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假定货币当局以3% 为目标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高于3%

    。我们还假定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时点开始的：在这一时点上，价格一直是稳定的，且失业率高于3%

    。与此同时，货币当局提高了货币增长速度。这将是扩张性的。通过使名义现金余额高于人们希望持有的数量，货币当局将逐渐地开始降低利率，同时以这种或别种方式刺激支出。收入与支出将开始增加。

    最初，收入增加中的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以产量及就业增长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价格的上涨来体现。人们一直预期价格会持续稳定，而且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价格与工资都已经被按照这一依据而界定了。人们对新的需求状况作出调整是需要时间的。生产者将通过增加产量而对总需求的最初扩大作出反应，雇员的反应则是延长劳动时间，而未被雇用者的反应则是接受社会现在为他们所提供的工作（在以前的名义工资下）。这些分析都是一些相当权威的学说。

    但上述分析所描述的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初始影响。因为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产品卖价方面对名义需求的意外增加的反应，快于生产要素价格方面的反应。所以，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尽管工人所预期的实际工资是上升的（这是因为工人实际上是按照早先的价格水平来衡量雇主所提供的工资的）。的确，对雇主而言的实际工资的事后下降与对雇员而言的实际工资的事前提高，共同促成了就业的增加。但是，实际工资的事后下降很快便会对人们的预期产生影响。雇员们将意识到他们所购买的物品的价格正在上涨，从而在以后的时间里要求较高的名义工资。“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由于存在着对劳动力助过度需求，从而使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逐渐趋近于初始水平。

    即使较高的货币增长率持续不变，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会使失业减少的情况出现逆转，并且进一步导致失业增加，从而使失业逐渐地回复到原先的水平上去。为了使失业保持在其目标水平3%

    上，货币当局将不得不进一步地提高货币增长率．正如利率问题中的情况那样，唯有通过通货膨胀才能使“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向时，亦如利率问题中的情况那样，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市场”失业率保持在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相反，假如货币当局选择的目标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实行通货紧缩，而且是加速的通货紧缩。

    如果货币当局选择“自然”率——或者是自然利率或者是自然失业率——为其目标，那么情况又将如何呢？一个问题是它无法知道这一“自然”率是什么。很不幸，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设计出一种方法，以便对利率或者失业率的自然率进行准确、迅速的估计。而且“自然”率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最根本的难题是：即使货币当局知道“自然”率，并且试图将市场率钉在这一水平上，它也不可能制订出任何明确的政策。货币政策以外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市场”率偏离自然率。如果货币当局将这些偏差考虑进来的话，那么它必须对一系列较长期的影响作出安排。这些较长期的影响将使货币当局所奉行的任何货币增长趋势与政策原则相一致。那么，实际的货币增长轨迹就好象一条杂乱无章的小路，在那些使市场率暂时地偏离自然率的因素的冲击下而崎岖不平。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一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永远存在着暂时的此消彼长，但不存在着永久性的此消彼长。这种暂时的此消彼长并不是来自于通货膨胀本身，而是来自于未曾预料到的通货膨涨一般说来即来自于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存在着永久性的彼此消长这一广泛地为人们所持有的信念，是“高”与“提高”之间的混淆的另一复杂形态。而在较简单的问题中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这一混淆。通货膨胀率的不断提高可能会减少失业，但高通货膨胀率却不能。

    你也许会问：那么，“暂时”是多久见？对利率而言，我们掌握着一些系统性的论据，可以说明这些影响中的每一种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充分发挥其作用。但对于失业，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最多只能根据对历史证据所作的一些考察，而冒然地提出我个人的一些判断：一个更高的且未曾预料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初始影响，大约会持续2年到5年；此后，这一初始影响将开始出现逆转；正如利率一样，就业对新的通货膨胀率所作的充分调整，大约需要几十年．现在，让我们加上一个限定，这一限定既是对利率而言的也是对就业而言的：上述估计是就美国社会中曾发生过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一些变动而言的，而且是就这些变量的近似值而言的。至于一些规模颇为可观的变动，例如南美洲国家中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之变动，针对这些变动所进行的调整的全部过程则会大大地加速进行。

    下面让我们再换一种说法来表述这个一般性结论，即货币当局对名义数量予以控制，直接地，是对货币当局本身的负债数量予以控制。原则上，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这一控制手段而钉住名义数量——如汇率、价格水平、国民收入的名义数量、以这种或那种定义限定的货币的数量；或者钉住名义数量之变动率——如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或下降率、货币数量增长率。货币当局无法利用其对名义数量的控制而钉住实际数量——如实际利率、失业率、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实际货币数量、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或实际货币数量增长率。

    II．货币政策能起到的作用

    货币政策无法将上述那些实际变量同定在某一事先确定的水平上。但货币政策可以而且确实能够对这些实际变量施以重要的影响。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我自己对货币历史所作的研究，使我对约翰·斯脱特·米尔的那段经常为人们所摘录、受到了无数辱骂、且广泛地为人们所误解的评述，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写道：“从本质上说，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货币更微不足道；但货币充当节约时间与劳力的媒介物这一特性不在此列。对于那些将要进行的事情来说，货币只是一种使这一进程更为迅速、更为便利的机器，尽管当它不存在时事物的进程在迅速与便利方面要受到一些影响：象许多别种机器一样，当货币这架机器出了毛病时，它仅产生出它自身的明显的、且独立的影响。”

