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一系列所谓的贫困计划的原因。负所得税计划将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并鼓励受益人进行自助。

    我赞成负所得税计划，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拥有以别人为代价而衣、食、住的‘权利”，而是因为我希望与我的纳税人伙伴们一起来减少贫困，而且我感到有一种特别的冲动要这样做，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对于使如此之多的公民陷入这种卑下的境地负有责任，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处境之卑下。

    （原载《新闻周刊》，1972年）

    绝对上升限度或最高限制

    1946年，我与乔冶·斯蒂格勒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抨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而且那时仍在实行的对房租的合法最高限制。我们提出：由于使房租对于那些足够幸运，从而能够居住在受到控制的住所的人来说人为地低廉，这些最高限制鼓励了居住场所的浪费，而与此同时，却又遏制了新住宅的建造。所以，我们的小册子命名为：《绝对上升限度或最高限制》。

    全国性的最高限制后来被废除了。然而，各地区有权自由选择是否继续这些最高限制。纽约城——以使其处于目前的状况之中的那种自我毁灭的准确本能——是在这一选择权下仍然控制房租的唯一大城市。

    理查德·斯通最近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纽约的住房紧缺日益严重》，使那本历时久远的小册子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在广泛讨论实施新的价格控制之际，这一可以引以为诫的故事是值得深思的。

    纽约的故事

    斯通报告说：“纽约住房短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出租空房率低于1%……私人建造几近停顿……越来越多的房东干脆举手投降，放弃了那些他们既无力维持。又不能以任何价格出售的建筑物。因无热、无水、无电而离去的房客，使这类建筑物在几天之内空无一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凋敝与萧条几乎一夜之间便笼罩了整个附近街区。

    纽约城内可得的住房单位天天在减少。

    纽约古老的房租控制法律，阻止了那些运气正在得到改善的、勉强能被称作穷人的人离开贫民区。”

    其他人四处奔波以寻找一套税金受到控制的公寓，他们甚至随时“关心讣告，以推测哪些死亡带来了租金受到控制的空房。”

    “部分地由于房租控制，自1947年以来建造的私人住房——这些住房不受该法令的控制——的租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飞速上涨……经公众的强烈抗议，该市于去年夏天通过了一项法令，将房租的年增长率控制在5%

    的水平上。毫不奇怪，几个主要的建造商的反应是离开了该市。”

    或者，正如我们在1946年的小册子中所写的：“房租的最高限制，导致了杂乱的任意的空间分配，空间的低效使用，以及新建设的减少。合法的房租最高限额，构成了可供出租的空间如此之少的原因。由于需求大于供给，所以，纽约可供出租的房地产现在是以各种偶然与偏袒的形式来进行配给的。只要由房租的最高限额所导致的短缺仍然存在，那么就仍然存在着要求继续实行房租控制的呼声。这也许是对房租最高限制的最有力的控诉。这些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出租住所短缺，并使得这种短缺长期存在，其结果甚至比原因更不具有吸引力。”

    住房与葡萄柚

    不要以为这一悲惨的故事反映了关于住房的某些特殊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价格控制几乎无所不包时，黑市、偶然与偏袒的配给、贿赂就已经出现在钢铁、肉类、香蕉——随便你点出哪一样——等产品的购销活动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黄金及外汇方面已多次出现过重大的危机——因为各国政府试图固定二者的价格。当以其它国家的货币表示的美元价格被定得太低时，存在着“美元短缺”；更近些时候，当这一价格被定得太高时，人们又担心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在使买者与卖者相一致方面，在确保某些人希望购买的数量与另外一些人希望出售的数量相一致方面，价格体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体系。如果使价格体系丧失了灵活性，那么其它东西——但愿只是混乱与购买长龙——将会取代它的位置．

    你愿意看到纽约日益严重的葡萄柚短缺吗？假定纽约对葡萄柚实行低于市场价格的最高上限价格，并实际地予以执行。假定华盛顿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而且这种短缺将蔓延到全国。如果你加上这样一个限定条件：这种最高上限价格“实际地得到了执行”，那么，你就会用你所需要的任何产品来代替“葡萄柚”。

