考点。运动是相对的现象，全看我们在观察事物时如何确定思考的根据。人这种以两种或多种方法看待事物的能力对整个科学来说是基本的。马赫对此作了如下的总结：
在可以观察到的领域内，不同的观念可以以相同的准确性表达事实。所以，我们就得把事实（方法）与它们暗示出其含义的智性思维产物（理论）小心地区分开来。后者即概念必须与观察相符，开要在逻辑上相互一致。然而这两项要求可以通过一种以上的方法得到满足……
请注意，这种科学哲学无疑是当今最现代的观点，是与辩证推理完全一致的。正如布?德莱指出的，虽然马赫对康德哲学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但他还是基本上大体加以接受；他甚至把自己的观点称为现象物理学。他坚决反对原子模型，把它称为“机械论神话”的残渣余孽，它统治物理学理论的时间太长了。与这种厌恶相适应，他的矛头特别对准下述天真的设想：每个被观察到的规律都反映了动力因果关系。所以，马赫是第一批指出人们把自变量原因变量序列与被观察事件的动力因解释混为一谈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清楚地表明，甚至当一个科学家把手放在使自变量上下变动一定的量度刻度的仪器上时，他在观察中从因果方面所能说的一切是从现象上感知到的先行项与结果之间的相应关系（即形式因的模式）。
如果认为我们观察到的这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符合规律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动力因果关系的证据，那就超越科学观察以外了。
这就是斯金纳从马赫那里学来的批评方法，而在１９３１年分析反射弧这一概念的文章里，他自始至终都小心翼翼地提到“被观察到的刺激与反应的相应关系（强调记号为作者所加）”。这是通向成功之路的深奥微妙的开端。人们本以为斯金纳会进而按照马赫的方式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建立人的概念，竭力理解个体是如何独特地感知自己生活的奔流滚滚向前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行为主义者，斯金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研究老鼠和家鸽这样的低等动物上，只是后来才把理论扩大到人身上。结果，他的理论
观点完全是外观性的，尽管他的马赫式评论却是运用一个科学家观察受控事件时所采用的内省性透视法写成。
如果在１９３０年有一位心理学家观察一只在学习迷津里兜圈子的老鼠，他就会假定它受到先行的内驱力状态（洛克所说的不安）驱使，所以它作出的反应是这种观察不到的——因为是内部的——刺激的（动力因引起的）结果。老鼠到处寻找食物，结果在迷津里转，发现食物盒中的食物，吃掉食物，因而削弱了驱使它行动的内驱力水平并巩固了它将来寻找食物的习惯倾向。同时，它还学会了迷津的布局（托尔曼的认知图）。这就是经典的内驱力削弱理论在１９３０年对情况所作的解释。斯金纳反对这种解释有两个主要理由。
首先，这种解释的经验根据不充足，因为心理学家从来没有看到过被认为是促使行为发生的内驱力刺激。这是动力因神话的残余，马赫曾教导斯金纳对此提出质疑。其次，这种内驱力削弱理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自然状态下，动物的行为对于强化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迷津里的动物是实验者放在那里的，也是他给食物盒放上食物。一只处于自然状态的鸟必须先把树皮啄破，昆虫的藏身处才从破碎的树皮下显露出来。谁能说出是什么东西触发了鸟儿啄碎树皮的反射？或许这些反射正好就在“那里”并不需触发。在此我们唯一可以确实观察到的东西是：当鸟儿起初啄的那几下真能导致昆虫出现时，它啄的速度就会增加。如果我们把鸟儿在每单位时间里啄的次数?成曲线图，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曲线上升。
斯金纳后来把鸟儿啄树皮这种反应称为操作，因为这些反应不是受内驱力的作用，而是“作用于”环境而生产出强化物。对于上述的鸟儿来说，这种强化物就是昆虫，它随着啄树皮这种操作反应而出现，而鸟儿啄树皮速度上升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正）强化。斯金纳争辩说，这些操作反应不是被先行动力因诱发的，而是自发（ｅｍｉｔｔｅｄ）的。自发就是发出，而诱发则是由这一行为本身以外的某种力引带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斯金纳有效地把刺激-反应理论的次序颠倒了过来。巴甫洛夫条件作用里的诱发反应是出现于刺激发生之后的。它是这一刺激的（动力因引出的）结果，所以就得在时间上出现于刺激之后。可是，作为自发反应，操作反应在时间上是先出现的，然后，一种作为强化物的刺激就出现在斯金纳所种的相倚情境或相倚强化之中。
斯金纳的措词十分有趣，因为相倚因一词最先是由司各脱（见前述，ｐ．７２）这样一个自由意志论神学家用来描述动力因，而这一动力因却是先行意志决定的结果。这样，它就不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动作了，因为意志可以选择别的动力因果关系路线。一片在风中飘动的树叶不是相倚因驱动的。可是，一个寻求一定量报酬，不达到这个量就不干活的人却是按照相倚因果关系发出行为。如果他真的得到他所要求的报酬并开始干某项工作，如清扫车库，他进行这一工作的方法肯定含有动力因在内，即他的双手有效地引起扫帚运动，扫帚则把库房的地板扫干净。而且，如果他放弃这一工作，他双腿的运动也含有动力因在内。但是，无论他选择哪种行动，其动力因行为路线是由他决定的！
