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在贡斯当生前共出版了四次。所有四个版本均于1814年出版：第一版于1月30日在汉诺威出版；第二版于5月在伦敦出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分别于4月22日和7月在巴黎出版。第二版（贡斯当曾期望能看到英译本，但却未能如愿）与第一版的内容没有区别。在第三版中，贡斯当删去了有关威廉三世的第五章，该章是专为支持贝纳多特而写的，并对某些可能会冒犯法兰西民族感情的表达方式做了软处理。第四版再次进行了修订，新增补了两章。我们的译本采用的就是这个最完整的第四版。

    被删除的有关威廉三世的章节附在最后。与前几版文字有异之处均在注释中标明、贡斯当1818－1819年出版他的政治文选《宪政讲义》时，完全由于政治上的障碍，他略去了《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直到贡斯当谢世30年后，才由爱德华·拉布莱编辑的新版两卷本《政治学讲义》再版。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一部政治学专著的组成部分，早已写成，但显然是法国及整个欧洲的环境，使它注定无法公诸于众。在写作此书之时，欧洲大陆恰如一座巨大的监狱，同那个高尚的国家——英国，自由思想的慷慨庇护地和人类尊严的杰出避难所——断绝了一切联系。刹那间，在地球的两端，两个伟大的民族响应着召唤，莫斯科的战火成为全世界自由的曙光。现在我们可以希望，法国本身不会被排除在普遍的解放之外：这是一个使交战各国肃然起敬的法国，一个依靠本身意志便足以获胜并奉献和平的法国。因此，机会已经到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见识各尽其能，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自豪。

    本书作者，直到最近还是一批被迫沉默不语的人士的代表之一，并且是被非法剥夺了说话的资格，[1]他相信，[2]自己的声音无论有可能多么微不足道，至少会有效打破那种使欧洲其他民族感到惊讶和不快的全体一致的表象，事实上这种表象只是法兰西民族恐怖经历的结果。作者敢于深信不疑地宣布，全体法国人民——假如他们是自由的人民——几乎都会热烈赞同本书的任何一行文字。

    作者在这里略去了所有纯理论的讨论，仅仅着眼于他所认为的眼前问题。他坦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也许会提高他的著作的意义，但在这个世界仍然遭受暴政统治的时候，他更愿意负责任地记下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感到，在面对累累罪恶时，过分显示自己在强烈或勇敢地反抗所遭受的厄运，这是令人厌恶的。假如当前的社会灾难还留有使个人思考得到承认的余地，他会愉快地记住，要想使普遍奴役的计划不容任何反对，它也必然会去窒息他的声音。[3]

    1813年12月31日于汉诺威[4]

    注释：

    [1] 贡斯当这里是指他于1802年被排挤出保民院，共和十年（1802年）热月16日的元老院法令，将保民院人数从100人减为50人，他挑衅性地在本书上署名“邦雅曼·贡斯当，1802年遭除名的保民院成员”。

    [2]第一版在“相信”之后加上了如下文字：“尽管环境极不适合讨论大量的抽象问题……”，在这一版里，整个这段话没有出现在序言中，而是作为一条单独的注释出现，参见注[3]。

    [3]第一版在前言中加上了以下注释：“在为本书署上我的名字之前，我曾自问，我讨论这些本应由最有权势、最尊贵的人物去讨论的问题，是否会被指责为狂妄自大。但我的结论是，由于公意是由个人的意见所构成，那么今天的每个个人都负有紧迫的责任，即致力于塑造一种使当权者和人民的高尚努力经久不衰的公益精神。”

    [4]第一版的序言未署日期。此书事实上出版于12月30日。

    第二版序言

    本书1813年11月写于德国，次年1月出版，3月初在英国再版。现在这一版几乎未加任何改动：不是因为我没有感到它在许多地方远远不够完善，而是因为，在特定时刻完成的著作，应尽可能保持那种写作环境使它具有的本来面貌。