    这正是那些大谈合法价格与工资控制的善意的人们在把我们推向的方向。应该罚他们到纽约去寻找一处公寓。

    （原载《新闻周刊》，1971年）

    经济奇迹

    我刚刚结束了对巴西的短期访问。巴西是近期历史上在增长阶段迅速起飞的第三个主要国家。它的起飞是如此之迅速，从而应和了这样一个词语：“经济奇迹”。甚至对于不速之客来说，这一巨变也是非常明显的。塞满了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大街的小轿车几乎全部都是崭新的；新的及正在建设之中的高层建筑物鳞次栉比；那种熙攘与拥挤的气氛，绝然不同于圣诞节前的购买**。很多负责人年轻得令人吃惊；很明显，新的一代正在日益担负起重任。他们的信心、自豪及崇高的期待中，带有一种对未来感到担忧的味道。“这真的会持久吗？”这是一个虽然无人问及、但似乎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深处的问题。

    巴西的经济奇迹起步于1967年，当时产量的平均增长率每年大约为10%

    。而在德国及日本出现的其它一些经济奇迹，比巴西的经济奇迹起步要早，几乎早20多年，即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尽管这三个国家在历史、文化、资源、技术高精度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但这三种经济奇迹之间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奇迹间的相似之处

    1．在所有这三个奇迹出现之前，都存在着一个经济瓦解时期。这一经济瓦解时期是由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所导致、所加剧的。

    在德国与日本，被战争削弱了的生产能力及战败，面临着这样一种货币供给：因战时支出及战后的财政崩溃而极大地膨胀了。占领军当局继续实行战时的价格与工资控制，而且他们的实施比本国警察部队的历来做法还要严厉得多。结果造成了经济的崩溃。

    在巴西，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大规模的政府赤字，而这些政府赤字是由货币数量的迅速增长来供给的。到1964年早些时候，通货膨胀已达到年率100%

    以上。政府试图通过固定价格与工资、控制外汇交易、引入多重汇率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如在德国及日本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控制导致了普遍的浪费、低效率及黑市。

    2．是货币改革使得这三种经济奇迹成为可能。这些货币改革结束了政府对价格及工资的大部分控制，从而允许了市场价格体制的运行。

    在德国和日本，早先的经济崩溃是如此之严重，以致于这些改革——尽管非常强烈——几乎即刻带来了经济复苏与高涨。

    在巴西，早先的经济崩溃不象德国与日本那样严重——一项在三年的时间里将通货膨胀率由100% 以上降低到30%

    左右的紧缩货币政策，带来了衰退与失业的增加。然而，在最初的冲击被吸收掉之后，市场的自由及政治的稳定却释放出了出乎意料的能动力量。

    货币补值

    3．所有这三种经济奇迹都主要地依赖于私人企业以获得动力。

    在所有这三个国家当中，政府都进行着广泛的干预——这里补贴，那里征税，建造公路、码头以及类似的设施，接管部分或全部的重要行业等。然而，这些措施虽则十分明显，但却只是蛋糕表面的装点，而并不是对蛋糕本身的修整。我认为这些措施大部分是弊大于利。但政府对由市场价格协调起来的私人企业的推动力干项最少时，政府的服务是最好的。

    在分别促成了这三种经济奇迹的政策之间存在的一个重大差别，表现在为允许价格体系得以运行而采取的战术上面。

    德国与日本奉行的是这样一种货币政策：直到最近，这种货币政策几乎消除了通货膨胀。所以他们不存在控制价格与工资的压力，从而能够让价格体系自由运行。

    巴西奉行的是另一种做法。在将通货膨胀降低到1967年的大约年30%

    之后，巴西便放松了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然而，与此同时，它在各种合约中引入了购买力定期按比例调整的条款。巴西所使用的名词是：“货币补值”。如果一位巴西人在储蓄银行中存了钱，那么这家银行不仅要付给他规定的利息，比如说5%

    ，而且还要定期地将一货币补值记入他的帐户的贷方。这一货币补值相等于那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长时期的商业贷款、政府证券、抵押等都按照这种办法来处理：借款人除了付给贷款人规定的利息外，还要给贷款人加付货币补值。

    所有的工资比率都要按照一类似的货币补值而进行强制性的。调整——尽管事实上大部分工资的增长都远远超过了这一水平。所得税制度下的个人免税额及税收档次，也要按照货币补值进行调整。为了计算税法所允许的折旧值，商业固定资产的价值也要如此进行调整。汇率也经常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进行调整。如此种种，不—一列举。

    在某情况下，货币补值的实行是为法律所强制的；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是自愿的。在实际当中，货币补值的使用是如此广泛，足以消除实行价格与工资控制的大部分压力。