尽管斯金纳使用了相倚因果关系方面的语言，但他却不承认包含于其中的目的论含义。他以非马赫的方式保留了某种形式的反射论，首先就提出当鸟儿确实得到昆虫这一强化物时能释放出一定的但数量不详的啄树皮反应；这些反应被连续地自发出来，恰似一个含有未知内容的大罐子的顶盖打开少许，里面的东西开始以线性次序流出来一样。这种他所称的反射储备是按照动物反应的速度被倾倒出来的。斯金纳在研究中表明，如果一只老鼠只按动杠杆一次就得到一份作为即时强化物的食物，在相倚强化刺激不再发生的情况下，它还会继续按动杠杆多达５０次。作出所有这５０次反应，老鼠可能只花一个小时，或者花几个小时。但一旦到反射储备的内容被倒空，“这就完了”，除非另有一个强化物出现。事实上，根据动物按动杠杆的一定频率不时地给它一份食物，如每按５次就强化刺激一次，就会使这只动物无限地继续这种按杆行为。家鸽甚至比老鼠更容易在没有强化物的情况下去啄树皮。这是一项重要的实验发现，因为这一发现打破了那一时期的某些内驱力削弱理论。那些理论认为行为必须每次都得到强化，否则它就会停止（消失）。
对强化刺激速率的确定叫作强化时间表。斯金纳认为，这样给行为制定强化时间表就能使行为定型（华生更早时用过这一述语）。我们正是在这里发现斯金纳决定放弃马赫的辩论术，因为他就像其他行为主义者同伴一样开始把自变量原因变量的实验序列与现实混为一谈了。他把实验的范例看作生活的恰当类比，而且，多年以后，他甚至把社会文化力比作他的研究设计中实验者所进行的操纵。这样做的最终后果
是他无法看到行为中有自由的地位，因为毫无疑问，他的研究在动物等级中的上上下下都显示了行为控制的能力。不错，他的研究确实显示了这种能力，可是，那些被观察到的自变量原因变量规律性又应作何解释？一个人通过相倚情境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是完全盲目的，还是如司各脱所说，偶尔是自行产生的相倚检查的结果？斯金纳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人不是自我控制的源泉，永远不是！
要弄清楚他如何能对这一点如此有信心，我们就得认识操作反应被假定与它所引出的环境情势所具有的独特关系。平常人们会认为，引出某种东西的动作是原因，而由此产生的一组情境则是结果。可是，在斯金纳的理论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啄树枝的鸟儿或按动杠杆的老鼠都不是受控的，尽管它们的操作反应导致昆虫出现这类的事情发生。斯金纳坚持认为：“环境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发挥作用；它不推，也不拉，而是在选择。”如果我们还记得他是从作为自动行为的反射入手开始建立理论的，我们就能把握住斯金纳此处的含义。一项自动释放出来的（反射）行为“发生”，然后这一行为又作用于环境——假定这是与反应相适应的环境——环境则选择并促进这一反射而不是其他也有可能同时自发出来的反射。如果鸟儿从反射储备中发出啄挠羽毛而不是啄树皮的反应，那么，可以想象，昆虫这一强化物就不会出现，因此而来的行为定型也就不会发生。操作反应“抢到”了环境，但环境却对这一抢夺捕捉到或没有捕捉到的什么作出选择。
这是经典刺激-反应概念的一种有趣的变体，在斯金纳开始把这同一种自动的、由环境选择的行为归咎于人类之前，
没有人觉得它太近乎荒谬。人不同于低级动物。他具有语言能力，使他能对自己的个人行为作出预测，然后我们最终还能观察到他把自己形成的意向公开表露出来。一个人说“我想吃冰淇淋，所以我要去买一个蛋卷冰淇淋消受一下”，然后他就这样做了。如果这个人的话是自发出的操作反应，又是买和吃冰淇淋的动作（斯金纳说是！），那么，词语的序列就总是可能会允许多种抉择，允许出现真正的相倚情境。如一个人说“我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参加今晚的晚会”这样公认的、非决定（即任意）的、起着词语操作反应作用的打算，能表示司各脱原来意义上的相倚动作过程吗？马赫肯定会承认这种可能性。可是，喜欢把自己标榜为比他的批评者更有科学头脑的斯金纳却拒绝承认这一点。目的论已经过时了；而他却是个现代主义者：“就我看来，操作行为只是对过去被目的概念解释过的东西的研究。一项动作的目的就是这项动作行将取得的结果。”
无论从内省还是外观的理论角度看，这种说法都可以是对的。我们不能跟啄树皮的鸟儿对话，所以不能弄清它是否知道啄树皮会引出什么结果。可是，我们能够跟想吃冰淇淋又能把这种想法用话语表达出来的人对话，而且，当他作出了行动以后，他显然在作出行动之前就知道了买冰淇淋的结果。通过用单一的外观性语言表达他的理论评论，斯金纳使人觉得结果似乎只有在确实到来时才与行为相关。然而，在自我检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能预先考虑自己的行为的结果，因而能自由地决定是否实行这些意向中的计划。照斯金纳的说法，这是拟人化的谬论。
在斯金纳的《超越自由与尊严》（１９７１年）一书里，他认为人的自由只是套在人身上的各种控制物的范围。中介论的观点就在这里反映出来了（见前述，ｐ．８１），因为可供人的受控行为作出的抉择的东西的数量，正好规定了他自由的程度。具有演员身分的人绝不能预先自由地影响这些抉择，而且，由于他对自己所作的行为没有责任，所以他也不能把生活中的行为造诣记在自己的账上。当人们处于讨厌的刺激控制之下时，他们也会觉得自由更少。当一个人先受刺激而觉得痛苦、疼痛、沮丧等等，继而又随着做出自己想做的行为而得到放松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当生活的压力使我们就像被人倒扭手臂而喊出“认输”以求痛苦的解脱一样时，这就体现了讨厌的刺激对人的控制。惩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时我们的手臂被倒扭着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沉默。在１９７１年出版的这本书里，斯金纳仍在这样谈论事件中的原因：“在深奥微妙的科学著作中下再常见的是１９世纪科学的推?原因说。从技术上说，这里指的原因就是自变量，行为则是因变量，也即它的一个函数。”