    我相信读者将不难看出，假如我是在法国或今天写这本书，我会在不止一个问题上作出不同的表述。我必须承认，我对波拿巴统治所感到的恐怖，也伴随着我对那个曾经容忍其统治的民族的厌倦。没有人更多地认识到那种统治对那个民族来说是多么可憎。我痛苦地看到，使她的勇气受到站污，使她流血牺牲，为的是让她继续遭受奴役。她为暴政大唱赞歌，被外国人视为她活该倒霉的证据，这使我尤为痛苦。更让我感到愤怒的是，她不仅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还战害自己的本性，狀害使她独具魅力的讲究名誉、行为得体的高雅与优美。我感到法兰西正在自我诋毁，而试图为她辩护是无济于事的。每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栖身异邦——《通报》的某些文章就会出来诋毁我们无力的辩解。只有那些经历过类似痛苦的人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不难宽恕由悲哀而引起的几句激愤言辞，因为这种痛彻的哀伤之情，仅仅有悻于我们为维护法兰西的名誉所应持的谨慎而已。

    1814年4月22日于巴黎

    第四版序言

    一些我对其见解有着极高评价的人土，似乎对我的某些观点产生了误解。为此，我在这一版的后面补充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先前出版时曾被我舍弃，因为我担心在欧洲陷于混乱之时，它们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我建议认真考虑一下与人类现状和现代文明有关的两个巨大祸根。其中一个是征服的精神；另一个就是僭主政治。

    有些事情在某个时期是可能的，到另一个时期则会不复可能。这个真理经常受到忽略，这决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掌握世界命运的人们对于实际上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判断失误，那真是罪大恶极，而且，经验不仅不会帮助他们，反而会给他们造成危害，使他们行为错乱。他们披览史籍，寻觅旧事，且不停地考虑今天是否仍可如法炮制。他们试图把那些陈旧、破败的工具重新派上用场。他们的固执和——假如你愿意这样认为——天才可以使他们的努力取得一时的成功。但是，因为他们与时代的精神。利益及整体的道德存在格格不入，因而会遭到这些力量的反抗。在一段对他们的受害者而言十分漫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又极为短暂的时间里，除了他们犯下的罪行和引起的苦难，他们的事业一无所成。

    任何权力的寿命都取决于它的精神是否符合它所属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世纪都等待着一个人来代表它。每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或仿佛将要出现的时候，各种势力都会聚集在他的周围。如果他真正代表主流精神，他就必然会成功。如果他偏离正途，他能否成功至少也是一个疑问；如果他沿着错误的道路一意孤行，他的权力就会失去支持，最终土崩瓦解。

    有些人因为相信自己战无不胜，于是以铁腕统治人类，声称要以此——因为他们别无手段——完成人类并不赞同的壮举，创造人类并不希望看到的奇迹。愿灾难降临于他们！

    第一部分

    征服的精神

    1．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与战争相容的德行

    有些极力夸耀自己是热爱人类——这很值得称道——的作家，仅仅看到了战争的灾难性景象。然而，我却乐意承认战争的好处。

    要说战争永远是一种罪恶，那不真实。在人类历史的某些阶段，战争完全符合人性。它有利于开发人类最精妙、最优秀的官能。它向他打开了一座高贵的享受宝库。它为他塑造出伟大的灵魂、高超的技能、非凡的沉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品性，他将永远不会相信自己竟然不再有丝毫懦弱，他甚至不可能再去犯罪。战争教会他英雄般地奉献，使他建立起崇高的友谊。它既把他同他的祖国，也把他同他的战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以高贵的安逸酬谢高贵的业绩。但是，战争的所有这些好处，无不依赖于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战争应该是势所必至和人民的民族精神的自然结果。

    我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受到侵犯并保卫自身独立的民族。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民族能够很好地把尚武的热情与最崇高的德行融为一体，或者说，它的尚武热情也许是它本身全部德行的最为崇高之处。然而，确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在谈论战争，而是在谈论合法的自卫，也就是说，在谈论爱国主义，谈论对正义的热爱，谈论所有高贵而神圣的激情。

    一个没有听到保卫自己家园的号召，只是被自己的环境和民族特性引入军事远征和征服的民族，仍然可能把它的尚武精神和行为纯朴、鄙弃奢侈、宽宏大量、忠诚不渝、重诺守信、尊重勇敢的敌人，甚至同情和关心被自己打败的敌人等等结合在一起。在古代史和中世纪的编年史中，在不少几乎以战争为业的民族那里，我们确实会发现这些光彩照人的品质。

