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形式和其它形式予以同等的考虑。在大多数方面，这种极端的形式与我们过去常常称之为“**”的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不仅生产资料而且所有产品都归集体所有，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处在可以命令任何人干任何事的地位。

    这种集中管理一切的社会，可算是其它一系列程度较低的集权制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已经讨论到的与此相似的类型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为分权化的倾向。但它仍然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与计划有关——由一个中央政府对实际上所有生产性活动进行细致的管理。在这里，我们不用关心象行业社会主义或工团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早期的更加分权的制度，因为似乎人们普遍地承认，它们不具备有理性地指导经济活动的任何机制。然而，近年来主要是出于反击批评意见，在社会主义思想家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趋势，即重新把一定程度的竞争引入他们的计划中，以便克服他们承认的在完全集中的计划中将产生的问题。在现阶段，没有必要详细地考虑不同的个别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能与社会主义相混合的形式。以后我们将做这一工作。但很有必要一开始就了解它们。因为，首先为了在整个更进一步的研究中保持清醒，应当认识到，对所有经济活动的集中指导（这被普遍认为是所有社会主义的模式），可以想象出来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第二，更加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能清楚地了解，要理性地谈论社会主义，或讨论那种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属于我们领域的一种制度的最少假设，那么应该保持何种程度的控制。即使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制可以和竞争确定个别资源使用的目的及其方法相一致，我们也必须设想以下问题，“谁为社会掌管既定数量的资源”？或“不同的企业家应被委托掌握多少资源”？这些问题都必须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决定。这似乎就是那种符合集体所有制思想的最少假设，即那种社会保持对来自物质生产手段的收入进行指挥的最低程度的中央控制。

    七

    没有这种对生产手段的集中控制，在我们的意义上使用的“计划”一词就不成其问题了。这种情况变得无法想象。也许所有阵营中的大多数经济学都会同意这一点，尽管大多数相信计划的其他人仍然把计划当做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内部能够理性地尝试的东西，然而，实际上，如果计划的意思是以权威指示的手段对生产活动进行实际控制，不仅要控制生产数量和所使用的生产方式，也要控制价格的固定，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看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上述做法中任何一种方法部将引起背弃它自身目的的反应。我们还可以看出，任何坚持这样做的企图都将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控制手段，直到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控制之下。

    在对这样的社会主义加以讨论的范围内，不可能更深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干预这样的不相关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及这个问题，只是想公开地表明该问题将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在我们看来，得到广泛接受的分析表明，这个问题不能提供一个能理性地选择的可能途径，我们也不能指望它能对它所牵涉到的任何问题提供一个稳定的或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这里再一次有必要谨防误解。说到我们提及的这种部分的计划是非理性的，并不等于说，能理性地赞同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只是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放任的竞争。我们也没有理由假定，历史上已形成的法律制度必然是在任何意义上的最“自然”的制度。对私有制原则的认同决不必然意味着由现存法律制度决定的这种权力内容的特别界定是最合适的。保证竞争进行得最顺利和最有效率的最适宜及永恒的框架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承认，它是一个被经济学家可悲地忽略了的问题。

    但是，在另一方面，承认法律的框架有可能改变并不是承认在我们的意义上一直使用的“计划”有可能出现更新的类型。这里有一种不能忽略的实质性区别，即永久的法律框架和另一种体制之间的区别。法律框架为私人的积极性提供所有必需的刺激，继而产生了对付任何变化所需的适应，而在这种体制当中，这样的适应却由中央指导来作出。正是这个区别——而不是现存秩序的维持和新制度的引进的两者关系问题——才是真正的争端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体制都描述成理性计划的产物。但是，在一种情况中，如果人们愿意接受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已形成的制度（

    institutions

    ）的话，那么这个计划就只与制度的永久性框架有关，并可以被免除。而在另一种情况中，它不得不处理每一种日常的变化。

    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计划涉及一种典型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知晓的重大变化。有时候，人们极力主张，现在在发展中的变化只是重返前工业时代的社会形式。但是，这是一个误解。即使在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处于高峰的时期，以及在最广泛地限制商业活动的时期，它们也没有作为一种实际指导个人活动的手段来使用。这种计划当然不是所设计出来的最合理的为个人活动提供的永久框架；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一种将由个人主动性所带来的现有活动的自由发展置于其内的永久框架。由于我们试图用限制主义的老办法来调节日复一日的变化，我们就已经在指导当前活动的中央计划的道路上比以前走得更远了。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起点走下去的话，如果我们努力坚持不懈，并且与任何孤立的计划行动的自我挫败倾向作斗争，那么，我们当然是在从事一种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实验。但即使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已经走得很远了。假如我们想要正确地判断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有必要了解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它受到实现部分计划的企图和限制主义的压制，就象它不同于任何完整的计划制度一样，几乎也与任何我们可以理性地赞扬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去甚远。在任何有关计划是否可能实施的探讨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设想今天所存在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案，实在是一种谬误，我们现在的社会肯定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正象它肯定不是任何中央计划制度一样。今天的世界不过是干预者的混乱世界。

