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当瑞典银行为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而设立经济科学奖金时，不论是在科学家当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当中，在经济学受到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适当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曾存在着普遍的怀疑——正如无疑地现在仍然存在的那样。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被看作是“精确的科学”，在这些学科当中，客观的、累积的、确切的知识是可能获得的。经济学及其它类似的社会科学更近乎于被看作是哲学的分支，而不是适当定义的科学分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人类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价值判断的羁绊之中。在社会科学当中，学者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及与他们相类似的其他人的行为加以分析，而反过来他们又在遵循着学者们的论述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社会科学难道不需要有其与物理科学及生物科学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吗？难道不应该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它们加以判断吗？

    I．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我本人从未接受过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了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而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及可能性的误解则更甚。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不存在着“确定的”实质性知识；而只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假说：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被“证明”，而仅可能成功地避免遭到否定；我们对这些假说所怀有的信心或多或少，这取决于这样一些特点：如相对于它们本身的复杂性及相对于其它可供选择的假说而言，这些假说所包含的实践的广度，及这些假说避开可能遭到的否定的次数。不论在社会科学当中还是在自然科学当中，实证知识体系的扩展，来自于尝试性的假说在对它意在加以说明的现象进行预测时所遭到的失败；来自于对该假说的不断完善，直至一个能更精确或更简洁地包含这一棘手现象的新假说的得以提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在这两种科学当中，实验有时是可能的，有时又是不可能的（以气象学中的情况为证）。在这两种科学当中，没有任何实验曾完全地得到了控制，而且实践常常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它与有所控制的实验是等价物。在这两种科学当中，都无法存在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也无法避免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中的高德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及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或自我失败预言等，都为这些局限性提供了例证。

    当然，不同的科学所要解决的专业问题不同，有着不同的证据体系可供利用（例如：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相比，内省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重要得多的证据来源），发现不同的最为有用的分析方法，并在对它们所研究的现象的预测方面业已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但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和气象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同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与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这类差别一样大。

    即使是区分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这样的难题，也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我清楚地记得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宴会上，我坐在一位同行经济学家和一位伟大的数理统计学家兼遗传学家罗纳德·A·费雪之间．我的这位同行经济学家给我讲述了他所指导的那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生的一件事：在谈到关于工会的影略的某一分析意见时，这位学生说到；“毫无疑问，X先生（具有不间政治主张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一点。”我的同事将这件事看作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可怕的指控，原因就在于它说明了不存在价值考虑的实证经济科学之不可能性。我转过来问罗纳德爵士：这样的事情是否确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他激动地否定了这一点，接着他又讲述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以说明他可以多么准确地从政治观点中推导出遗传学方面的观点。

    我的伟大的老师之一，韦斯利·C·米切尔使我深深地懂得了下述问题的基本原因：为什么不论学者们的价值观念如何，也不管他们多么强烈地希望传播并促进这些价值观念，他们都将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一种不存在价值考虑的科学。当我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建议某一行动进程时，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这一行动进程是否会实际地促进这一目标。明显地，使我们得以对某一可能的行动进程的种种结果作出预测的实证科学知识，是作出如下规范判断的先决条件：那一行动进程是否是合意的。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所以良好的愿望反而成了通向地狱之路的铺路石。

    在经济学当中这一点则尤为重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着具有社会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超出一般的高失业率，经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在某些情况下）对人类自由的压制。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坏人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达到这些结果，也不是由于各国居民之间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而是由于人们对政府措施的各种结果的错误判断：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由实证经济科学的进步而能够加以改正的错误。

    我不准备抽象地对这些观点加以探讨（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我已经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些方法论问题），我将通过对业已成为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的一个特殊经济问题的讨论，来说明经济学的实证科学性质；这一特殊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整个该时期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例证，然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专业观点方面的具大变化，却主要地是下述科学反应所引起的：对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说的实践的科学反应——对一科学假说加以改进的、完完全全的传统程序。

    在这里我无法详尽地罗列出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所业已进行的工作，也无法详尽地罗列出导致该假说的改进的有关证据。我只能匆匆掠过，希望能反映出该方面的工作及该方面的证据的精神实质，并指出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专业分歧，一直交结着人们在货币、财政及其它因素在影响总需求的相对作用问题上的分歧。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名义总需求方面某种变化（不论是如何引起的），如何通过就业及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化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导致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动时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可能独立于该项变动的根源；相反地，货币、财政或其它力量对名义总需求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就业与价格水平的反应如何。很清楚，要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就不得不同时对这二者加以考虑。然而，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就第一近似而言，对就业及价格水平的影响可能仅取决于名义总需求的变动幅度，而不取决于名义总需求变动的根源。不论在这两方面问题中的哪一方面，今天的专业观点已截然不同于二战后初期时的专业观点，原因在于实践已否定了暂时地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种假说。所以这两方面问题中的任一方面都可以用来说明我的主要议题。为了使本篇演讲篇幅得当，我只选取一个方面来阐述。我选取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与我的关于导致名义总需求变动的力量的早期著作的充分性相比，近来的实践情况使我对我的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早期著作的充分性更加不满意．