    但是，欧洲各民族的现状能使人对这些德行融为一体抱有希望吗？爱好战争真是他们民族特性中的一部分吗？这种特性真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产生的吗？假如这两个问题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那么结论必然是，在我们的时代，为了把各民族引向战争与征服，就必须颠倒他们所处的形势，让他们遭受种种罪恶的磨难，败坏他们的特性，使他们变得十恶不赦，否则就很难成功。

    2．从战争角度看现代民族的特性

    古代的尚武民族把他们的好战精神主要归功于他们发觉自己所处的形势。他们被分割成小小的部落，靠武力去争夺一片狭窄领地的所有权。他们为了生活必需品而相互为敌，不停地相互打击或威胁。甚至那些没有征服野心的人，也不能放下自己的刀剑，否则他们自己就会被别人征服。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独立，他们的全部生存价值就是战争。

    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与古代世界正好相反。过去，每个民族都形成一个牢固的大家庭，成为其他家庭的天然敌人，如今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名号之下，拥有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有着基本的同质性。这个群体已经足够强大，不必再去惧怕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部落。它已文明到足以发现战争是一种负担。它的一致倾向就是和平。尽管源远流长的好战传统，尤其是各国政府的错误，延缓了这种倾向的效力，但它每天都在取得新的进展。各国领袖都在努力避免公开宣称他们的征服野心和单靠武力获取荣耀的希望，并为和平大唱赞歌。腓力的儿将再也不敢提出侵占全球的目标；皮鲁土对基尼阿斯的谈话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蛮横透顶，或者说愚不可及。

    一个声称把军事荣耀作为目标的政府，暴露出它对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无知或蔑视。它把时间弄错了一千年。即便它可能一时得手，但是，能够看到谁将最终赢得这场奇特的赌博——是我们这个世纪还是那种为非作歹的政府——将是很有趣的。

    我们终于进入了商业时代，一个必定以商业取代战争的时代，战争时代注定要成为往事。战争和商业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种不同手段，都是为了占有向往中的东西。商业不过是向占有者因占有的进取心而获得的力量发出的礼赞。它是一种努力，要通过双方协商来获取人们不再希望用暴力获取的东西。一个总是比别人强壮的人永远不会产生商业意识。经验向他证实，战争，即使用他的力量去和别人的力量对抗，容易招致各种障碍和失败；正是这种经验，引导他求助于更温和、更稳妥的商业手段，使他人的利益同他自身的利益达到一致。

    战争先于商业出现。前者是原始的冲动，后者是文明的谋算。显然，商业化倾向越占上风，发生战争的倾向必然越弱。

    现代民族的惟一目标就是安宁，安宁带来舒适，舒适的源头则是工业。战争日益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无效手段。战争游戏既不能为个人，也不能为民族带来堪与和平劳动和正常交易的成果相媲美的利益。在古人那里，一场战争的胜利会以分配奴隶、贡品和土地的形式增加个人与公共财富。对现代人来说，一场成功的战争总是极为得不偿失。

    没有商业，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除农业之外没有其他家业的罗马共和国，局限在狭小得难以生存的领土之上，处于野蛮部落的包围之中，总是遭受别人威胁或去威胁别人，命中注定要不断地进行军事冒险。但在今天，一个想效仿罗马共和国的政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它是与自己的人民作对，它将使自己的政策工具至少与它的牺牲品一样不幸。在这种统治下的民族，有可能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国民，却没有罗马共和国的自由，没有那种视死如归的民族冲动，没有那种每个人都能分享一份被征服土地上的果实的希望，简言之，没有那种能使罗马人迷恋危险而又动荡的生活的整个环境。

    商业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过去的商业民族总是败在其好战的敌人的手下，今天则能够成功地抵抗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敌人中找到支持者。商业所产生的无数复杂的分支，已经使社会的利益超越了领土界限；时代的精神战胜了人们企图冠以爱国主义称号的狭隘的敌对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对抗，注定要以败亡告终：因为事物的力量在与她作对。但是，假如罗马和边太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让全世界都站在她一边；今天的习俗和时代的精神将是她的同盟军。

    因此，现代民族的环境遏制了它们的好战本性：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些同人类的进步、从而与时代差别有关的更为具体的原因。