    八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主要是由于把对基本的价值现象的解释建立在和分析经济活动的产生一样的分析基础上，而这种方法曾成功地用于对较为复杂的竞争现象的分析。劳动价值论是对价值的一些虚幻实质进行探求的产物，而不是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当经济学家开始探询“使每个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商品而活动的环境是什么”的时候，他便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询问这种形式的问题，立即会使他认识到，把不同商品单位赋予明确的重要性或价值，在解决到处存在的为了许多种目的而在有限数量的资源中开展竞争这个一般问题时，是十分必要的步骤。

    在任何存在理性行为的地方，价值问题的普遍存在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才能对价值形式进行系统的考察：这一事实使价值在经济生活的不同组织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指导经济的问题，从最开始就在现代经济学的讲解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很明显，根据单个价值尺度始终一致地存在的假设讨论基本问题比根据个人尺度而产生的个体的多样性来讨论问题要容易得多，这样在讨论新体制的前几个章节中常常使用**国家的假设——并且是很有效地使用——作为一种讲解的工具。但人们只是用它来证明，任何解决办法必然会引起基本上相同的价值现象，即租金、工资和利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竞争社会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于是经济理论家们普遍地开始表明独立的个人活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自发地引起这些现象，而不进一步询问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这些现象能否通过其它方式而产生。某种共同的价值尺度纯粹意义上的不存在似乎使那个问题失去了任何实际价值。某些较早期的新派作者的确不仅认为他们实际上已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相信他们的效用核算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得从整体看来有可能把个人的效用尺度与在客观上对社会有效的目标尺度合而为一。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后一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而且，并不存在能使我们比较或估价人们的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的科学标准，尽管我们仍可以在专门问题的讨论中发现包含这种不合理的个人之间效用比较的结论。

    但是，显然，因为对竞争制度的分析深入揭示了自发得到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怀疑用深思熟虑的决策解决相同问题的可能性。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早在１８５４年，现代“边标效用”学派的先驱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国的戈森已得出结论说，由**者设计的中央经济当局将会很快发现它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远远超过个人力量的任务。对戈森作为其异议基点的方面——没有私有财产很难进行合理计算，后来的一些现代学派经济学家常常加以暗示。坎南教授特别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强调，“如果在‘价值’这个词的任何合理的意义上，价值不存在的话”，社会主义者和**者就只能“通过把私有制和交换活动两者都废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论述之外，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否可以实施的批判性考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简单的原因在于没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设想供人参考。

    直到本世纪初期，我们才终于看到有人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实际运行问题上打破传统的缄默作出讲演，并且对革命伊始将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描述，尽管在描述时仍然带有某些犹豫和不少勉强。这些人是荷兰著名的经济学家Ｎ·Ｇ·皮尔逊，被激怒的Ｋ·考茨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锋理论家。他们对我们刚考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非现实性问题作了一段说明。但是，考茨基的论述只不过表明他实际上甚至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家已经知晓的问题。这样，他就将详细论证的机会留给了皮尔逊。后者在一篇首次发表在荷兰《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与其它经济制度完全一样的价值问题，社会主义者所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去表明在缺乏价格体系的条件下如何决定不同商品的价值。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现代讨论是重要的贡献，而且，尽管它在荷兰之外实际上不为人所知，并且在其它国家独立地开始这些讨沦以后，才在德文译本接触到这种观点，但是它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唯一重要讨论文献，仍保留其特殊的重要性。特别对于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所引起的问题它具有更大的价值。

    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出现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表明，象工资、租金和利息这些主要的价格范畴，将至少必须以与出现于今天的相同的方式包括在计划当局的核算中，并由基本相同的因素所决定。在这一点上，现代利息理论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庞巴维克之后，主要是卡塞尔教授令人信服他说明了在经济活动的合理计算中，利息率将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作者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试图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可能得到这些必不可少的量。一个至少近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作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龙，他在１９０８年的一篇论“集体主义制度国家中的生产部”的文章中，发展了帕累托的某些观点，它对于怎样思索用数学分析工具，可以解决中央计划当局的任务提供了一种范例，因而意义重大。

