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北战争以来这一个世纪当中的美国货币史，一直是多彩多姿、变化无穷的。在追踪其曲折历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下列问题加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安排，大管理机构的作用，个性在事件形成中的作用，及其它似乎与会计室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美国货币历史的纷繁特色使得这一世纪的实践经验对于研究经济变动的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价值。虽然他无法控制这一实践，但是他可以在足够分立的条件下对货币经历加以观察，从而将共同的因素从偶然的事件中分离出来，并取得相当的信心：即使在其它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指望这些共同因素得以成立。
纵观我们所详细检验的这近于一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发现：
1．货币存量的发展变化一直与经济活动、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化紧密相联。
2．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变动通常有一独立的根源；货币变动并不简单地是经济活动变动的反映。
我们可以这样期望：货币实践的这些共同因素，构成了我们将来发展的特征，正如它们代表了我们过去发展的特征一样。此外，我们还可以期望将来的发展（同过去的发展一样），为下面这一较为不特殊的概括提供进一步的例证：
4．在货币问题上，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重要的相互关系通常完全是映入我的眼帘的那些表象的反面。
1．货币存量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1867到1960，在我们拥有货币存量估计值的这93年中，曾有过两次主要的价格膨胀：1914－1920，及1939－1948期间一倍以上的价格上涨，这两个时期刚好分别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中及战后时期。在这二次战争当中，还存在着货币存量的一倍以上的增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货币存量的增长规模如此之大，这在任何其它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未曾出现过。
只有在一个时期当中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持续相当长的、和平时期的价格上涨。即1897－1914年，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上涨了40% 一50%
。1897—1914期间货币存量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其它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除外）。人们普遍担心：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可能会最终地变成另一个这样的价格长期持续上涨时期。然而，很清楚，到1960年为止，情况并不是这样。1945年以来主要的价格上涨，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遗患，或者是与朝鲜战争有关。
1882－1892，1903-1913， 1923-1929，
1948-1960，我们认为：这93年中的这4个阶段表现出了相当高度的经济稳定性。在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化问题上每一阶段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而其余各阶段，在货币及收入的年际变化方面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较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93年当中，曾有过6次严重的经济紧缩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灾难与失业，商业周期历史学家将这些紧缩时期限定为：与平均大约4年发生一次的、较温和的紧缩相比，这些紧缩时期在规模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的话）（见图18·1）。最为严重的紧缩发生在1929至1933年期间。其它几个紧缩时期分别为：1873－1879，1893－1894（或者应该说是1893-
1897这整个时期，它包含了为一短暂的、不充分的扩张所分开的2个商业周期紧缩时期），1907－1908，1920-1921，及1937-1938。这些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每一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货币存量下降，其中最为严重的下降发生在1929-1933这一紧缩时期，在程度上能与这6个时期相比的其它下降时期只有这一时间序列的头一年，即1867-1868年，这是对南北战争时期的货币管用品加以清算的最后阶段。在整个这93年当中，只存在两个其它时期：1948-1949，及1959－1960，在此期间内货币存量的下降明显地长于零星的、较短的几个月时间；然而，与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任何一个相比，这两个时期中的货币存量下降在程度上绝对地较小。而其余的紧缩时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与扩张时期相比，紧缩期间内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较慢（而不是绝对地下降）。
在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有
4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1873-1879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美钞与铸币支付之恢复的争论，及1873年银行危机而引起的；19世纪90年代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白银的作用的争论、1890年的银行危机及1893年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而产生的。1893年的银行危机所涉及的是各银行对存款与通货的可转换性的协调限制；1907－1908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恐慌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恐慌也与限制有关；1929—1933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系统的崩溃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系统的崩溃涉及了1/3的银行因失败或合并而消失，并以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放假及为期一周的银行活动完全停止而告终。在严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完全与这四次危机相比的另一次银行危机也发生在这整个的期间内，即1884年的银行危机。这是我们所研究的期间内第三个长的紧缩时期（1882-
1885）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插曲，它处在严重紧缩时期序列的分界线上。
在其它两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即1920-1921，1937-
1938，货币存量的减少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行动的结果：在1920－1921期间，1920年早期出现了贴现率的急剧上升，而大约4个半月以后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上升；在1937－1938期间，1936年及1937年早期存款准备比率提高了一倍。在这两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相应减少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下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减少都不是导致银行危机的根源。