在这一总结中存在着明显的把行为与因变量混为一谈的倾向，而行为也肯定不是因变量的“一个函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金纳在运用马赫的方法分析熟悉的概念时，其分析从来就不很深刻。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他１９７１年出版的论述自由与尊严（或缺乏自由与尊严）的书中出现了另一种显然是理论上而不仅是方法上对自由这一问题的解释。斯金纳开始把他的环境选择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了。他在书中写道：“环境不仅促进或鞭策，它还选择。它的作用与
它在自然选择中的作用相似，尽管作用的时间规模很不相同，并由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被人忽视。”当自然界的动物在进化中得到某种类型的皮毛或特定类型的爪子时，使它们相倚地得到生存报酬的是自然环境，假定这种变化证明比此前具有的皮毛和爪子更具适应性。还有，正如人们有时谈及恐龙那样，当环境对于某些躯体结构不再“合适”时，以生存为形式的相倚强化就不出现。到１９７４年当他出版《关于行为主义》一书时，斯金纳已经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与行为的操作条件作用论完全同等看待了。他说：
生存的相倚性与强化的相倚性有某些显著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通过〔在时间方面〕追求事实而表明目的，而两者都与创造性设计的问题有关。当我们回顾一下在一个人身上生出新的行为形式的相倚情境时，我们就会更好地评价那些在人类身上生出先天行为的相倚情境了。
霍华德Ｅ格鲁伯不仅是研究达尔文已出版著作的专家，还是研究他未出版的笔记的专家。据他说，自然选择之父（指达尔文）“并不特别有兴趣于把人类的进化直接比作个体的心理发展”。此外，达尔文的交互作用论对进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和环境都给予同样的重视，所以他认为有机体常常“抵抗环境的压力，并由于同一原因而总是得不到对环境的完美适应……”因为斯金纳把操作行为和自然选择等同起来，太过于强调环境的作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类比。
斯金纳还认为，在自然选择这个概念里，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因关系。实际上，正如达尔文充分体会到的，自然选择有赖于质料因与动力因的描述，是?序渐进的；它不是按上帝的意志进行，而纯粹是凭偶然的运气，即在盲目的运气中的适者生存。尽管如此，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二章（ｐ．３２）谈到，达尔文认识到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高度发达的文明允许其弱小的成员生存，因而逆向影响着自然选择的进程。在这种文明中被称为价值性相倚情境逐渐形成，并以某种方式抵制自然选择不可抗拒的、常常是“无情的”进程。斯金纳却略过达尔文著作中的这些章节不提。他声称价值只不过是强化效应的正面结果（好价值）或负面结果（坏价值）的记录而已。这实在是子虚乌有。这是一种工具价值论，在判断什么是好的、恰当的行为方式上与内在价值论相对立。
工具价值论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在追求快乐而不要痛苦，所以，他们关于好与坏的决定是以此为基础作出的。能够成为促进快乐的工具的行动具有正面价值，而那些不能促进快乐的工具或导致痛苦的行动的工具则具有负面价值。英国的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哲学就强调这种观点，把善的基本定义说成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内在价值论则假定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判断善恶并从而做正确事情的推理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会给自己或所有人带来快乐，但也有时不是这样。大陆哲学强调内在价值论，如康德就是这样。他的“至上命令”就是推想出来的行为原则：“行为应总是把自己或他人看成是目的，而不应只看成是
一种工具或手段。”
这是一个目的论的原则，而且，同样可以肯定，有关价值的各种非目的论理论都极有可能是工具论。
