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业低潮早12个月以上。
这一证据是货币变动之独立影响的一个虽则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它还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货币变动的影响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感知——很明显，现在所发生的货币供给变动率的变动，年均说来，在12到
16个月的时间里是不会从价格或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而且，在不同的周期当中，时效问题变动很大——自1907年以来，货币**期超过商业循环**期的最短时间间隔是13个月，而最长的时间间隔是24个月；而低潮期相应的时间间隔是5个月到21个月。从意在以历史记录为依据而建立起经济规则的科学分析这一角度来看（这正是人们对这些数据加以计算的目的所在），这是高度一致性的行为；它证实了所引证的这些平均值及方法具有相当的可信程度，以致于无法轻易地将它们简单地归因于机遇的偶然变动。但是，从意在控制某种特殊波动（例如当前的衰退）的政策这一角度来说，这些时间差异是相当大的——它们意味着。按照过去的经历，今天所采取的货币行动可能会在6个月之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或者在大约不超过1年零6个月的时间里再一次地产生影响；而且、毫无疑问，过去的实践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特殊的事件可以在任一方向上建立起新的限制。
这种长期时滞还有着另外一种重要影响。它在导致了货币政策方面的一系列错误以外，还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的错误理解与错误概念。由于货币变动的影响并不是立即发生的，所以，货币政策被认为是不起作用的。最为近期的一个例子是1956年及1957年的紧缩货币政策，这一紧缩的货币政策与上涨的价格水平同时存在，但其滞后影响却是在当前的萧条中才为我们所感知。一个类似的然而却更为有力的例证是1928年早期开始的紧缩货币政策，及与经济扩张同时存在的、货币供给之相应的增长不足，然而这一紧缩的货币政策及货币供给之相应的增长不足，却导致了
1929年大危机，并加剧了1929年大危机的严重性．这些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效应这一事实反过来又使货币当局产生了误解；在这些情况下，且更为清楚的是在1920年，这些情况使得货币当局相信：更强有力的措施是必要的，所以打算过度地实行抑制性政策。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在那一次大灾难前期及1932年，向放松银根政策转变所采取的种种尝试性措施之未能取得立即的效果，使得货币当局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无效的，从而允许并促进了货币存量的急剧减少，在那一事件中，货币存量的急剧减少不仅发生了，而且还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第三个问题是刚才所讨论的那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时效方面的变化多样意味着：短期当中，在货币存量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之间的准确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还存在着其它因素，这些因素也在起着作用，从而导致了这些变化，而且，意味着：即使货币存量的变动是极有规律的、且一致性的，经济活动与价格也仍然会产生波动。当货币变动较大时，货币的变动将趋于胜过这些其它因素——或者，也许我们最好这样来表述：货币的变动将迫使这些因素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向而起作用。这样一来，在下面这一主张问题上几乎好象不存在姓何疑虑：在一相当短的时期内，货币供给的大规模变动将迫使收入与价格按同一方向变动；反之，在短时期内。收入与价格的大规模变动——大规模的短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如果不是在货币供给的大规模变动的条件下，则非常不可能发生。这当然地是为大萧条周期及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时期的证据所支持的一个结论。但是，在货币变动较温和的时候，这些其它因素则各归其所。如果我们对这些其它因素了解得足够多的话，如果我们对货币变动的详细影响了解得足够多的活，那么我们则可以按货币尺度来对这些其它影响加以计算。但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通过对货币变动作以极好的调整，从而对一般价格水平加以极好的控制这一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如此明确的限制．
3．在较长时期内的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
在循环周期内，价格与产量趋于一起变动——两者都是在扩张期间内趋于上升，而在收缩期间内趋于下降。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二者都是周期性过程的一部分，且任何可能促进大规模扩张的因素（包括货币变动），都可能促进价格与产量的大规模上升；反之亦然。前一部分隐含地假定了这一关系。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不明确，且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将产量情况看作是既定的。现在，不论是作为一种表述方法，还是作为对现实的一种第一近似，这似乎都是完全合理的。在长期当中，一国的产出如何变化，首先取决于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可得资源；该社会的工业组织；知识与技术技能的增长；人口的增长；资本的积累，等等。这才是货币与价格作为一个配角而借以发挥其作用的舞台。
在货币存量及价格的变动影响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且几乎没有异议的主张：价格方面的大幅度、出乎意料的变动，不利于产量的增长——不论价格的这些变动是上升还是下降。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所发生的这种价格上涨，严重地妨害了资源的有效使用。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如1920－1921期间所发生的，及1929-1933期间所再一次发生的那种价格骤减，毫无疑问地造成了广泛而巨大的资源浪费。
到现在为止，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温和的价格变动的影响问题。一种广为人们所持有的意见认为：价格的缓慢上升刺激了经济产出，并带来了更快的增长比出（与价格不变时的情况相比）。为支持这一观点人们提出了许多理由：（1）据说，价格（特别是工资）是具有刚性的。在一市场经济当中，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再分配，要求相对价格及相对工资的变动。据认为，如果这些变动可以在其它的价格与工资不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某些价格与工资的提高而发生，那么这些变动在不存在磨擦与抵触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就会容易得多。即使价格是稳定的，由于经济增长意味着工资相对于价格而趋于上升，所以，相对工资的某些变动仍然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这一方法而实现，但相对价格方面的变动却不行，而且，毫无疑问，即使是对于相对工资的变动来说也不可能存在着足够的变动余地。（2）据说，成本（特别是工资）比售卖价格更有刚性。所以，广泛上升的价格将趋于使利润率提高，这既使得企业有着更大的动力去增加产量，扩大资本，又为企业提供了为所需资本筹集资金的方法。（3）前一种观点的最新普遍说法是：成本不仅对于下降具有刚性，而且作为强有力的工会的一个结果，具有被拉上的趋势（而与需求状态之间的关联甚小）。如果货币存量被阻止增长，据认为，结果将是失业（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及较高的价格水平（尽管不一定是一个上涨的价格水平）。据认为，温和的价格上涨将通过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名义工资提高，从而趋于抵消这一拉上压力。（4）与价格上涨相适应，利率将非常的低。如果价格（比如说）以每年3%