在我们的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最为紧密的相互关系是（一方面）货币存量的长期和周期变动，同（另一方面）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的相应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周期当中，因为实际国民收入与名义国民收人趋于同方向变动，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的周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货币存量的长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较为不紧密得多。在早些时候所提到的这4个稳定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当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货币存量与价格却是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长着，在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下降1%
，而在另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上升2%
。很明显，只要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进行得相当顺利时，那么决定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力量则大致地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的明显不稳定则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之不稳定。
2．货币关系的稳定性
货币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长期以来，不仅是十分紧密的，而且在形式上及性质上也是高度稳定的。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变动后美国与英国循相对价格调整情况，是关于基本经济关系之稳定性问题的一个有力证据。我们掌握着自1871年以来的极为连续的资料序列（见图18·2）。在1871-1949这79年中，美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美国与英国的内部货币结构，及将它们连结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安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尽管存在着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价格指数方面存在着统计误差，但是，以1929年为100的调整价格比率在这79年当中（有一年例外）介于84到111之间。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932年。它反映了随1931年秋季英国货币贬值而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崩溃。这使得英国在英镑区以外、在美国贸易所及的世界中暂时地失去了代表作用。一年以后，这一比率又回到了早先的幅度之内。而且，在最初的10年中，这一幅度的最高水平及最低水平几乎都曾出现过：在这一时期当中，这一比率由1871年的111变化到1876年的86。1950年，在英国于1949年秋季再一次货币贬值后，如1932年一样，这一比率超出了原有的变动幅度，这一次上升的规模要大得多，达到了143。这一次偏离持续的时间较长，这部分地是因为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作用较小。但是，我们认为，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抑制价格上涨或其在所计算的价格指数中等价物之表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的发展。然而，年复一年，这一比率一直下降到1958年才停止，这时的比率为118，稍稍超出了原先的变化幅度；1960年，这一比率仍然大致地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尽管我们习惯于把美国看作是自给自足的，但是，西方世界之经济一体化已足够他接近于使美国的价格相对于外部价格而几乎不具有灵活性（当一种价格都以一种共同的货币来表示时）。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价格关系相比，在如何取得某种价格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更大的余地——是通过内部价格的变动还是通过汇率的变动？关税方面的广泛变更，某一重要的黄金购买计划，资本流动方向方面的大规模改变（见图18·2），或者我们的贸易伙伴对广泛的外汇控制的取消，等等，这些因素中没有一种曾根本性地改变过为取得某种国际支付均衡所必要的价格关系。
货币流通速度——它反映了社会的货币持有偏好——为基本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提供了另一个例证。由于美国人民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且也许还由于储蓄因银行机构的普及而变得更为顺利，相对于美国的国民收入来说，该社会掌握了绝对较大的货币数量，这就是说：货币的流通速度下降了。1869年，货币存量总额小于3个月的国民收入；1960年，货币存量总额多于7个月的国民收入。所以，流通速度的数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的进行却是相当稳定的：在19世纪80年代及
19世纪90年代早些时候的价格下降时期内，因为价格下降使得货币的持有更具吸引力，所以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稍微快一些；而在1897－1914的价格上涨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稍微慢一些。主要的例外情况只有两种：一种发生在2O世纪30年代大紧缩期间及大紧缩之后，在这期间货币流通速度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又迅速回升；另一种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这期间也出现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度下降，然后又出现了迅速的战后回升。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的、稳定的变动趋势：在扩张时期上升；在紧缩时期下降。即使是随大危机而来的那一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大波动也部分地适合于这一模式；这一次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周期性波动的幅度是如此之大。
在以1960年为结束的这90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略高于
1%的速度而下降。在商业扩张期间内，货币流通速度以低于这一水平的速度而上升或下降；在商业紧缩期间内，货币流通速度以高于这一水平的速度而下降。货币流通速度周期性上升与下降的幅度，趋于随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鉴于经济活动的许多周期性变动的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许多周期性变动的幅度也大致相时。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尽管这种一致性的周期摸式，尽管我们的估计值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但是，在1869（我们的货币流通速度资料的开始年份）到196o这91次年际变化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有78次小于10%