    货币补值是会计上的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而且它无法真正地具有普遍性。通货膨胀为零的世界明显地要好得多。然而，在不实行这种办法而是迅速地降低通货膨胀将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暂时的——代价下，巴西人民采取这种作法是极为明智的。我相信：如果不实行货币补值，那么他们的经济奇迹将是不可能的。在货币补值的措施下，他们已经将通货膨胀由1967年的3O%逐渐降低到现在的大约15%

    ，同时并没有妨碍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且他们还将能够成功地使通货膨胀逐渐地趋近千零。凭借着这一方法，与美国相比，巴西目前正经历着较小的、来自于15%

    的通货膨胀的干扰，而没有实行这一方法的美国，却经历着较大的来自于9% 的通货膨胀的干扰。

    一种真正的“仅次于最好的东西”

    即使是价格与工资控制的最强烈的拥护者也将这些做法看作至多是“居于第二位的东西”，看作是为了避免更糟糕的问题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这三种主要的经济奇迹——以及很多不那么明显的事件——告诉我们：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最糟糕的东西”，一种能够破坏经济体制的作用能力的绝症。

    作为对“普遍的价格波动的”一种医治手段，购买力定期按比例调整条款的广泛使用，是由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在1887年以前提出的。巴西的实践与马歇尔的建议类似得令人吃惊——是需要使之然，而不是蓄意为之的。理论与实践一致证明：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真正的“仅次于最好的东西”，是购买力定期按比例调整条款的广泛使用。美国应用这一教训的时机已过。

    （原载《新闻周刊》，1974年）

    在高空之中

    这一栏目起因于这样一架喷气式飞机：它在6个小时之内飞越了太平洋，但现在已经在肯尼迪机场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按照命令作分层盘旋飞行以等待着陆。

    多大的浪费呀。一架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喷气式飞机，现代科技的奇迹，由一群技术高超、薪酬优厚的机组人员所驾驶，装载着近200名乘客——而这些乘客中很多人的宝贵时光在白白流逝——由令人愉快的、迷人的一班空中小姐提供服务，漫无目的地在高空中盘旋，大量地耗费燃料。这一损失是以每小时上千美元来计算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浪费呢？而且不是偶尔的——这毫无疑问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经常性的，以致于有经验的旅客，更不用说航空公司了，已经将它看作是家常便饭了。消灭这种浪费而带来的大量财政收入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刺激呢？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想到：飞机的制造者似乎能够大量地生产出这些伟大的机械奇迹，以满足航空公司对它们的需要。航空公司必争能够充分地得到技艺高超的机组人员（这一点将在部队的帮助下得以实现，因为大部分机组人员是由部队培训的）。他们似乎能够雇到足够的女乘务员，以使机舱中充满了女性的气息。飞机偶尔会因机械故障而耽搁，但航空公司通常能够找到娴熟的地勤人员来维修飞机，所以这很少成为妨碍飞机正常运行的环节所在。我从未听说过飞机因无法得到充足的燃料、或供给乘客的膳食、或使乘客大醉的酒而被延误。

    为什么照顾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然而在地面上作好安排以便让飞机迅速地、毫无拖延地降落却是不可能的呢？难道为飞机降落安排好场地天生就比建造飞机和在空中驾驶飞机更难吗？这的确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我相信：对这一疑难问题的回答则要简单得多。前面描述过的每一种其它活动主要都是私营的和高度竞争的——私人企业建造飞机，私人的（或政府的，但却是高度竞争的）航空公司驾驶飞机，私人商号生产并供给人与机器的养料。然而另一方面，机场却是一种社会化的垄断组织——它是由政府供给资金并由政府来管理的。这样一来，在机场耽搁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浪费，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消除这些浪费的有效压力。这种压力必须通过联邦航空局、主管处、国会、地方政府等才能迂迴地传导下来。

    没有理由必须这样做。在自由企业的鼎盛时期，铁路公司建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终点站，并几乎全部地为它们提供资金——即便是服务于几条干线的“联合”终点站——而且现在仍在管理着这些终点站．为什么不应该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它们自己的降落设施呢？——不一定要直接提供，而可以通过向管理机场的其它私人企业付费的办法来进行。毫无疑问航空公司最初是欢迎对降落设施的联邦补贴的。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认为他们真的作了一笔好交易？