    新的作战方式，武器的变化，大炮，已使军旅生活丧失了最引人入胜的内容。不再有什么临危不惧的搏斗：有的只是命运的安排。勇敢本身必定受到听天由命或无动于衷的侵蚀。我们再也享受不到意志的快乐、行动的快乐、提高我们的生理和道德能力的快乐，正是这些事情，使古代英雄或中世纪骑土对白刃战感到兴奋不已。

    战争已经失去它的魅力和它的功效。人类不再出于兴趣或者激情而投身战争。

    3．欧洲现状下的征服的精神

    任何想在今天煽动一个欧洲民族卷入战争和征服的政府，都会犯下严重的、灾难性的时代错误。它必须竭力使用违反自然的刺激手段去蒙骗那个民族。由于促使过去时代的人们勇于冒险。不辞辛苦的所有动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身上都已不复存在，它就必须向人们提供与文明的现状相称的动机。它只有依靠追求快乐这一人之常情来刺激他们进行战斗，而这一人之常情如果顺其自然，只能使他们向往和平。我们的世纪已经不再满足于某种华而不实的光荣，它从功利角度评价每一事物，一个人一旦想要脱离这个轨道，它就会对他的一切真实的或伪装的热情大加嘲讽，使我们不再喜欢做出其他类型的选择。这必然会使享乐取代光荣，掠夺取代胜利。这使人们一想到仅仅依靠这些动机的好战精神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会感到不寒而栗。

    在我即将勾勒的画面中，我丝毫不想非难所有国家中那些坦然站在祖国与危险之间，保卫过民族独立的英雄们；那些光荣地捍卫过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的英雄们。我不怕被他们误解。在他们中间肯定不止一个人与我有思想共鸣，分享着我的感情，他们会在这字里行间认出自己秘不示人的见解，将会把它们的作者视为自己的代言人。

    4．只为自身利益进行的军事竞赛

    我们早已知道，那些尚武的民族无不受到比真正实际的战争利益更为崇高的动因的激励。有的民族把宗教感情融入他们的好战冲动。别人所享受的放肆的自由，会激发起他们极大的活力，他们需要把这种活力发泄到自己的领土之外。他们把胜利的念头同超越了有限生命的名望结合在一起，所以不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以满足低级贪欲而战斗，而是怀着一种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理想——去战斗，这种理想就像一切在模糊不清的未来面前迷失了自己的事物一样，使他们的想像力得到了强化。

    所以，甚至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专事掠夺和抢劫的国家，获取财富也决不是主要的目标，因此我们看到，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们生前夺得的全部珍宝在他们葬礼的火堆上被统统烧掉，以迫使后代通过新的英勇行为夺取新的珍宝。确实，对他们而言，财富之所以珍贵，更在于那是他们炫耀自己获得的胜利的见证，而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享受的本钱。

    但是，假如现在出现了纯粹的军事竞赛，由于它的热情不可能基于任何信念、任何感情、任何思想，也由于过去那些使大屠杀本身成为崇高行为的所有令人兴奋的理由对它来说可能十分陌生，那么，它的惟一冲动和动机大概就是最狭隘最残酷的个性了。它会采纳尚武精神中的残忍，但它也会保留商业性的自私自利。这些再生的汪达尔人不会像他们粗野的祖先那样，不知奢侈为何物，行事简朴并轻蔑一切卑劣行径。他们会把野蛮的残忍和奢侈华美、滥用暴力和贪婪狡诈集于一身。

