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正进入一个理性讨论的时代，这种理性讨论被未加鉴别地假定为按理性的方式重建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有意识地调节社会事物比独立个体之间的明显的偶然的相互作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团体几乎都想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对人类行为进行集中指导。改良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是那么轻而易举，这种自由的社会制度越发被看成是纯粹偶然事件的结果，并被视为本来可沿不同方向进行的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使这种混乱井然有序、将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并根据公平的共同意愿和观念精心地设计社会，似乎是唯一值得理性的人类去干的事业。

    但是，在今天，或许很明显，所有的派别都会承认，在这种信念增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某些象重建社会这样一些最严肃的问题甚至没有被认识，也很少成功地被解答。许多年来，社会主义的讨论——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讨论只是来自于作为一种运动出现的社会主义自身——几乎全部转向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一方面，一般问题是，公正是否意味着需要按社会主义者的方法重新组织社会？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原则被视为是公平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一般来说人们是否真的具有道德和心理素质，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而言被隐含地假定为非常重要。然而，尽管后面这一问题的确导致了某些实际困难，但它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人们所怀疑的仅仅是，新国家中的权威者是否处于在能够使人们恰当地执行其计划的地位。我们只是怀疑这种计划是否在实际上可能执行，而不是去怀疑，即便在这些困难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下，计划是否会实现理想的目标。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个心理或教育的问题；“只是”一词意味着，在最初困难消失之后，这些障碍肯定会被克服。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经济学家对这种设想的可行性，就无话可说了；并且，我们也就确实未必能够对其功过进行科学的讨论了。这将是一个伦理问题，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一个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对此，不同的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此却不能进行推理性的讨论。某些问题将留给心理学家去判断——如果他确实有办法说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人们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科学家，尤其没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能够说出什么东西。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学家的知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是说仅仅适用于由特殊人类制度所引起的问题，（按照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中它将不存在）他们相信这的确是事实。

    二

    我们并不是总能清楚地看出来，这种广为流传的信念是否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济问题的明确判断上，或者是否简单地表明持有这一信念的人们不知道经济问题是什么。也许通常是后者，这根本不会使人惊奇。经济学家所了解的重大经济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也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那些目前在解决家庭问题的意义上由任何人所精心解决的问题。在完全竞争的社会，每人都不关心其他任何人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他自己的经济问题。因此，在经济学家使用的“经济问题”一词的意义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经济问题的存在应该为其他人所知。但是，有限的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与给个人带来的问题相比，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尽管决策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识地做出的，但竞争机制的确带来了一些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如果象这样大体地提出上面的问题，那么谁都会承认它的存在。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它不仅在难点上而且在特征上与工程问题根本不同。现代社会对工程特征问题日益增长的迷恋，使人们看不到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经济问题，或许，这就是经济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不被理解的主要原因。同时，讨论这两类问题所使用的日常术语也大大增进了这种混乱。“在既定的条件下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个我们熟悉的术语囊括了这两类问题的意义。例如，设法从既定数量的金矿中冶炼出最大数量黄金的冶金学家，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用已知的人力建造一座大桥的军事工程师，以及竭力要发明一种能使天文学家看到更远的星球的光学仪器商等等，都关心技术问题。在上述每一情形中，目标的单一性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目标具有绝对确定的性质（可能提供的手段都致力于这个目标）。如果为实现特定目标可能使用的手段指的是要花在价格既定的生产要素上的一笔固定的开支的话，那么这也不改变问题的根本特征：按照这一看法，根据既定价格来决定生产既定商品之最佳办法的工业工程师，仅仅关心技术问题；尽管他可能谈及他试图发现最经济的方法。但是，使他的决策实际上成为一项经济决策的唯一要素，不是他的计算中的任何部分，而是当他在市场上发现价格时，他把价格作为其计算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的指挥者必须面临的问题，只有在社会的不同需要之重要性的次序，用一种确定或绝对的方法来决定，以至总是得不顾成本地为某种需要提供准备时，才与工程师要解决的问题相似。如果对他来说，有可能首先决定用最好的方式把必要的供给，比方说食物，作为最重要的需要来生产，就象它是唯一需要似的，然后只有当某些资源在充分满足食物需求之后还有余留时，再考虑其它生产，比方说服装的生产，那么就不存在经济问题。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除了不能用在第一个目的上的资源外，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这或者是因为它不能转化成食物，或者是因为对食物没有更进一步的需求。其标准简单地说就是：是否已生产出了极大数量的粮食，或者是否用不同的方法可能会得到更大的产量。如果进一步要求为了其它目的而尽可能多地留下资源，那么这个问题的特征将不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了，而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一名工程师提出一种为了其它目的而留下大量土地但只留下很少劳动力的方法，而同时，另一名工程师则留下很多的劳动力和很少的土地，那么，在缺少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数量哪一个更大？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上述问题就可能仅仅根据技术而被明确地决定，那样，每一条生产线上的主要问题再一次成为一个从同一资源的任何既定数量中得到极大化产量的问题。每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多少这个余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成为一个很简单而且几乎可以忽略的问题。然而，一旦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因此，一旦我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竞争可利用的资源，经济问题就产生了。它产生的标志是必须考虑成本问题。这里的成本象其它任何地方的成本一样，仅仅指既定资源使用于其它方面所得到的利益。无论这仅仅是为了娱乐而消磨的可能工作的时间，还是在一种可选择的生产线上的物质资源的用处，都不会形成什么差别，很明显，在任何可能的经济制度中都不得不作出这种类型的决策，不论在哪种经济制度中，人们必须在既定资源的不同使用中进行选择。但是，两种可能方案的选择不能像前面的例子那样采取绝对的方式。即使经济制度的指挥者似乎很清楚某个人的食物总是比另一个人的衣物重要，也决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的食物比两个或十个人的衣物重要。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次要的基本需要，就会更明白这个问题是多么关键。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尽管社会对于增加一个医生的需求比增加一个中小学教师的需求大，在医生的培训成本为教师的三倍的情况下，增加三个教师可能显得比增加一个医生更可取。

