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拟人化语言

    只要我们对我们在指称社会现象时不得不使用的诸多术语的含义做一番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建构论的或意向论的错误解释已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之中。的确, 我们在整个这本书中所必须加以反对的大多数谬误,

    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语言之中,

    所以对这些既有术语的使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对此毫无警惕性的人士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不得不使用的这种语言乃是在数千年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这个历时数千年的过程, 正是一个人们只能够把秩序设想成设计的产物以及把他们在现象界发现的任何秩序一概视作是一个有人格的设计者(a

    personal designer)之杰作的证据的过程。我们因此可以说, 所有可以被我们用来描述这类有序结构或这些结构的作用的术语,

    实际上都附载着这样一种暗示, 即一个有人格的行动者创造了这些结构。据此, 这些术语往往会导向错误的结论。

    在某种程度上讲,

    所有科学语汇也都会蒙遭与社会现象语汇相同的厄运。自然科学与生物学或社会理论一样, 也不得不使用那些具有拟人化根源(anthropomorphic

    origin)的术语。但是, 物理学家在论及“力量”或“惰性”或在论及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acting”(“作为”)的时候,

    他们乃是在人们普遍理解的专门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的, 所以不大可能会误导他人。但是要说社会在“acting”(“作为”),

    则即刻就会使人们幻想出诸多极具误导性的联想。

    我们将笼而统之地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拟人化取向”(anthropomorphism),

    尽管该术语并不完全准确。为了做到更加准确, 我们应当对一种较为原始的态度与一种较为复杂的解释做出界分；所谓较为原始的态度,

    乃是指那种经由赋予诸如社会这样的实体以心智而把它们人格化(Personifies)的取向,

    并可以被确当地称之为拟人化取向或泛灵论(animism)；而所谓较为复杂的解释, 则是指那种把这些实体的秩序及其作用归因于某个独特的行动者的设计,

    并可以被较为准确地称之为意向论(intentionalism)或人为论(artificialism)①,

    或者一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称之为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然而, 这两种倾向却以一种多少有点不为人所觉察的方式相互重合,

    所以就我们的讨论而言, 我们将把这两种取向统称为“拟人化取向”, 而不再对它们做更为精准的界分。

    ①参见J. Piaget,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London, 1929), p. 359：“孩子们首先会到处寻找目的,

    然后才会去关注把目的界分为事物自身的目的(泛灵论)与事物之创造者的目的(人为论)”。

    由于在我们所关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讨论中,

    可资使用的全部词汇实际上都具有这种极具误导性的含义, 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武断的方式确定我们将在严格的非拟人化意义上使用哪些术语,

    在我们只想意指意图或设计的时候又使用哪些术语。然而, 为了明确起见, 就许多语词而言, 我们要么会用它们来指称刻意建构的结果,

    要么会用它们来指称那些以自生自发方式形成的结果, 但绝不会用它们同时来指称这两种结果；这是一条基本原则。然而, 有时候, 一如“秩序”这个词的情形那样,

    我们仍有必要在一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 使之含括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或“安排”这两重含义。“组织”与“安排”这两个术语,

    我们将只用来指称设计的结果；这两个术语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要找到一些始终只指称设计的术语,

    常常就像要找到一些根本不含设计之意的术语一样极为困难。生物学家通常会不假思索地谈论“组织”而不含设计之意,

    但是如果他说一个有机体不仅有组织而且就是一个组织, 或者说一个有机体是被组织起来的,

    那就有点奇怪了。鉴于“组织”这个术语在现代政治思想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现代“组织理论”所赋予它的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