的速度上涨，那么货币贷款6% 的利率只相当于价格稳定时的3%
利率。如果放贷者对于价格的上涨作了充分的调整，那么这不过意味着第一种情况下的利率比第二种情况下的利率高出3个百分点。但是事实上这是不会发生的，所以生产性企业将发现借贷成本相当之低，从而具有更大的投资积极性（与价格水平不上涨时的情况相比），而且，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相应的转帐拨付，使得生产性企业有着更多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
与这种观点相反，一还有人提出。普遍上涨的价格水平减轻了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方面的压力，刺激了相对于工业活动的投机行为，减少了个人储蓄的积极性，且由于个别价格为了相对于其它价格而保持不变必须有所变动，所以保持一适当的相对价格体系更为困难。而且，人们认为，一且价格的上涨普遍为人们所感知，那么前中段中所列举的那些好处都将消失：价格或工资的自动调整条就或其经济等价物，将消除价格与工资刚性，消除工资比价格所具有的更大刚性；强有力的工会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资要求、以便将价格上涨的因素考虑进来；而且由于价格的上涨，利率也将提高。若要想实现这些好处，价格的上涨率将不得不加速，且在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之前这种加速上涨是不会停止的。从这一点看来，很明显，表面相似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取决于价格的上涨是如黄金的发现等非人格事件的非预先确定的、且基本上不可预知的影响呢，还是某一共同体所采取的蓄意的政策行动的一个预先确定的结果。
某些相信缓慢的价格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认为：与缓慢的工资增长相对应的稳定的产品价格是最为有利的，这将稳定的价格预期的优越性与相对工资调整所带来的某种摩擦缓和地结合起来。另外一些人将缓和的价格下降及稳定的工资视为最有利的，理由是：工资调整方面的其它问题将为对节俭及积累的刺激所抵消。
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相互关系方面的历史证据杂乱无章，无法为这些主张中的任何一个提供明确的论据。（1）在美国，1865－1879这一期间是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同一期间内，价格下降了一半。的确,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都不是有规律地进行的。在这一时期里，很明显，产量在周期性扩张期间内的增长最为迅速，而这时价格却是温和地增长的，或是大致平稳的；大部分的价格下降发生在周期性收缩期间。然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种周期性的相互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较长时期内的相互关系，而且在下面这一点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疑虑之处：在整个这一时期当中，价格的下降是大幅度的，且产量的增长是大幅度的。（2）1880－1897这一时期是价格的普遍下降时期，1897－1913这一时期是价格的普遍上涨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第二个时期通常被认为比第一个时期表现出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但这是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尚不清楚。19世纪90年代早期所出现的、程度较高的货币不确定时期是与普遍地受抑制的情况相联系的，并很快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如果将这两个时期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价格普遍下降。而在世纪之交之后则普遍上升，在其余的各时期里，人均实际产量表现出了相同的增长比率。此外，尽管价格上涨，但1908－1914这一时期却是增长相当缓慢的时期。（3）在从1920－1921大衰退中复苏以后，20世纪20年代这10年，是迅速增长的10年，且价格水平相当稳定。（4）在英国，与后来的价格普遍上涨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19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在价格普遍下降的时期当中，人均产量明显地具有一较高的增长速度。（5）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英国意在取得缓慢的价格下降的努力，伴随着种种相当大的经济困难，并几乎接近于经济停滞。
总而言之，也许唯一得到了证实的结论就是：在价格变动相当稳定、规模适中，且可以被合理地预期的情况下，或者价格的上涨，或者价格的下降，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概要到别处去寻找。但是，很明显，价格方向不可预测的反复无常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干扰作用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作用是一样的。
4．政策含义
前面对长期及短期内货币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于增长及稳定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某种相当直接并相当即刻的意义。
（1）为了使价格水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保持合理的稳定性，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使其与产量的增长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此外，若要想让过去的模式继续下去，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在公众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满足公众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之比率的愿望。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持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年3%
一5% 的货币存量增长率是必要的。
（2）为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既避免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又避免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与为价格稳定所必需的年3% 一5%
的增长率相见，货币存量的增加既不能过分地快于这一水平，又不能过分地低于这一水平。货币供给的过分快的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快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决不会发生。货币供给的过分低的增长率（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的绝对减少），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低的或负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紧缩决不会发生。