    前面已经讲过，在事物目前的秩序中，这样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识的决策来解决的，这一事实使得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种经济问题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是否生产某种物品和生产多少的决策就是经济决策。但是，单个的人作出这样一种决策仅仅是有关的经济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作出这样一种决策的个人以既定价格为基础。通过这种决策，在一定程度（也许是很小程度）上影响这些价格，这一事实不会影响此人的选择。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来解决。但是，它以某种方式——这一方式只有通过系统地研究这个体系的运行时才能揭示出来——而得到解决。目前已有人指出，这种体系的运行，并不需要任何人都理解它。但是，假若人们真的不理解它，可能就不会让它发挥作用。

    在人们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的相对功绩之普遍评价中，很好地反应出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对大多数人来讲，下面的说法大概不算夸张：即工程师是实际做事的人，而经济学家则是背靠椅子解释为什么前人用心良苦的努力会受到挫折的可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不真实。但是，这种言外之意，即经济学家所研究的而工程师可能忽略的要点，是不重要的并应该被忽略，则是荒唐的。工程师自己解决某个问题的雄心受到某种自发力量的限制，否则这个问题可能得到了完善的解决，而要了解这种自发力量，则需要经济学家的专门培训。

    三

    然而，除了复杂的现代生产技术日益使人眼花缭乱之外，还有其它原因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经济问题的存在。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上世纪中叶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一般公众对经济问题的通晓和理解程度无疑比现在要高得多。然而，以其特殊影响促进了这种理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却建立在不牢靠的和肯定有部分错误的基础上，因而，它的普及是以某种程度的过份简化为代价而达到的。这种过分简单化被证明是古典政治经济体系败落的原因。只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影响丧失影响很久之后，逐渐重建的经济理论才表明，其基本概念中所存在的缺陷使它无法解释经济制度的运行；这一弱点比该理论在初看上去时或许要小得多。但是，在那段时间中，已形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使理论分析的思想丧失信誉，人们试图只描述经济现象的产生而不是努力去理解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结果就无法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丢掉了几代人所创建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仍然对经济问题的本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过份地关心重建纯粹抽象的经济科学的基础，而不对关于政策的见解施加重要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分析经济学这种暂时的黯然失色现象，才使人们对于与计划经济的建议有关的实际问题几乎没进行过仔细审查。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只是由于旧式经济学的固有弱点和进而重建的需要，假如它没有与明确反对经济学的理性方法的另一个运动的出现巧合的话，那么它也不会有同样的结果。同一时期，既损害了经济理论的地位，促进了社会主义学派的增长，又使对将来社会的实际运行的思索丧失了信心的共同原因是所谓历史学派的出现。因为，这种学派观点的实质是，经济学的规律只有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历史资料中才能建立。这种历史资料的性质会使得任何这一类的尝试都必然退化到只是记录和描述并且对有关任何规律的存在采取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上去。