    的确，货币仅是一架机器，但它却是一架极为有效的机器。没有它，我们无法取得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产量及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当然，如果没有其它一些伟大的机器我们也同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机器遍布乡村，且它们多半只是使我们得以更为有效地行事，而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做成这些事情则需要以更多的劳动力耗费为代价。

    但是，货币有着一个为其它机器所不具备的特征。由于货币的渗透是如此之广泛，所以当它出现问题时。所有其它机器的运行过程都会陷入混乱。大萧条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而且并非仅此一例。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历次衰退，都或是由货币失调所产生，或是为货币失调所激化。每一次重大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扩张所引起——这些货币扩张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可恶的战争需要。战争迫使政府发行货币，以弥补公开税收之不足。

    在货币政策具有哪些功效的问题上，历史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课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课——是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听起来这似乎象是一个消极的建议：避免主要的错误。部分说来的确是这样。如果货币当局业已避免了错误的发生，或者，如果当时的货币安排仍然是早些时候（那时并不存在着有权去犯联邦储备系统曾犯下的那种错误的中央权力机构）的那种货币安排，那么，“大萧条”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那么严重．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避免了剧烈的、且反复无常的方向性变动——起先是以过快的速度扩张货币供给；而后，在1966年早期，又骤然刹车；再后来，在1966年年底，又倒转过来，恢复扩张，而且这次扩张货币供给的做法至少持续到1967年12月份，同时，这次扩张的速度，决于在不存在相当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所能长期保持的速度——那么，大致说来，过去几年中经济的运行状况会更为稳定且更为富有成效。

    即使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一主张，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建设，但它仍然是重要的。然而，很不凑巧，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建议。即使并不存在着拥有现在为联邦储备系统所掌握的那类权力的中央当局，货币这架机器也仍然会出现失调。在美国，1907年事件及更早些时候的银行危机，都说明了货币这架机器如何能够大致地自行出现失调。所以，货币当局肩负着一项积极的、且重大的任务：提出对货币这架机器的改进意见，从而减少其出现失调的可能性；并且对货币这架机器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加以运甩；从而使货币这架机器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使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这架机器滑润运行。第一项任务的完成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前者之于后者的重要意义却远非如此。一旦生产者及消费者，雇主及工人。都能充满着这样的信心，即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均价格水平将会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如果人们所抱有的信心是平均价格水平将会高度稳定那就更好了，那么我们经济体系的运行将是最佳的。在一切制度安排下，特别是在那些目前正风行于美国的制度安排下，价格与工资方面的可变性极为有限。我们需要保持在相对价格和工资方面进行变动的这种灵活性，而在相对价格和工资上的变动则需要调整时尚和技术的动态变动。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毫无经济意义的、绝对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动，就废弃价格与工资方面的可变性。

    在早些时期，金本位被用来使人们对将来的货币稳定性充满信心。在其黄金时代，金本位非常好地行使了这一职能。然而，很明显，金本位不再能够行使这一职能了。原因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确保金本位王国不受限制——而且，各国有着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如果货币当局钉住汇率，而且这种针住完全是通过下述作法而实现的：在不存在‘封存黄金”剩余或赤字的情况下，在不诉诸于公开的或隐蔽的外汇管制、或关税与限额方面的变动的条件下，按照支出流量的余额来改变货币数量，从而钉住汇率，那么，货币当局能够作为金本位的代用品而发挥作用。但是同样。尽管许多中央银行支持这种观点，但事实上很少有谁乐意实行这一作法——而且同样，他们不这样做也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一种政策，将使每一国家受制于其它货币当局的变幻莫测的货币政策（精心设计的或纯属偶然的）之下，而不是受制于非人为的、自动的黄金本位之下。

    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那么它唯有通过悉心审慎地利用其权力直至某一终点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我将在后面进行论述。

    最后，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它方面的主要波动。假如存在着独立的、长期的经济高涨——长期滞胀政策的支持者们称作战后的经济扩张——原则上，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低的货币增长率（低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有助于局面的控制。假如（正如目前的情况那样）一项爆炸性的联邦预算，预示着前所未有的赤字，那么，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低的货币增长率（低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使任何的通货膨胀危险得到控制。这将暂时地意味着较高的利率水平（高于正常情况下将占主导地位的利率水平）——目的在于使政府能够借到为弥补赤字所必需的资金——但是，通过对通货膨胀之加速的遏止，从长远发展势头来看，它将可能既意味着较低的价格水平，又意味着较低的名义利率。如果说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为该国家提供了一个将资源由战时生产转向和平时期生产的机会，那么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高的货币增长率（高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使这一转变更为顺利地进行——尽管历史没能提供有利的证据，以说明货币政策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会走得太远。