    九

    随着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战争的结束，当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上台时，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决定性的阶段。获胜的社会主义政党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这些在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中所发表的社会主义文献，第一次大量地关注如何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实际问题。这些讨论深受战争年代经历的影响，在这些年代中，国家加强了对食物和原料的行政管理以便应付最主要商品的严重短缺。人们一般认为，这表明，不但经济活动的中央指导可以实行且甚至比某一种竞争制度更加优越，而且为应付战时经济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特殊计划技能可能同样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中永久性的管理。

    除俄国之外，在革命之后的迅速变化几乎没有为从容的反应留下时间的国家，都曾经严肃地辩论过这些问题。这种辩论主要在德国进行，但奥地利的辩论甚至更为激烈，尤其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方面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在那儿强有力的和团结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其经济政策施加的影响也许比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大，社会主义的问题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我们也许可以附带地提到，虽然它也许比起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来更与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有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经验几乎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这非常令人奇怪。然而，不管人们对俄国进行的实际经验之价值作何感想，在那里对理解这些问题所做出的理论上的贡献，将被证明是在我们时代智慧发展的历史中一个相当大的推动力量，这一点无可置疑。

    在致力于这些讨论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在许多方面最有趣味，而且无论如何在对所涉及的经济问题之性质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方面最有特色的，是奥托·诺伊拉特所写于１９１９年问世的一部书。在该书中，作者试图说明：战争的经验已经揭示出，在商品供给的管理中，有可能省却任何有关价值的考虑，并且中央计划当局的所有计算都应该也可能自然地作出。也就是说，不需要按照价值的某些共同单位来执行计算，而是可以通过实物来进行。他忘记了缺乏价值核算将给任何合理地经济地使用资源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他甚至似乎把这视为一种优点。同样的责难也适用于大约在同时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之一——巴纳尔所发表的著作。这里不可能对这些书以及那个时代为数众多的类似的出版物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说明，然而却必须提及它们。因为它们作为出现于新批评冲击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是重要的，并因为大多数这些批评自然而然地直接或隐含地涉及到这些著作。

    在德国，集中围绕“社会化委托”的建议的讨论，引起了对个体产业转向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的可能性的讨论：正是这种委托或与之相关的考虑，使诸如Ｅ·莱德勒和Ｚ·海曼以及命运不佳的Ｗ·拉特瑙等经济学家发展了社会化的计划。这种社会化的计划已成为经济学家们主要的讨论题目，然而，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些建议不如他们奥地利同行的建议有趣，因为它们没有设想一种完全社会化的制度，而主要关心在另外一种竞争制度中个体社会化产业的组织问题。由于这个缘故，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就不必正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问题。但是在着手更加科学地研究这些建议的国家中，作为那个时代公众舆论状况的征兆，它们又十分重要。也许值得特别说起的，是这个时期的一种规划，这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是现在流行的名词“计划经济”的发明者，而且因为它与目前（１９３５年）在英国很流行的计划主张非常相似。这个规划是由帝国经济大臣Ｒ·维塞尔和他的副手Ｗ·冯·莫伦道夫在１９１９年发展起来的。但是，尽管他们有关个体产业组织的建议十分有趣，并与眼下在英国讨论的许多问题相关，就象对他们所引出的问题的讨论一样，我们却不能把这些建议看做是在此讨论的这种社会主义设想，而是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即有意识地将这种讨论排除在文献之外。

    十

    首先用一种使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形式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心问题的荣誉，属于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计算》这篇文章中（该文在１９２０年春季问世），他论证道，在我们现存的经济制度中，合理计算的可能性的基础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米塞斯教授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他的先行者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其主要的方面是他详细地论证了，经济地使用有限资源，只有在这种定价方式不仅运用于最终产品而且还适用于所有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还论证了，不存在其它以与竞争市场的定价过程相同的方式考虑所有的相关事实的过程。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将此文收进去的一本巨著，都说明米塞斯教授的研究代表了一个起点，从这一点出发，所有的人们立志认真对待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建设性的还是批评性的，都必需继续下去。