    尼克松总统已经提出了要对降落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扩展。并且由使用者缴纳的费用来供给资金，但继续由政府机构来管理。这种供给资金的方式是正确的。降落设施的耗费应该由使用者来负担。但这种经营方式却是错误的。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在私人融资的同时，逐步转向私人经营。

    老生长谈

    不少读者会把我的解释着作老生长谈——看作不过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以这一已被普遍滥用的词的最初意思）的膝反射反映．也许是这样——但我劝他们考虑一下，看不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别的问题上，这种分析是否贴切。哪里存在着灰心丧气的司机的长龙？是在出售私人企业生产的小轿车的汽车商的门前，还是在政府提供的高速公路及城市街道上？困扰着教育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缺少由私人企业生产的高质量的书桌、椅子及其它教育用品（包括课本），还是公立学校的低效率的组织与指导呢？什么地方技术落后与原始呢？是私营的电话行业（尽管垄断的存在有时确实造成了延误与低效率），还是政府经营的邮电局呢？

    （原载《新闻周刊》，1969年）

    公平与自由

    卡特总统在阐述他的能源计划时，着重强调了“公平”问题，将它作为一项可接受的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联邦通讯委员会试图强迫电台及电视台接受‘公平主义”。在难以计数的“公平贸易”法令被宣布不予实施之前，我们受尽了这些法令的苦头。商人们彼此竞相表明他对竞争的信仰——前提条件是：这种竞争是“公平的”。

    然而，任凭你怎样逐字逐句地查看《独立宣育》、《宪法》及《人权法案》，你都不可能找到“公平”一词．《第一修正案》并不是要保护“公平的”宗教活动，而是要保护“自由的”宗教活动；它并不是要限制国会对言论及出版的“公平性”的剥夺，而是要限制国会对言论及出版的“自由”的剥夺．

    从仲裁人到老大哥

    以“公平”采取代“自由”这一现代倾向，反映了我们已经多么远地偏离了合众国的缔造者们的初衷。他们把政府看作是警察与仲裁者。他们力图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自己的方式，分别地或通过自愿的合作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唯一的前提条件是他没有干预别人这样做的自由。

    而现代的观念却是截然不同的。政府已经变成了老大哥。政府的职能已经变成了要保护公民不仅免受他的同胞的伤害，而且也免受他自己的伤害——而不管他是否希望得到保护。政府不仅是一位仲裁者，而且是进入了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每一角落的积极的参与者。而所有这些，都是以促进“公平”、“正义”、“平等”这些高尚的目标为目的的。

    难道这不是在进步吗？难道这不是在向更人道的社会迈进吗？恰恰相反。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由权力就都将处于危险之中。在《沃尔登》一书中，索罗言道：“如果我明确地知道一个人正在向我的房子走来，其用意是是想有意识地帮我做好事，那么我将拚命逃走。”这正是我在听到华盛顿的“公仆”们在向我确保他们的法令的“公平性”时所具有的感觉。

    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公平性”的客观标准。“公平性”问题完全取决于观看者的着法。如果言论必须公平的话，那么它也不可能是自由的；必须有人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广播电台不能自由播放不公平的言论——按照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官僚们的判断。如果出版界也受制于类似的“公平主义”，那么它也将不得不受到某一政府部门的控制，而且我们自诩的出版自由将很快变成一种历史奇闻。

    对于言论来说为正确的东西——在言论方面这一矛盾也许是最清楚的——对于任何其它领域也同样成立。对于生产和销售者来说，“公平的”价格是一种较高的价格。而对于买者或消费者来说，“公平的”价格是一种较低的价格。如何协调这一矛盾呢？是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来解决呢，还是由“公平”市场上的政府官僚来解决呢？

    那些一面为自由企业高唱颂歌一面又要求“公平”竞争的商人，是自由市场的敌人，而不是自由市场的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公平”竞争不过是固定价格协议的一种较为委婉的说法而已。他们应验了亚当·斯密的论断：“生意相同的人很少能够合到一块，即使为了欢乐与消谴的目的也是如此。但他们之间的会谈会以一项反对公众的密谋而结束，或者以某种能够使价格得以提高的计策而告终。”对于消费者来说，竞争越“不公平”越好。那将确保最低的价格及最高的质量。

    规则或仲裁

    那么关于“公平性”问题的研究完全错了吗？不，完全不是这样。公正有其真正的作用，但这一作用表现在一般规则的建立及对关于这些规则的纠纷的仲裁上面，而不是表现在决定我们各自的活动结果上面。这正是我们在说到“公平的”竞赛规则及“公平的“仲裁时所表达的含义。如果我们将目前的“公平”主义应用到足球的比赛规则中去，那么这将要求裁判员在每次发球之后，将球移到前后适中的地方，以确保这场比赛踢成平局！