    一本正经地宣称打仗只是为了掠夺、好战精神退化成斤斤计较得失的人，的确与古代的勇士大相径庭。

    四十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利己主义者，知道他们的命运不是伤害别人就是遭受死亡。他们会预感到，顺从命运比逃避命运更合算，因为让他们遭受这种命运的暴君比他们更强大。他们会转而从许诺的酬劳、即从让他们去攻击的对象那儿掠夺来的财物中寻求安慰。结果，他们会抱着不遗余力的决心前进。他们既不会对被征服者表示同情，也不会对弱者表示尊重：对征服者来说，不幸的被征服者，作为某些财产的拥有者，不过是他们与他们的战利品之间的一道障碍。自私自利扼杀了他们灵魂中除肉欲之外的所有自然情感。他们看到女人仍会心动，对童叟却会视而不见。他们所有的实际知识将被用于更周密地制订屠杀和劫掠计划。他们对法律程序的精通，能使他们的非正义行为被上法律无情的外衣。他们对社交礼节的熟稔，会使他们的残酷无情显得像是不经意或无所用心所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优雅的表现。他们以这种方式周游世界，用文明的进步反对文明本身，他们完全受自己的私利所左右，以杀人为手段，以放荡为消遣，以嘲讽为乐趣，以掠夺为目的；他们和其他人类隔着一条道德鸿沟，只是像野兽一样纠集在一起，成群结队地扑向他们猎食的羊群。

    他们得胜时就是这个样子。失败时又会是什么情形呢？

    由于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获取而不是保卫，一旦他们的目标落空，他们便会毫无良心可言。他们不会因信念而凝聚在一起，只是由于物质上的需要而站在一起，即便如此，每个人也都在试图为所欲为。

    对于面对命运团结在一起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他们需要真正的信仰；他们需要道德。自私自利必然会使他们各自孤立，因为它向每个人展示那种独自获得更大成功和更熟练技能的机会。

    同样是这种利己主义，在繁荣时代会使这些尘世的征服者对他们的敌人表示同情，在逆境中则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战友产生冷漠和不忠。这种风气会在整个军队中蔓延，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置身于痛苦不堪的伙伴中间，他们每个人都会明白，从敌人手中掠夺财物来补偿自己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伤病员会抢劫奄奄一息者，逃跑的人又会抢劫伤病员。弱者和伤员会被有责任照料他们的军官视为讨厌的负担，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他们。率领军队陷入绝境的将军，对于那些被他带入深渊的身遭不幸的人，不会有丝毫的责任感；他不会为了拯救他们而跟他们呆在一起。逃之夭夭似乎是他摆脱逆境或补救错误的推一手段。即使是他本人把他们带到了那里，即使他们听信了他的话，即使他们把生命交到了他的手里，他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呢？对于失去用途的工具，难道不能弃置一旁吗？

    毫无疑问，这些完全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军事精神的后果，除非征服的体制能够持续几代人，否则不太可能在任何现代民族中间充分显示其令人可怕的程度。感谢上帝，尽管他们的领袖费尽心机，法国人依然并将继续远离他所带给他们的限制。我们的文明所培养并加以宏扬的爱好和平的美德，仍在同狂暴的征服者必然产生的**和堕落进行着胜利的斗争。我们的军队提供了仁爱和勇敢的证明，经常赢得以往它们被迫去征服的那些人民的好感，而如今，由于某个个人的错误，他们才不得不表示反感。可是，正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对政府进行抵制。如果这个政府一意孤行，那么，在它滥施权威后幸存下来的那些品德，将会变得失去控制。如果自私自利成了号令，任何无私的感情都会带有分庭抗礼的味道：这种可怕的政体持续得越久，那些品德就会变得越微弱、越罕见。

    5．征服体制内军人阶层堕落的深层原因

    人们经常看到，赌徒是人类中最不道德的人。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倾其所有去冒险。安全的未来不属于他们：他们完全靠运气求生。

    在征服体制下，士兵成了赌徒，区别在于他的筹码是生命。不过这个筹码不能撤回。他始终面临着迟早会同他作对的机运。他同样没有未来。危险也来自他那个盲目而毫无同情心的主人。

    现在，道德需要时间。适时它会安排它的补偿与酬劳。对于一个生命是以分秒计算或不停战斗的人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未来的回报虚无缥缈。只有某种片刻的享乐尚可把握。有一种说法用在这里非常恰当：每一次享乐都是从敌人那里赢来的。谁会看不出，这种抽彩式的享乐与死亡必定会败坏人心呢？

    让我们来看看使合法自卫永远不同于征服体制的那些区别；这种区别会一再出现。为祖国而战的士兵只是面临一时的危险。他能够遥望到安宁、自由和荣耀的远景。因此他有未来；他的道德非但不会受到腐蚀，反而会变得高贵。但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征服者手中的工具，能够看到的只是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一个被摧毁的国家和下一个待摧毁的国家，换句话说，危险之后的更多危险。