    我们会很容易地找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那些讨论社会现象的科学以外，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经验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过程的结果。而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这种过程。我们的任务是重建这种过程。我们所得出的全部与这些过程相关的结论，都具有必然的假设性，而且唯一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证明它也同样地适用于解释其它现象。通过这种归纳的过程，可以使我们系统阐述一般规律或关于因果过程的假设的是这样的事实，即，进行试验的可能性，以及在相同的条件下观察重复出现的相同现象的可能性，会表明在我们所观察的现象中，存在着确定的规律性。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进行试验，从而我们就不具备与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意义相同的在复杂的现象中的确定的规律性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地位处于自然和社会现象之间——对一种现象来说人是结果，对另一种现象来说他又是原因——又造成了为解释社会现象所需要的实质性的基本事实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共同经验，一部分是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人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讨论的正是构成这些复杂现象的要素。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至多只能对这些要素进行推测。它们的存在，比由其所引起的复杂现象的任何规律都更加肯定，以至于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真正的经验因素。几乎无可怀疑，在这两种学科推理过程中经验要素的不同位置，正是造成其逻辑特征之许多混乱的根源。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使用演绎推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自然科学中，演绎的过程必须要从某些本是归纳概括结果的假设开始，而在社会科学中，它都直接从已知的经验要素开始，并利用它们去发现在不能直接观察的复杂现象中的规律性。可以说，这两种科学都是经验演绎的科学，即从已知的要素中演绎出在复杂现象中不能直接建立的规律性。但是，由于它们自身的缘故，这里不是讨论方法论的地方。我们只关心表明，在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享有盛誉的年代，就已经试图把相同的经验方法强加给社会科学，这种尝试必然会导致社会科学的灾难。这样的开头就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要寻找那些在相同的条件下永远观察不到两次的复杂现象的规律性，我们只得作出不存在普遍规律的结论，并得出不存在由构成要素的永恒性质所决定的内在必然性的结论，从而使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描述历史的变化。正是由于放弃了在古典时代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恰当的分析方法，人们才开始认为，与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规律不同的社会生活规律是不存在的，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只不过是社会和法律制度的产物，它们仅属于“历史范畴”，并且这些现象无论如何都不是由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所引起的。

    四

    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学派实质上在许多方面都是这种历史主义的产物。尽管卡尔·马克思在某些方面采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但他几乎没有利用古典经济学家主要的和永久性的贡献——竞争分析方法。但他的确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历史学派的主要论点，即大多数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永恒原因的产物，而仅是特殊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学派享有最高声誉的国家——德国，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容易被接受的国家。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学派与当时社会科学中的普遍反理论倾向关系十分密切。这一事实对进一步讨论所有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从整体上看尤其没有认识任何独立于历史框架之外的永久性经济问题的能力，而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竭力阻拦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组织以及其运行状况的研究。如果社会的变化是由历史的无情逻辑所引起，如果它是进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就几乎没有必要详细地知道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所有要素（其决定当前经济活动）几乎都不存在，如果在新社会中，除了那些由历史变化进程将产生的新制度所决定的问题之外，不存在任何问题，那么就确实没有预先解决其中任何问题的可能性。对任何精心创建这样一种乌托邦式运行计划的尝试，马克思本人只是加以讽刺和讥笑。只是出于偶然，并且在这种否定的形式上，我们才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新社会不会象什么的论述。人们或许徒劳地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对一般原则的确切论述，以便根据这种原则来指导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

    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态度对其学派中的社会主义者具有持久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组织进行推测立即使不幸的作者被贬为“非科学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学派的成员可能给自己招致的最可怕的谴责。但是，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从经济现象的一些基本历史的或“制度”出发的，社会主义的所有现代分支的祖先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成功地扼杀了研究任何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政策将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所有企图。我们将会看到，只是为了答复来自外部的批评，这种研究任务才被承担起来。

    五

    现在，我们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显然很有必要区分迄今为止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凑合在一起的计划的几个不同方面。在对中央计划的信心增长的早期，没有许多限制地将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计划的思想等同起来，从历史的角度讲是正确的。在主要经济问题的范围内，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但是，必须承认，在许多其它方面，现代社会主义者和其它现代计划者都有充分的权利否认对他人建议的任何责任。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要实现的目标和被提出的或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目的所必须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存在的不明确性，由如下事实所引起，即在狭义上实现社会主义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可能被用来实现其它目的，因此，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由手段而不是目的引起的。