（3）一个高度波动的价格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干扰程度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程度是一样的。即使这一点得以避免。对于经济稳定来说，什么样的长期价格模式才是最佳的这一点仍不十分清楚——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温和上涨的价格水平？还是温和下择的价格水平？然而这一点的确是明确的：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的。如果必须通过价格水平目标来表述目的的话，那么，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有着极大的优越性：（a）易于公众理解；（b）确定性，它使得准确的目标方面的一系列变更较为不可能；（c）这大概是实现对社会各个成员平等相待的最佳途径。然而，确保任一价格水平目标的大致实现所存在的困难告诉我们：最好通过某种变量（而不是价格水平）来表述即刻的政策目标，如将即刻的政策目标表述为货币存量的、年4%
的稳定增长之取得，然后让价格处于与这一货币目标相一致的任一水平上。由此而产生的价格水平几乎不可能较大地背离相对稳定性，而且毫无疑问，决不会是剧烈的不稳定的。
（4）对于周期性波动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货币变动成为波动的根源。如果我们可以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上，且在短期当中不存在货币存量的无规则变动，那么，发生下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们将经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急剧的价格上涨；或者，我们将经历如1920－1921期间，1929—1933期间，1937－1938期间所发生的那种大幅度的价格下降或产量下降。
（5）尽管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防止我们过去常常经历过的那种广泛的波动，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稳定性。力图更进一步利用货币方面的变动来抵消导致扩张与收缩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一构想是十分吸引人的。尽管可得证据已经证明了：如同在较长的时期中一样，在商业周期的过程中，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收入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也在通过货币政策的良好调整从而产生出经济活动的良好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上，洒下了凝重的疑团——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是如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货币变动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其影响，而且所需要经过的时间又是变化不一的。例如，按照过去的经历，为抵消目前的衰退而在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在
6个月内，或在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1956年晚些时候及1957年大部分时间里所实行的紧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是为抵消那时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的——对于那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只是到了现在才产生其影响，并促成了当前的衰退趋势；1956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本身又不能部分地是为抵消1953－1954年衰退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个滞后结果。这样一来，在一个自行决定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限制，而且这样的货币政策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自1951年以来的联邦储备政策截然地优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初期时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业已避免了货币供给增长率方面的广泛波动。与此同时，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且在我们现有的机构水平下，即使是这一政策也绝对地不如下面这种简单得多的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货币供给增长保持在一项先确定的比率上，而同时对季节性的影响加以考虑，但并不打算按货币情况来调整增长比率。
（6）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应该强调的是：刚才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决不是为货币政策所特有的。财政行动也涉及到时滞问题。的确，与自主性的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自主性的财政行动来说，从采取行动之必要性的认识到行动之采取之间的时滞，毫无疑问地将较长：货币当局可以迅速地采取行动，而财政行动却因国会考虑带来严重的延误。有人提出：财政行动的这一缺陷可以为行动与其影响之间的较短时滞而抵消。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一方面的具体实证证据很少，但这一点是有可能的。这一信念是以合理性的一般考虑为依据的，而合理性的一般考虑又可能是一个错误指导的目标。而且，的确不存在任何理由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能够表明：与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财政行动来说，这一时滞（不论其平均长度如何）的变动程度较小。所以，货币政策的这些基本困难及限制将同等程度地适用于财政政策。
（7）在当前的公众态度状况中，很明显，面对着相当温和加价格上涨，或者相当温和的价格与就业下降，“采取某种行动”的政治压力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从前面两点中所引出的主要教训就是：向这些压力屈服所带来的坏处通常会大于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最好”常常是“好”的大敌，这似乎是与此高度相关的。某种极高的经济稳定程度无疑地是一辉煌的目标，然而我们取得这一目标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避免极度的波动，但是如何避免较小的波动我们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不量力而行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干扰，它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同所有的这类戒令一样。这一条也必须适当地加以运用。这是在综合考虑及平衡意义上的一条要求，而不是在重大问题面前不负责任的一种托词，也不是在未能改正过去的错误问题上的一种托词。
版权：1969年，奥尔全·德·格瑞特，纽约。经允许重新出版。
摘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最优数量及其它论文》（芝加哥；奥尔金出版公司，1969年）．最初出版于《价格与经济稳定及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协会出版物（华盛顿D·C·：美国政府出版署，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