    我将这一问题放在最后，同时以严格限定的词句来阐述它——当与主要波动有关时——这是因为我相信；货币政策在抵消导致不稳定的其它力量方面所具有的潜力，比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要有限得多。我们的知识并不充分，从而不足以在较次要的波动发生时认识它们；或者对它们的影响作出具有准确性的预测；或者对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抵消它们的影响作出预测。我们的知识并不充分，从而不足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精心的、或甚是相当粗糙的变动，而达到既定的目标。特别是在这一问题上，“最好的”很可能就是“好”的反面。经验告诉我们：最明智的方法，是仅在其它波动带来了“明显的、且现时的危险”时，才使用货币政策公开地去抵消这些波动。

    III．应如何引导货币政策？

    应该如何引导货币政策，从而使它对于我们的目标作出其力所能及的贡献呢？很清楚，这里并不适宜阐述一项详尽的“货币稳定计划——这里借用了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在这本书里我努力地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我将仅限于讨论对货币政策的两条主要要求，而这两条主要要求是完全直接从上述讨论中得来的。

    第一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以本身所能控制的变量来指导自己，而不应该以不能控制的变量作为指导。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判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象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器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货币当局也是一样。在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变量当中，对于政策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指示器是汇率、由某些指数所定义的价格水平、及某种货币总额的数量——通货加上调整后的活期存款，或者是这一总额再加上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或者是某一更为广泛的总额。

    就美国这一特殊情况而言，汇率不是一个理想的指示器。要求大多数经济活动，对包含着对外贸易的这一微小的百分比作出调整，这可能是值得的，如果它将确保避免货币方面不负责任的现象的话——正如在真正的黄金本位下的情况那样。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适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采取的无论什么样政策的平均标准而这样做，那么则很难说是值得的。如果通过浮动汇率，而让市场对世界情况作出调整（我们的资源中有大约5%

    用于国际贸易），与此同时，并保持货币政策用以促进95% 的资源的有效利用，那么情况则会好得多。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三种指示器当中，价格水平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毫无疑问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如果其它方面都相同，那么价格水平将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些选择中最佳的一个——正如过去如此之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业已论证的那样。但是，其它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虽然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但比起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这几个货币总量之中的任何一个之间的联系，则要间接得多。此外，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长于对各货币总额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而且，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的时滞与程度，都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就某一特殊的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对这一影响将何时出现作出准确的预测。所以，直接控制价格水平的努力，很可能由于错误的起止而使货币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根源。也许，随着我们对货币现象的理解的不断加深，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变。但在我们目前的理解阶段上，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长久之计似乎是较为稳妥的。所以，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作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会小得多。

    对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避免政策方面的大起大落。过去，货币当局有时会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那样，但更为经常的是（尽管常常是为时过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却由于走得太远而犯了错误。为时过晚及过于频繁成了实践的写照．例如。在1966年早期，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向程度较轻的扩张方向迈进——尽管它应该至少在一年以前这样做。但是，当它起步的时候，却又走得太远，从而导致了战后时期最急剧的一次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因为已经走得太远，所以．在1966年底联邦储备系统改变航向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它又一次地走得太远，不仅恢复了早先过度的货币增长，而且超过了早先的增长比率。这一事件绝非例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一过程——正如1919与1920年期间，1937与1938年期间，1953与1954年期间，1959与1960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过度反应这一倾向的原因似乎是明显的：货币当局未能对它们的行动与对经济的一系列影响之间的时滞问题予以考虑。他们领向于按照今天的情况来决定他们的行动——但是他们的行动要在6个或9个或12个或15个月之后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感到非紧急刹车不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感到非立即加速不可。

    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是：货币当局应该通过公开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实现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稳定增长速度，而在其行动中自始至终地避免此类的摇摆不定。与对某一确定的、且已知的速度的采纳相比，精确的增长速度，与精确的货币总量一样，其重要程度就逊色得多了。我本人提出了这样一种速度，一般说来这种速度将能够实现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方面的大致稳定性。按照我的估计，要实现最终产品价格水平的大致稳定，则要求通货加所有商业银行存款之总和的大约3%

    - 5%

    的年增长率，或者要求通货仅加活期存款之总和的略低的增长比率。然而，与遭受那些我们业已经历过的、广泛的、且变化无常的骚乱相比，拥有一种大致说来将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比率（如果它是稳定的话），则要可取得多。

    在没能采取这样一种公诸于众的、以稳定的货币增长率为内容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奉行避免大幅度摇摆的原则，这也将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国家，货币增长率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货币增长率大幅度波动的时期，同样也是经济活动大幅度波动的时期。

    通过为自己确立一条稳定的航线并始终保持这一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促进经济稳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通过以稳定的然而却是温和的货币数量增长为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避免价格膨胀或价格紧缩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其它方面的力量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从而要求变动与调整，甚或干扰了我们的措施的顺利进行。但是，稳定的货币增长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下述基本力量有效运转的货币环境：进取心、独创性、创造力、勤奋及节俭。而这些基本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所在。这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上对货币政策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同时这也是一项伟大的政策——毫无疑问地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

    版权说明：1968年，美国经济协会。

    密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见于《美国经济评论58》，第1册（1968年3月），第 1-17页。经允许重新出版。

    美国经济协会第80次年会上的首席演说，华盛顿D·C·，1967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