。在13次较大的变动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紧缩时期，或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且最大的一次变动的变化幅度为17%。按某种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来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在53年的时间里处于90到110之间，而在66年的时间里处于85到115之间。在其余的26年中，头15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为12（按某种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来表示，而且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数字有着严重的缺陷），而在大紧缩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内这一数字为
7。
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的变动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平均说来，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下降问题的另一侧面。在周期性扩张期间内，货币存量以快于平时水平的速度而增长。而在周期性紧缩期间内，货币存量以慢于平时水平的速度而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比率刚好在商业**期到来之前趋于减慢，而在商业低潮期到来之前趋于加快。在整个该时期。内，这一模式都占有主导地位；从我们的资料所及的最早的商业周期来看，以及从最近的商业周期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的这些评述的细心读者将会发现许多更为详尽的、关于稳定的货币关系方面的例证，以补充上述那些概括性很强的例证。1878年为准备恢复铸币支付及1933年以后为提高国内价格而实行的黄金购买计划所具有的类似影响。存款-
现金比率作为流动性问题的指示器所具有的可信程度；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来的、美国批发价格的类似的初始波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初始变动的方向都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尽管在货币安排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变革，但这些一致性都得以保持下来．从1862年到1879年，美国有着独立的国币，它不能以任何固定的比率同黄金、白银、或任何其它国家的货币而相互转换。所以，货币存量可以由内部确定。从1879年到1914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所限定的、且在实际当中所保持的固定比率同黄金相兑换。这样一来，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不得不处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在不存在异常的黄金波动的情况下，能够使国际支付大致平衡的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水平。尽管——毫无疑问——在短期当中存在着某种灵活性，但货币存量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1879年前后到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美国的单一银行体制分为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各拥有总存款的大约一半，且二者都不受制于任何的中央控制，财政部偶尔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责任时的情况除外。
从1914年到1993年，美国的货币继续固定地与黄金挂钩，但是具有此种挂钩的其它国币已为数较少。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且外贸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业已变小。所以，与早些年份相比、美国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纽带更为松驰。此外，联邦储备法案不仅对大部分银行系统建立起了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成立了这样一种机构：它可以有计划地加以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支付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1933年早期，美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纽带被割断了。一年议后，在一不同的比率上这种固定的纽带又重新建立起来．然而，这时重新建立起来的、且从那以后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与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黄金已从流通中消失，且货市黄金的私人所有权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国币不再可以自由地、以一固定的比率与黄金相兑换。货币与黄金之间纽带的松弛，及随之而来的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纽带的松弛，在其它国家中得以完成，其中许多国家在完全割断国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甚至走得更远。今天。黄金主要地是一种价格固定的商品，而不再是美国或世界货币体系的关键所在。然而，历史的继承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的工具的使用，使黄金仍然具有为任何其它的政府限定价格的商品所不具有的货币重要性。
由于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1934年银行系统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似乎完成了联邦储备法案所未能成功的事情：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信心的丧失迅速地扩展为银行恐慌成为不可能，银行恐慌是因公众方面大规模地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而产生的。
货币安排方面的这些变化叽显地改变了决定货币存量的力量。结果是：它们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例如，在1914到1960这46年中，当某种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负有明确为责任时，与前明年的情况相比（那时货币存量是由金本位的半自动机制所决定），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更为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战末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早些时期相比，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则较稳定得多。
改变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下述三个变量，而我们已经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是十分有用的：强力货币存量；公众的存款与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间的比率;
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存款准备金之间的比率，这里，我们将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定义为等同于商业银行系统的强力货币总持有量（见图示83）。