    合众国的缔造者们设计了一部公平的《宪法》，以保护人的自由。用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著名词句来表述就是：“人们在他们之间组织起政府……以保障……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原载《新闻周刊》，1977年）

    终于是正确的，一位专家的梦想

    最近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个教训是：基本的经济力量，就象谚语中的天网那样，虽则“恢恢”，但却“疏而不漏”。迟早，它们将发展得更为强大，而且它们的运行也将更为确定，从而能够挫败即使最强有力的政府所能作出的消除这些经济力量的努力。

    一个相关的教训是：判断经济力量的作用方向，远比判断其影响的时限要容易得多。第三个教训是：自封的“专家”们都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一因素。经济学家们很久以来就预言：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可能长久存在。1974年，在为《新闻周刊》撰写的二个专栏中，我作了这样的预测：“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以更大的辐度来削减它们的石油产量。但即使它们将产量削减为零，它们也不可能长久地将原油的世界价格保持在10美元一桶的水平上。”由于这一预测，我被国际事务幽默促进会授予末奖。

    在1983年的一个专栏中，我写道：“在国际石油输出组织卡特尔干1973年正式成立以前，原油价格低于每桶3美元，而且在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很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在此之后，美国的原油价格普遍上涨了一倍。今天的大约7美元至8美元的价格（如果此文写于1986年的话，那么将会是8美元至9美元的价格），就相当于那时的3美元一桶的价格。完全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似乎是石油价格的上限。如果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就请回顾一下1973年时价格能够从低于3美元一桶上升到高于34美元一桶，这又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啊。要知道现实是严酷的。”

    原油的价格终于下降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上：在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这一价格低于我在1974年的专栏中预测的10美元一桶的价格上限。在目前的价格体系中，原油价格仍然是我在1983年的专栏中所预测的价格上限的大约2倍。所以，我为我的这篇文章定了这样一个题目。但我必须立即补充说明的是：我的正确性还远远未得到充分的证明。同方向一样，时限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的大力协助下，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在5年之内将石油价格保持在非常接近于10美元（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的水平上，而且后来，在伊朗革命之后，能够在另一个5年当中——这一时期大大超过了我在1974年或1983年认为是可能的估计——将石油价格保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同石油事件一样，我们在过去的1/4世纪中所经受的通货膨胀，也证明了这些基本的经济教训。

    20世纪60年代及ZO世纪70年代高水平的且不断提高的货币增长率，必然会导致高水平的且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但经济学家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其准确的时限及程度的预测，却常常相差甚远。

    1980至1982年期间货币增长方面的急剧下降，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而且事实果然如此——但它比大多数预言家们的预测都来得更早，且来得更为猛烈。

    近期高水平的货币增长率必然会导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但恰恰是这次通货膨胀将要出现的时间及程度难以判断。

    至于专家们，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导致如此之多的“金本位的拥护者”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同样地，近期的通货紧缩并没有导致康独拉节夫长期循环——一种经济活动的统计模式，它所设计的经济循环的每一次周期**替的平均时间长度为54年——的拥护者们认为是早已酿成的那种经济崩溃。

    在石油价格问题上也是一样。对通货膨胀因素进行调整后的石油价格增长了4倍，这对美国及世界其它国家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并没有导致如此之多的悲观的伙食供应商那时所预测的世界范围的金融与经济灾难。

    坏与好。近期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尽管这非常有利于美国及工业世界——将对美国经济的某些部门及某些国家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例如，象得克萨斯那样的产油州的经济，正遭受着沉重的打击），但是，它既不会对银行业及与石油有关的行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也不会对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正是这些“专家”中的很多人目前所预测的结果；它也不会象另外一些“专家”目前所预测的那样，产生长期较低的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的繁荣。

    我们的大师亚当·斯密——一位18世纪真正的大师，而绝非目前的新闻骗子之流——确实应该对基本的经济力量作出定论。在二个多世纪以前，一位朋友告诉亚当·斯密说：约翰·伯戈因将军在萨拉托加温泉疗养地的投降，将成为英国的祸因。亚当·斯密平静地回答道：“请确信，我年青的朋友：在一个国家当中存在着大量的祸因。”

    （原载《新闻周刊》，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