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将要进行的这些说明，首先讨论最近的一项理论发展，然后对数量理论的实证证据予以概括，最后以对政策含义的讨论为结束。在政策含义的讨论中，则特别地对自1971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范围内的纸币本位的各种可能含义予以侧重。
合理预期理论
1961年由约翰.F.马司在一篇久为人们所忽略的文章《合理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种下的一颗种子，若干年后，开出了姗姗来迟的花朵，这便是后来的一项理论发展。合理预期理论在静态均衡分析或长期均衡分析方面，没有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它的贡献集中在动态方面——短期变动，所以，它的贡献潜在地集中在稳定政策方面。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一个世纪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的人。”长久以来，这一点一直为各派别的作者们所承认。公众从实践中学习，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这一趋势，构成了戴维·休姆的下述观点：货币扩张仅在其最初阶段才“会对工业起促进作用”，但如果货币扩张持续进行的话，那么终究它将会为人们所预期，从而只影响到价格与名义利率，而不影响实际规模．它也构成了与自然失业率假说相关联的另一种观点：以货币措施（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失业增加的这种“充分就业”政策，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不仅导致不稳定的通货膨胀，而且导致围绕着一种上涨趋势波动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人们经常通过下述比喻来说明这一结论：通货膨胀就好比这样一种麻醉剂，吸毒者必须服用越来越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快感。
尽管如此，在决定对货币方面及其它方面的变化的动态反应问题上，预期的重要性及预期的形成方式等，仍然大体上是不明确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卢卡斯与萨金特将马司的这一合理预期思想，明确地应用到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可能性及稳定政策中来时为止。
合理预期理论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各经济单位，就好象它们的预期不仅完全地与目前可得的关于世界局势的信息相结合，而且完全地与关于各交量间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论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的预期，平均说来大致是正确的（这种表述的简化形式掩盖了阐述中的根本性问题）。
合理预期假说对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合理性有着深远的意义。假设一位统计学家能够设计出一种模型，从而对过去某一时期中的所有有关变量进行高度准确的预测；又假设人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货币制度，如果在过去那一时期中，在那一模型下使用这种制度，则必定早已能够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比如说，将失业率保持在4%～5%
。现在假定那一政策制度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采纳，那么，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人们创造出这种制度时所针对的那种模型将不再起作用。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经济等价物将取而代之。这一模型是针对那种不存在那一货币制度的经济而言的。将这一货币制度付诸实施，那么它将改变合理预期，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即使不将这一制度付诸实施，该模型也很有可能只有在其存在得到保密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如果市场活动的参与者知晓了这一模型，那么他们将在形成其合理预期时使用这一模型，从而或大或小地审改了这一模型。很少有人对下述观点表示怀疑：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都总是当经验把它否定时而要重新加以设计；或者说，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制作者都已对合理预期理论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
一种已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并业已产生了最大的分歧的理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含义，就是所谓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中性假说——特别地，是关于意在促进经济稳定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的中性假说。各经济单位的正确的合理预期将包含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的正确估计，所以各经济单位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时将对这样的政策予以考虑。如果进一步给定自然失业率假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都仅会影响到名义数量的情况，而不会影响到如产量与就业等此类的实际数量。有关当局只有通过“愚弄”参与者才能影响到事件的进程，即以一种不可预测的特殊方式行事。但是，一般说来，这种严格特定的干预将会破坏经济的稳定性，而不是使经济趋于稳定。这些干预只会在经济中注入另外一系列的随机冲击，而参与者必须对此作出调整．同时，这些冲击又削弱了参与者形成正确的和准确的预期的能力。
以上是对合理预期假说及其含义所作的一个高度简化的说一明。一种经济的在各种情况下均合理的模型，不会因为被公诸于世而失去其正确性。系统的和公布于众的政府政策的所有实际影响不会完全流于虚无。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以一种逻辑上令人满意的方式构造该假说的过程中，出现在为该假说赋予一种实证内容的过程中，特别地出现在融合多位（而不是单值）预期，并对长时期内事件的非独立性予以考虑的过程中。这一领域的探索突飞猛进；在合理预期革命完全为人们所把握之前，我们相信将会出现迅速的进展及业已取得的观点方面的诸多改变。
实证证据
在经济现象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实证规则，象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与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系那样，基于如此之多的证据，适用于如此广泛的情况。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观：单位产量货币数量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反之，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况：价格水平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单位产量货币数量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而价格与货币数量同步变动的事例，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遍布地球的每一角落的众多国家中，且在各种各样的货币安排下，却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影响方向的问题，而影响方向问题正是存在着最大分歧的问题。价格方面的上升或下降（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将产生出货币数量方面的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所以，货币变动是一种被动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又会导致价格方面的同方向变动，所以，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控制。第二种解释——即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大动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得到了各种货币安排情况的有力支持，而我们正是在这些货市安排下来考察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的。但毫无疑问，这一解释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数量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可能是任一方向的（这取决于货币安排）。