强力货币存量是在数学上说明货币存量的变动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不同的时间里，强力货币方面的变动却是由不同的力量所引起的：在美钞时期内，主要地是由政府的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动所引起；在1879－1914时期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国家银行票据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起，但主要地是由黄金的流动而引起；在1914－1960期间内，主要地是由未清偿的联邦储备信贷方面的变动所引起，然而1934－1940这些年份却因黄金的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出现了明显的例外情况。
主要在金融困难时期，存款-现金比率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在每一金融困难时期内，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的丧失都会导致公众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从而使存款-现金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了强烈的下降压力。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被期望为能够消除存款-现金比率方面的此类变动所具有的货币重要性，办法是当公众希望以现金来替代存款时，在不要求存款多倍减少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的现金绝对数量增加的途径。然而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这一目标。在从1867－1960这93年中，最为显著的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当中，存款-现金比率下降到不足于初始水平的一半，且仅在3年的时间里便使三十几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仅是在存款的更大幅度减少的代价下才得以实现，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去1/3。1934年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开始建立才最终地、决定性地改变了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情况。从那以后，在短期当中这一比率从未遭受到剧烈的波动，但将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尽管存款-准备比率通过在商业扩张时期普遍上升，在商业紧缩时期普遍下降而有着更为连续的次要作用，但是，同存款-
现金比率一样，存款-准备比率在金融困难时期才拥有其主要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公众通过降低存款-现金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必须通过力求加强其准备而应付此种局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存款-准备比率也对应于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在美钞时期内，由于国家银行的日臻完善及非国家银行的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准备比率有了显著的上升。在1897-1907这10年中，这一比率又一次地上升，这部分地起因于财政部所担负的、更为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的恢复。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后，这一比率再一次上升，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既降低了法定准备要求，又给银行以信心：在需要的时候，在其它一切都失败以后，它们还有一个现成的、最后的贷款人可以依靠。1930－1933期间的货币崩溃，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使得存款-准备比率从其1929年的全期最高水平，下降到（10年以后）略高于我们的时间序列开始时的1867年水平。1930-1933期间的经历使银行知道了不能在流动性方面依靠联邦储备系统；银行根据它们在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它们的准备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1936－1937期间法定准备要求的连续提高使银行在其偏好方面发生了又一次变化；同样，它使银行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从那时起，随着存款保险在消除银行挤提风险方面的作用之逐渐被认识及早期经历的影响之逐渐消失，存款-准备比率持续上升。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要求方面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将回到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力量方面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变更，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经确定下来，则很小存在任何改变。对货币存量有冲击作用的那些外部力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响作用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问题
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二者择一的影响方向的起源问题。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是在随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不能是在随货币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这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拥有某些独立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随此以外的、第三种影响因素系列所发出的共同之声而起舞。对在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范围广泛的定性证据加以分析所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在于：它为对这些关于所观测到的这一统计协变性的各种可能解释加以区分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引起下面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加以分辨：在我们将有关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输入计算机时，这些特殊变化变得如此地缺乏个性特征。
从我们的论述来看，有一件事情是充分明确的。鉴于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方面的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方面的变动事实上通常是独立的。