    在较为狭义的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所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对财产收入的再分配改善社会中无财产阶级的地位。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及集体地控制与指导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然而，这样的集体主义方法可能用来为相当不同的目的服务。例如，某种贵族独裁统治可能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增进某些贵族或其它高贵者的利益。或者为其它明确反平均主义的目的服务。而且，事实上允许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应用集体所有制及集体主义的管理方法，也使这种情形更加复杂化了；这种集体所有及管理的方法。对于任何试图将收入分配与私人所有制生产方式相分离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后面我们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但现在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描述传统的社会主义目的，而同时用“计划”一词来描述其方法，将会是十分恰当的。因此，在这一术语的较为狭义的意义上，我们能说，极少的社会主义和很多的计划，或者极少的计划和很多的纯粹社会主义，这两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在任何情况下，计划的手段都肯定可以用于与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没有关系的目的。是否同样可能完全割断与社会主义与计划的关系——针对手段的批评已使人们作这方面的尝试——是我们在后面将要探讨的问题。

    对科学讨论的目的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有可能把手段和目的问题分开。关于最终目的的正确性，科学没有什么可说的。科学可能接受或拒绝接受这些目的，但是不能证实或反驳它们。我们能够理智地进行争论的全部问题就是，既定的措施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导向理想的结果。然而，如果所谈论的措施仅仅作为实现这一特殊目的的手段而被提出来的话，那么，在实践上使有关技术问题的争论与价值判断分离，就可能十分困难。但是，由于同一手段问题的产生与许多不同的伦理观念相关，人们可以希望能够将价值判断完全保留在讨论之外。

    社会主义和其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共同相近目标就是实现不依据私人资源所有制的收入分配，为此目的而需要的共同条件是，决定这种分配原则的权威也应该对资源进行控制。现在，不管这些分配原则的本质是什么，不管这些有关公平的或者理想的收入分配的想法怎样，它们都必定在一种纯粹形式上的但非常重要的方面十分相似，就是说，它们必定以许多竞争性的个人目标的重要性的等级这一形式被提出来。正是在这个形式方面，即一个中央当局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在实际上无数的竞争目的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这一事实构成了作为某种手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巨大的现代社会的复杂条件下，这样一个中央当局是否有可能以合理的精确程度，以等同于或接近于竞争资本主义结果的成功程度来实现这种价值尺度所包含的意义，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任何这种特殊的价值体系无论如何都比另一个优越。对较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和所有其它为实现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的现代运动来说，共同的东西是方法，而不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目的。

    六

    因为下面我们所关心的一切只是所使用的方法而不是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从现在起在这种较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将是合适的。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它包括任何集体控制资源的情况，而不管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使用这种控制。虽然我们不必为了自己的目的进一步定义这种控制的具体目标，但是，却仍有必要对我们想要使用的准确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定义。当然，世界上存在许多种社会主义，但是，这些不同社会主义的传统名称，例如“**”、“工联主义”、“行业社会主义”等等，却与我们想要进行的对方法的分类完全不一致，而且，它们当中的大多数近年来与政党的联系十分密切，而与明确的规划联系却不密切，以致于它们对我们的目的几乎没有用处。对我们来说，有关的基本问题是每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和使用程度。为了了解它们在这一方面有何种程度的变化，也许最好是从最熟悉的社会主义类型谈起，并进而考察它在各方面的安排能在何种程度上被改变。

    立即为人们最广泛地拥护，并且看起来最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方案，不仅规定了集体所有制，而且规定了所有物质生产资源的使用统一由中央指导，同时，它也设想继续存在消费和职业选择的自由。至少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从实质上看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解释马克思主义，而且，大多数人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构想着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人们最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的讨论，大多数较为现代的批评者所关注的也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变化。实际上，人们广泛地把上述形式作为唯一重要的社会主义方案，以致于在大多数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有关的作者不明确指出他们所说的是哪种社会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不当的影响，因为人们从来都不清楚专门的反对和批评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个别形式还是所有形式。

    由于这一原因，一开始就必须记住这两种可能性，并要在所讨论的每一个步骤上都仔细地考虑：任何一个特定问题的产生，是来自以所有社会主义方案为基础的假设，还是仅仅来自根据在某一特定情况中所做出的设想。例如，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决不是任何社会主义方案的必然属性，而且，虽然较早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应该取消这些自由的主张，但是近年来维护社会主义的人回答对其的批评时却认为，只要保留了这种自由，那些设想中的困难就将产生，而且，如果事实证明取消这些自由十分必要，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其它优越性来说，这也绝不能说是太高的代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