可是请注意：当达尔文在考虑高级文明拯救其弱小成员这一事实所显示的自然选择似乎有退化这一问题时，他显然更倾向于站在内在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这一方。他不可能选择走让病弱之人得不到照顾这条路，尽管他像所有文明人一样认识到让这些人生存下去就会削弱他们整个种族未来的生命力（见ｐ．３２）。为了取得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现代文明在自然选择的道路上倒退。斯金纳对这一事实见怪不怪，因为自从他出版了《沃尔登第二》一书以来，他已成了那种文化设计的重要鼓吹者了。由于他坚持认为他能够用以取得这种文化设计的因果载体是生物进化原则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就有意把斯金纳的这种方法称为“引导性自然选择”（ｇｕｉｄ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这种文化设计的实际效果类似于增加人们可允许的行为抉择的中介论。正如斯金纳所说：“……一种竭力使人们相互雷同的文化完全可能滑入某种无法从中逃避的标准模式。这将是一种糟糕透顶的设计……唯一的希望是经计划的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中，变化的重要性得到认可。”
很多批评家指出，斯金纳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他相信文化设计可行这一事实之间似乎有矛盾。一个无目的性的有机体如何能为将来设计？斯金纳回答说：这种设计是以科学地证明的发现为基础的，而且，由于设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一切形式的讨厌刺激及惩罚的控制，所以不应该有反对意见存在。对那些想知道“谁控制着控制者”的人，斯金
纳却以反控制措施的说法作为回答。选修心理学的大学生们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一只老鼠对另一只老鼠说：“看，我让斯金纳教授受到条件作用了。我每按这根杠杆５次，他就给我那边的食物盒里放上一小份食物。”对此，斯金纳说，撇开笑话一层意思不说，受控制的有机体确实对控制者有反控制的影响。所以，斯金纳的论点是，在一种设计得好的文化里，也会体现这类相互控制。
目的论者觉得对人类关系这样解释是不适当的，并不是因为这一解释需要一个对人的控制者，而是因为它所作的关于这一控制如何实现的解释。人们的确是受文化控制者控制的，但他们又反过来影响这些控制者，其结果是公民与自己所选举的官员、警察、自己的雇主等等之间具有相互作用。但这不是动力因动作的交换，不是一个动作触发另一个动作的盲目发泄，而是在行为发出来以后两者才结合成意义。斯金纳的行为控制技术在有关修改既得行为的论断方面没有错，我们还会在以后的章节（第六、八章）谈到这一点。它的缺陷只是理论解释不完整。在这方面，司各脱的独到见解对斯金纳的解释可能有极大的帮助。
行为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不能抓住这一活动，把它看作一个心理过程。这还不如它对控制的精微描述能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的幻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存在就如隐藏的控制。虽然我们可能恰当地从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抉择方面来理解政治上的自由，可是，说监狱里的囚犯在意欲的行为方面比监狱外的人具有更少的心理自由，就像说一个买得起最好的牛排的人与一个只得靠粗玉米面生存的人的消化过程
不同一样。通常，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所以，我们虽然或许意欲穿墙而过，但却办不到。富人在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有更多的抉择可供考虑，但这并不改变他们的基本心理过程。行为主义对自由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动物。一只受过更多的中介线索训练的动物在心理上是否比一只没有得到如此训练好处的动物更自由？行为主义者会倾向于回答“是”，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因为他们把自由意志等同于抉择的增加——这常常导致不可预测性——而不是行为中抉择的减少。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司各脱对动力因的解释生活，我们就会不断减少我们在行为中可能得到的抉择，抛弃那些具有我们预先认为不道德或有害的相倚情境的抉择。有道德的人可以把外显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心理上看，一切人的自由意志水平是保持相同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强迫性价值决定的“潜在”水平是保持相同的。例如，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并不常常愿意考虑一个罪犯在决定采取何种行为时最容易考虑的“那个，为此缘故”的选择。事实上，遵纪守法的人越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考虑行为的相倚性，他的行为变得比以前更能预测的可能性就越大。各种行为统计论无法解释的正是行使自由意志的这一界限。单凭这一事实就足可以使它们在作为基本人类行为的理论描述时信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