    当米塞斯教授的著作毫无疑问地最完善和最成功地说明了自从那时以来成为关键所在的问题时，当这些著作对所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之际，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是，另外两个杰出的学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得出十分相似的结论。第一位是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其死后出版的杰作《经济与社会》——此书于１９２１年问世——中，明确地论述了在一个复杂的经济制度中使理性的决策成为可能的条件。韦伯象米塞斯（当他自己的讨论稿已交付出版的时候，他才把米塞斯的文章作为自己的评论来引用）一样坚持认为，由计划经济的第一位提倡者提出的计算，实质上并不能为这样一种体制中的计划当局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他特别强调，资本的合理使用和资本的保存，只有在以交换和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制度中才能得到保证；他还特别强调，由于在完全社会化的体制中不可能进行合理计算，这样所造成的浪费可以严重到这种地步：不可能维持人口密度更高国家目前人口的生存。“人们只要认真严肃地对待非货币经济的问题，某种假设计算制度便迟早会被发现或发明，在此并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所有完全社会化的根本问题，并且，在所有的决定性方面，如果众知晓某种‘计划’的结构，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合理的‘计划经济’。”

    在俄国，也出现了实际上同时发展起来的相同思想。１９２０年夏天，在新体制的第一次军事化成功后的短暂间隙中，人们只有这一次能够对当局公开提出批评，此时，鲍里斯·布鲁思卡斯———个杰出的，主要以研究俄国农业问题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在一系列的演讲中对支配**统治者行为的教条进行了彻底的批评。这些演讲在主要的结论上表现出与米塞斯和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异常相似，尽管它们起因于在那个时代俄国必须正视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且尽管它们是在与外界断绝通讯联系的情况下写成的，当时这些演讲的作者不可能了解奥地利和德学者们的同样努力。这些演讲在一本俄国杂志上以“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标题发表，并且在许多年之后才由于一种德文译本被更加广泛地接受。象米塞斯教授和马克斯·韦伯一样，他的批评集中围绕这一问题，即，在一个必然缺乏价格的中央指导经济中，不可能进行合理的计算。

    十一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斯·韦伯和布鲁思卡斯教授分享着独立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学之中心问题的声誉，但是，米塞斯教授的更为完善和系统的分析，尤其是他的巨著《公共经济》，主要地影响了欧洲大陆上进一步讨论的趋势。这部著作出版后的几年当中，许多人试图直接对付他所提出的挑战，并且想表明他的主要论点有错误。这些人还指出，即使在严格的中央指导的经济体制中，也能够精确地决定价值而没有任何大的困难。然而，尽管对这一观点的讨论拖延了几年，在这期间米塞斯两次回答了他的批评者。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最初由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严格中央指导的那种类型的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反驳米塞斯的重要论点。起初产生的许多异议，实际上不过是对言词的吹毛求疵，因为米塞斯偶尔使用了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有点不严密的陈述，而他的意思却是说社会主义使合理的计算成为不可能。当然，任何计划出来的行为方针，如果这种计划完全有意义的话，那么在该词的严格的意义上是可允许的，也就是说可以对它进行试验。问题可能仅仅在于，它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就是说，设想的行为方针是否与它想要服务的目标相一致。就人们希望通过中央同一时间里控制所有经济活动的方法，实现独立于生产资料中私人财富的收入分配，并达到一个至少接近或甚至超过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产量而言，这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可行途径，人们已越来越广泛地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即使在承认米塞斯教授主要论点的地方，这也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途径。这是自然而然的。它的主要影响是，把注意力从什么是迄今为止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可行的形式转移到对不同方案的探索上。我们能够将那些承认米塞斯主要观点的人们的反应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有一部分人认为，效率的损失和作为缺乏合理计算的后果的一般财富的下降，对实现这种财富的更加公平的分配而言，可能是不太高的代价。当然，如果这种态度建立在清晰地认识这种选择所意味的东西的基础上，那么对此就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是有一点似乎可以怀疑，即，那些坚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否会找到许多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当然，这里真正的困难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对这一点的决断将取决于因不可能进行合理计算将导致的中央指导经济中的产量相对于竞争制度下的产量下降的程度。尽管根据笔者的意见，似乎经过仔细的研究对于那种差别的巨大程度就不会留下什么疑问。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没有简单的办法证明那种差别会有多大。这里的答案尽管不能由一般的思考而得出，但它将不得不建立在详尽地比较研究两种不同制度的运行的基础上；并且假定，所涉及到的问题的知识，比除了用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外可似用任何其它方法获得的知识要多得多。

    对米塞斯教授的批评的第二种反应类型是，仅仅在说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时才认为它是正确的，并且试图构建免于这种批评的其它方案。在欧洲大陆上，后一种讨论中相当大的部分，但也许是更有趣的部分，倾向于朝这样一个方向进展。这种思考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方面，人们试图通过如下方式来克服所谈论的困难，即通过把计划的成分扩大得甚至比以前期望的更多的地步，完全取消消费的自由选择和职业的自由选择。或者，另一方面，人们试图引进各种竞争因素。这些设想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克服了一些困难，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行的，这些问题在《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的不同章节中得到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