最明确的例子可能要数1897－1914期间的货币扩张，这一次货币扩张是世界性的，且反映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产量的增加部分地是前十几年中价格下降的结果（价格的下降促进了黄金生产），也可以说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清楚，这次货币扩张不能归结为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提高。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提高单独地促进了世界黄金产量的普遍减少，而且在一金本位的世界里也促进了黄金从任何个别国家的流出。如果货币与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不是完全同步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次主要的货币存量增加大约是同样清楚的。在两次大战的早期阶段，随着交战国将它们业已可以流通的资源用来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黄金大量地流入美国，而这一期间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则反映了这一流入。因为黄金的流动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同期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两次战争之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家的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策决定的结果。在两次战争的晚期阶段，这一增长反映了美国当局关于为战事支出筹集资金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到了强力货币的大规模扩张，由此来继续为黄金的流入所开始的工作。同样，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动不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硬币支付的恢复及一系列白银事件反映了所发生的货币变动方面的巨大独立性，也反映了货币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的、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19世纪70年代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及19世纪90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进程的主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当然地并不独立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都独立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二者也深深地受到了这些事件的进程的影响；反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压力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极大地为商业活动进度的减慢或下降，或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的收成状况，19世纪70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及19世纪90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的同期事件，对那些政治压力引起货币波动的特定时日有着重大的影响，依次地又将反作用于商业情况及政治态度。
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替代物（与社会科学家通常可以得到的相比），以替代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一系统有时仅仅是其它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正如两次大战期间及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联邦储备系统所遵循的是一个大致被动的进程；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其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联邦储备系统几乎没有发挥独创性的余地。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通过审慎的过程，以明显的且可证明是同一的方式，改变事件进程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所行使）——这里所描述的过程与有所控制的实验的行为相类似。的确，货币当局的行动极大地为他们行使其权力的社会中的舆论及知识水平所影响。货币当局的态度，他们所进行的实验，及他们对实验结果所作出的解释等，在很大程度上为同期的事件进程及关于货币现象的同期知识水平所决定。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家决定进行何种实验，根据以前的实验及同期的知识体系对实验结果加以说明等活动来说同样是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对现有知识状态的这种依赖，并不改变科学的独立性，即独立于引入控制变量中来的这些变动的早期或同期事件进程。在这两种情况当中，上述说法的含义仅仅在于：后来的学者可以根据改变了的知识体系而对这些实验结果重新作出解释，并得出与原先的实验者所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而且，的的确确，要想确定货币当局的行动所具有的准确影响，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一且永远是困难的。货币当局的行动通常是在许多其它情况之下而采取的，所以，至于所观察到的结果是由货币当局的行动所产生的呢，还是由某些其它情况所带来的，这二点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实验来说这一点同样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而且大部分实验对于与实验课题有关的、经过检验的、且业已得到证实的知识的增加来说，贡献甚微。正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决定性的实验为这一实验课题洒下了一束强光——一束使我们对于那些较不重要的、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实验得以作出之前又十分必需的实验视而不见的强光。
在自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的货币历史记录中，存在着三种这类决定性实验的类似物。有3次，联邦储备系统有计划地采取了大规模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政策措施不能被看作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变动的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果。同自然科学家的决定性实验一样，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如此之一致，如此之明晰，以致于在其解释问题上所存在的疑虑微乎其微。这3次决定性实验的日期是：1920年1月-6月，1931年10月，1936年7月-19
37年1月。这是联邦储备系统实行具有极强约束力的委员会法令的3个时期（且是仅有的3个时期）：1920年1月，当会员银行向联邦储备银行的借款超过其法定准备余额总额时，联邦储备系统将贴现率由4．75%提高到6%，后来到了1920年6月，又进一步提高到7%；1931年10月。当倒闭的浪潮席卷商业银行（正如前一年的情况一样），且对联邦储备系统的负债不断增加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联邦储备系统将贴现率由1．5%
提高到3．5％；
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当财政部实行黄金冻结时——这等价于大规模的、限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储备系统宣布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分3个阶段进行，最终有效期是1937年5月1日。除了这3个时期以此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它时候，曾采取过具有类似规模的、明确的限制性措施——我们甚至不能提出类似的建议。
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精确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