    II．第一阶段：科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专业分析已经经历过了两个阶段，现在正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们对一个与A·W·菲利普斯这一名字相联系的假说的接受，即这样一种假说：在失业水平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比关系——失业的高水平总是伴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低水平的失业总是伴随着工资的增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提高，并通过将价格超过工资成本的剩余部分看作是由一大致不变的毛利因素所给出，工资的变动依次地又与价格的变动相联系。

    图19·1给出了这一假说，在这一图中我仍然采用标准的做法：将失业直接地与价格变动相联系，而超过工资这一中间环节。

    这一关系被广泛地理解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交替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低失业为政策目标，如UL。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接受通货膨胀率A。余下的问题则是能产生出为实现外所必需的名义总需求水平的各种措施（货币的、财政的或者是其它方面的）的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措施选择完毕，则不再需要考虑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这一组合的保持问题。或者，政策的制订者也可以选择低通货膨胀率、甚或通货紧缩作为他们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接受较高的失业水平：当通货膨胀为零时，失业水平为U0；当通货膨胀紧缩时，失业水平为UH。

    于是。经济学家们便忙于从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证据中概括出图19·1所描述的这一关系，排除外来干扰的影响，并阐明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等等。此外，他们还对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方面）与失业（作为另一个方面）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社会损失作了考察，以便于作出“正确的”交替选择。

    不幸的是，新增加的证据未能与这一假说相一致。这一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估计并非个人满意．更为重要的是，似乎与特定的失业水平相一致的那一通货膨胀率并没有保持固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种种情况下，那时各国政府都在力求促进“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率在任一国家中都随时间而趋于上升，而且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看，早期曾与低失业水平相联系的一些通货澎胀率，到了后来又与高失业水平并驾齐驱。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这一现象，日益激起公众及经济学界的担忧，并得了“滞胀”这个不美妙的称号。

    一开始我们中的有些人就对一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这一怀疑主要是基于理论方面，而不是基于实证方面久我们认为：对于就业来说，重要的不是以美元，或英镑、或克朗所表示的工资，而是实际工资，即这些工资所能购买到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的确，低失业率意味着存在提高实际工资的压力，但如果物价水平以更大的幅度下降的话，即使名义工资降低，实际工资也可以提高。同样，高失业率的确意味着存在降低实际工资的压力，但如果物价水平以更大的幅度上升的话，即使名义工资提高，实际工资也可以下降。

    为了减少失业而实行的通货膨胀有着明显的加速趋势，但没有必要为说明这一明显的加速趋势而假设一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它可以通过名义需求方面的意外变动对市场（它们是以资本及劳动力的隐含的、或明确的长期合同为特征的）的影响而得到说明。长期的劳动力合同可以通过雇主获得关于雇员的信息及雇员获得关于其它就业机会的信息的耗费，加之这样一种特定的人力资本而得到说明：这种特定的人力资本使得某一雇员对某一雇主所具有的价值随时间而增长，并超过他对其它潜在的雇主所具有的价值。

    只有意外事件才会产生影响。如果每个人都预测到价格将以（比如说）年20%

    的速度上涨，那么这一预测就会反映在将来的工资契约（或其它契约）上面。这样一来，实际工资的变动情况将完全与人人都预测不存在价格上涨时的情况相同，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与20%

    的通货膨胀率相联系的失业水平不同于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失业水平。然而如果是意外事件则大不相同了，当存在着长期合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长期合同本身就部分地是知识不充分的结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又加强并扩散了知识不充分的影响。首先，长期合同意味着：不存在即刻的市场清算（如易腐烂产品市场中的情况那样），而只存在价格与数量对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变化所作出的滞后调整（如房屋租赁市场中的情况那样）。第二，长期合同还意味着：所签订的合同，不仅取决于可观测的当期价格，而且取决于被预期为将在该合同的整个期限内占主导地位的价格水平。