来自于硬币本位的证据。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货币几乎全部是金属制成的：铜，黄铜，白银，黄金。金属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最为显著的变动，来自于受潮与削割，来自于改变该种金属的一定实物量所具有的名义价值的政府法令，来自于新的金属资源的发现。经济史上充满着头两种情况的事例，充满着头两种情况与名义价值方面的相应变动同时发生的事例。16世纪新大陆上金属资源的发现，是第三种情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例证。由此而导致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与16世纪及17世纪的价格革命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存款货币与纸币均有更大程度的发展，但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与美国的黄金发现仍然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当黄金存量的增长减慢时，特别是当各个国家先后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德国是在1871年-1873年，拉丁货币联盟是在1873年，荷兰是在1875年-1876年）或从银本位回归金本位（美国是在1879年）时，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缓慢但相当稳定地下降了大约30年。19世纪8O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黄金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又极大地为采矿与冶炼方法的改进所加强，特别地为在经济上可行的、从低质矿石中提取黄金的氢化物方法的使用所加强），导致了世界黄金存量更为迅速的增长。此外，没有其它有影响的国家再转向金本位。这样一来，从19世纪助年代中期到1914年，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上涨了25%-50%。
来自于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证据。一些存在着较大的货币骚乱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货币数量的作用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奥地利及苏联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希腊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与后期中许多南美洲国家及某些其它国家的价格急剧上涨（如果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的话）。这些20世纪的历史事件业已得到了比一些较早时期的历史事件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肯定地证明了货币数量变动的关键作用。
在一价格水平相当稳定的时期之后而发生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通常开始于战争时期——尽管近来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已很普遍了。重要的是某些因素（通常是为政府的非常支出筹集资金）导致了货币数量的更快增长，价格开始上涨，但其增长速度慢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实际数量有所增加。其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人们重新调整他们的货币余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第二，开始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预期：价格的上涨是暂时的。且将为价格的下降所伴随。此类的预期使货币成为持有资产的一种理想形式，从而导致了以实际形式表示的合意货币余额的增加。
随着价格的持续上涨，人们的预期得到了修正。货币持有者开始预计到价格将继续上涨，从而减少合意的货币余额。他们还将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措施来消灭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货币余额之间的偏差．结果是价格开始以快于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而上涨，而实际货币余额开始下降（亦即：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加快）。这一过程将走得多远取决于货币数量增长速度。如果货币数量增长率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那么实际货币余额将归到一种虽低于初始水平、但大致不变的水平上——一个不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意味着一个大致不变的合意实际货币金额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最终地将以与货币数量增长相同的速度员上涨。如果货币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也将随之下降。随着人们对其预期的重新调整，这依次地又将导致现实的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反之亦然。一旦这一过程进入了全力进行状态，实际货币余额方面的变动将为货币存量变动率方面的滞后变动所伴随。这一时滞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率的预期明显地部分地基于对前几年之经历的平均估计，加以平均的时期越短，通货膨胀则越为迅速。
在这些极端情况中，那些业已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并导致了交换媒介的完全崩溃的价格变动率是如此之高，且实际货币余额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致于导致了替代货币（通常是外国货币）的普遍引入。在这一点上，全新的货币体系的引进已成为不可避免。
当通货膨胀实际地为价格控制所抑制，从而在为法令所允许的价格与在不存在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将占主导地位的价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时，也会出现与前面相类似的现象。这一差异阻碍了货币作为一种实际的交换媒介而发挥作用，此外还导致了替代货币的引人，有时甚至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替代物，如第二次大战后德国使用的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
其它证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20几年里，关于货币现象的出版物如洪水滔滔。大致说来，这些出版物可归纳为相互重叠的两种类型：性质上的与计量上的；而且这些出版物所涉及的是相互重叠的两类问题：货币变动的静态影响或长期影响与动态影响或周期性影响。
下面是一些主要的研究结果：
1．不论是对长期来说还是对短期来说，在货币数量增长率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一致的关系（尽管不十分精确）。如果货币数量增长迅速，名义国民收入也将迅速增长，反之亦然。与在短期中的情况相比。这一关系在长期当中则密切得多。
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当中各国间情况的比较，近期的两项计量经济研究业已对货币变动的长期影响作了检验。洛西恩对1956－1980期间的20个国家作了研究，他总结道：“在这篇文章里，我检验了与货币数量理论有关的三种假说：古典中性主张（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变动在长期当中并不影响实际规模）；影响汇率的货币渠道（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变动主要地反映了某些国家当中单位产量货币量的变动）；费雪方程式（持久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名义利率方面的差异）。各种数据资料与头两个假说完全一致，且适当地支持了第三个假说。”
达克对1962—1982期间的33个国家进行了研究。虽然他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与前者有所重叠，但他的研究方法却是毅然不同的。他总结说：“其（指这一研究）发现说明了：（i）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可以用较少的几个变量极好地加以说明，主要是实际国民收入与利率；（ii）名义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它也与其它变量的行为相联系，主要是利率；（iii）名义国民收入方面或其决定因素方面的大部分变动，均为价格的上涨所吸收；（iV）甚至在一个为期20年的时期当中，某些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也会在一重要的程度上为实际产量的增长所吸收；（V）预期是合理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十分薄弱。”
2．关于长期问题的这些发现，反映了这样一种长期货币实际需求函数：正如达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需求函数仅涉及较少的几个变量，高度稳定，且在不同国度中的情况极相类似。这一函数相对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弹性近似于1，偶而较低一些，但通常较高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增长迅速且货币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国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一函数相对于利率的弹性为负，且绝对值相当低。所需束的实际货币数量不受价格的影响（即不存在“货币错觉”）。
3．在短期当中，货币增长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常常从人们的肉眼下消匿，这部分地是因为短期中的这一关系不如长期中的这一关系来得紧密，然而更多地是因为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且需要多长时间这本身又是变化不定的。今天的国民收入增长与今天的货币增长之间联系得并不紧密；它取决于货币过去的变动情况。今天所发生的货币变化所影响的是国民收入将来发生的变化。
4．对于大多数主要的西方国家来说，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要在大约6—9个月之后才会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的命化、人只是一种平均估计。并不是在每一情况下都成立。这一时滞有时较长，有时较短。特别地，在高水平的且高度可变的货币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下，这一时滞将趋于缩短。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