    III．第二阶段：自然率假说

    顺着这些思路发掘下去，我们（特别是E·S·费尔普斯及我本人）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对名义总需求方面的意外变动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加以区分的一种假说。例如：从某种稳定的初始位置出发，假定出现了一种名义总需求的意外膨胀。这在每一生产者看来意味着对其产品的需求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好势头。在变化总是发生在对各种产品的相对需求方面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知道这一变化是为他所独有的呢，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于该生产者来说，将这一变化至少部分地看作是为他所独有的，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才是明智的。方法是力求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以这样一种价格而出售，即这种价格在他看来将高于将来产品的预期市场价格。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他将愿意支付较高的名义工资。这将高于以前他所愿意支付的工资水平。他所关心的实际工资是以他的产品的价格表示的那种工资，而他预计地的产品的价格将高于以前。所以，在他看来，一较高的名义工资却意味着一较低的实际工资。

    对于工人来说情况却不同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工资的购买力，但这一购买力不是对他们所生产的那种特殊产品而言的，而是对一般说来的所有产品而言的。不论是工人还是他们的雇主，他们对其关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预计所作的调整都较为缓慢，慢于他们对其关于他们所生产的那种特殊产品的价格的预计所作的调整，原因在于获得有关一般价格水平的信息所需的耗费较大。这样一来，名义工资的提高可能会被工人看作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并进一步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与此同时，名义工资的提高在雇主看来却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并进一步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若以各种预计的将来价格的平均值来表示实际工资，则实际工资是下降了；但若以所预计的将来平均价格来表示实际工资，例实际工资是提高了。

    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假定名义总需求及价格水平的较高增长率得以继续，且各种预期都将经过调整而与现实相一致。在新的情况下，这种初始影响将会消失，而且当工人及雇主发现他们业已陷入不适当的契约的桎梏之中时，情况甚至会逆转。最终，就业将回复到名义总需求的这一假定的、意外的激增发生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那一水平上去。

    图19·2描述了这另外的一种假说。同图19·1中的曲线一样，图19·2中的每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也都是菲利普斯曲线。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或日预计通货膨胀率而言的；这里的通货膨胀率指的是价格变动的预期平均比率，而不是单个价格变动的各种预期比率的平均值（对于后一种概念。曲线的次序则相反）。从点E出发，假定通货膨胀率从A变化到B（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并保持在B的水平上。这时，失业水平将沿着与预期通货地胀率A=（1/P）（dP/dt)相对应的那一曲线而移动，下降到UL，即点F。随着预期的调整，这一短期曲线将向上移动，最终达到与预期通货膨胀率B相对应的那一曲线。同时，失业水平将逐渐地由F移动到G（更充分的论证请看《价格理论》一书）。

    当然，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化了。它只假设以一种意外变动，然而毫无疑问，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意外变动；它没有明确地涉及时滞问题，或超前问题；也没有涉及预期形成的过程问题。但它确实着重说明了下述关键问题：重要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UN），它与实际的力量及准确的预计相一致；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

    “自然失业率”是我所引入的、旨在与K·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相对应的一个称谓。它不是一个数值常数。相反，它取决于与货币因素相对立的“实际”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竞争或垄断程度，阻碍或促进到各种职业部门去工作的因素，等等。

    例如，出于以下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一直明显地上升：第一，妇女、青少年及非全日制工人在劳动大军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加。与其他工人相比，这些人在就业方面有着较大的流动性：更为经常地进出劳动力市场，并更为频繁地转换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将趋于经历较高的平均失业率。第二，更多行业的工人业已有机会享受到失业保险及其它形式的对非就业人员的援助，而且不论在期限上还是在数额上这些援助都更为宽大。所以，失去工作的工人现在所面临的寻找其它工作的压力较小，他们将趋于更长久地等待，希望能被招回到原先的就业岗位上去（这种愿望通常能得到实现），而且对于他们所考虑的各种就业机会可能会更为挑剔。再者，失业保险之可得性使得下述作法更具有吸引力：不管怎样，先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再说。所以，失业保险可能刺激了业已出现了的劳动力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

    不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其它国家来说。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问题都还有待于作更为细致的分析。此外，所记载的失业数字的含义，及这些数字记载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还有待于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公共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我目前的有限目的来说，它们却是一些枝节性的问题。

    就业状况与一经济的效率水平或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属于另外一个话题。虽然这一问题对于公共政策也有着根本重要的意义，但在我目前的讨论中仍不占主要地位。有一种倾向认为：记录中的高水平失业必然地是资源非有效使用的证据，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了。低水平的失业率也可能是一种强制征集经济的象征，这种经济低效率地使用其资源，并诱使工人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如闲暇时间珍贵的产品而牺牲他们的闲暇时间，同时使工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实际工资将比真正的要高。此外，一低水平的自然失业率也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些机构安排：这些机构安排限制了变动的产生。一高度静止的、僵化的经济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固定的工作场所，而一动态的、极为进步的经济（这种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不断变换的机会，并促进了灵活性），却可能面临着高水平的自然失业率。为了说明相同的自然失业率如何可能与截然不同的情况相对应。下面我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1950至1970期间内，日本与英国都有着低水平的平均失业率，但日本所经历的是高速增长，而英国所经历的却是停滞。

    这种‘自然失业率假说”，或曰”加速主义假说”，或曰“预期调整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这是人们对它的各种命名），到目前为止，业已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接受（尽管这种接受决不是毫无异议的）。但一些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更多的人虽然认识到了短期曲线与长期曲线之间的差别，但他们甚至认为长期曲线也有负斜率（尽管长期曲线比短期曲线更陡）；有些人以通货膨胀之加速度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来替代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他们认识到了（但并没有加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将他们引导到二阶导数上来的这种逻辑推理，同样有可能将他们引导到更高阶的导数上来。

    目前的许多研究都在致力于探讨这个第二阶段的各个方面：该过程的动态研究，预期的形成，能够对实际变量产生可预测的影响的系统性政策（如果有的话）的种类。我们可以期望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取得迅速的进展．（在“合理预期”方面的研究工作应该给予特殊的提及，特别是约翰·马司，罗伯特·卢卡斯，及马斯·萨金特等人的创造性贡献。）

    IV．第三阶段：斜率为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尽管对这第二阶段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穷尽，更不用说将这些研究成果完全地吸收到经济著作中来，但事物的发展却已经产生了向第三阶段的迈进。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常伴随着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失业率；对于为期几年的时期来说则尤为如此。这类时期的简单的、统计性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正，而不是呈垂直状态。第三阶段正是以容纳这种明显的实证现象为宗旨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将经济经历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包括到该分析中来。至少不应将某些政治现象当作独立变量来对待——用计量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当作外生变量——而是必须将这些现象本身视为由经济事件所决定，当作内生变量。第二阶段深受过去几十年中经济理论的两大发展的影响——一个是由乔治·斯蒂格勒率先倡导的不完善信息之分析，及获得信息之成本的分析；另一个是由加里·贝克尔率先倡导的在劳动力合同形式的决定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分析。我相信：第三阶段将深受第三个重大理论发展的影响——即经济分析在政治行为中的应用分析。在该项分析领域中，肯尼思·阿罗，邓肯·布莱克，安东尼.唐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此外还有斯蒂格勒及贝克尔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明显的正比关系，一直是政府政策制订者极为关注的根源。下面我引证一段英国首相卡拉汉最近发表的一篇讲话：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就可以找到走出萧条的途径，并增加就业。让我坦率地对你们说，这种交替办法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这种交替办法确实曾存在过，它也只能是通过向经济当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来发生作用，而这种注入又伴随着更高水平的失业。以作为下一项措施……这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

    加拿大政府的一份白皮书上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北美），一直伴随着测得失业率的提高。”

    这些表述都非同寻常。正如它们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它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在整个战后时期当中几乎为每一西方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

    某些证据

    表19·1及图19·3、19·4给出了过去20年中的一些更为系统的证据。这些图表反映了过去20年中7个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根据表19·1中给出的5年平均数，我们发现：在头两个5年期间（1956－1960，1961－196O，这

    7个国家当中有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水平呈相反方向变动——即人们所期望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结果；在第二个5年及第三个5年期间（1961－1965，

    1966—1970），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

    4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在最后两个5年期间内（1966－1970，1970一1975），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且，即使唯一的这一例外情况——意大利——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例外。的确，尽管通货膨胀率在1971－1975期间内比前5年提高了3倍以上，而在1971—1975期间内失业水平却平均略低于前5年的水平，但自1973年以后，通货膨胀与失业都出现了急剧的上升。

    图19·3中所描绘的所有这7个国家的平均值，更为清楚地反映了正斜率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向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转化。在头两个5年期间内，这两条曲线是相反方向变动；而从那。以后，这两条曲线则同方向变动．

    图19·4中的年度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虽更为复杂，但内容类似。早些年间，价格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多样：从意大利形式的基本没有关系，到英国与美国式的相当明确的年际间的反比关系。然而近些年来，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中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同时显著增长的情况（尽管对于日本来说，与其它国家的情况相比，其失业水平的上涨相对于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涨要小得多，它反映了失业水平在日本的不同机构郊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