    6．这种好战精神对民族内部环境的影响

    仅仅考虑征服体制对军队的影响，以及它对军队与别国人民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一下征服体制给军队与本国公民造成的关系。

    一种排他而又充满敌意的合作精神，必定会支配那些其目标与他人不同的联合体。尽管基督教温和而又纯洁，它的牧师联盟却经常把一个国家分割为几个国中之国。无论什么地方，组成军队的那些人总是使自己脱离国民的其余部分。他们会变得崇尚操纵于自己手中的暴力。他们的习惯和思想会变得有害于秩序原则以及和平的、正当的自由原则，那是任何政府都有权利和义务视为神圣的东西。

    因而，一个国家通过一系列漫长的或不断重新开始的战争，造就出一大批仅仅充满好战精神的群众，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此产生的麻烦事实上不可能严守界线，使它的重要影响不易被人察觉。因其精神不同而与人民判然有别的的军队，也会以这种精神投入日常事务的管理。

    一个沉溺于征服的政府，比其他任何政府都更喜欢用权力和荣誉回报它的直接工具。它不会只让他们据守在军营里。恰恰相反，它必须用浮华的外表和公民的尊严去装扮他们。

    可是，那些从童年起就受着出生入死熏陶的武士们，在卸去身上的盔甲时，也会放弃他们的那种精神吗？他们披上平民的外套，就会崇拜法律，尊重维护权利的形式——那些人类联合体的保护神吗？在他们看来，没有武装的阶级显得粗俗卑贱，法律的奥妙纯属多余，社会生活方式有着太多令人难以忍受的拖沓。他们对待社会事务，就像夺取军功一样，首先看重的是机动迅速。全体一致在他们眼中就像军队要容相同的制服一样重要。对他们而言，反抗就是骚乱，讲理就是蓄意不从，法院就是战时委员会，法官就是受命的土兵，被告就是敌人，审案子就是上前线。

    这不是凭空想像的夸张。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了欧洲几乎到处都在实行军事审判吗？这种审判的首要原则就是省略程序，仿佛对程序的任何省略都不是最令人厌恶的诡辩：如果程序是多余的，所有的法庭都应该取消它；但是如果程序是必要的，所有的法庭都应该尊重它；而且毫无疑问，指控越严重，细心审查就越重要。难道我们不是一再看到法官中坐着这样一些人吗？他们的衣着已说出了他们有所效忠，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是一名独立的法官。

    如果我们的后代还有人类尊严的感情，他们可能不会相信，曾几何时，人们的不朽功绩确实辉煌，但他们在军帷中长大，对平民生活全然不知，却在审问他们无力理解的被告，给他们无权判决的公民定罪，而且不准上诉。确实，我们的子孙除非成了最卑鄙下流之辈，否则他们不会相信，议员、作家以及其他被控犯有政治罪的人，是被传唤到了军事法庭之中，设立这些法庭就是让它们充当言论和思想的法官，它们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显示出盲目的勇气和愚昧的服从。他们也不会相信，凯旋归来的武士们，头上的桂冠尚未枯萎，就会被迫接受可怕的任务，转而去充当追捕和屠杀同胞的刽子手，这些同胞的名字和他们的罪名一样，武士们全然不知。不！——我们的后代会喊道——我们胜利，我们的凯旋盛典，绝不该付出这样的代价！不，这不是习惯于重返故乡并向祖国致敬的法兰西战士！

    当然，错误不在他们。我曾无数次听到他们抱怨自己不幸的顺从。我乐意重复一遍，他们的德行远远超出了人类本性容许我们所能期望的程度，经受住了曾经试图腐蚀他们的战争体制和政府行为的影响。有罪的只是这个政府，而我们军队的功绩，就在于他们竭力避免犯下所有那些罪行。

    7．塑造此种好战精神所带来的后患

    在政府强迫下接受此种好战精神的国民，最终将会做出可悲的反应，他们将会迫使政府坚持那种它倾心组建的体制。

    一支为胜利而自豪并习惯于掠夺的庞大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操纵的工具。我们所谈论的不仅仅是它对那些拥有平民政体的民族所构成的危险。历史上此类范例比比皆是，毋需赘述。

    一个经过六百年胜利的辉煌，周围环绕着二十多代英雄竖起的自由纪念碑的共和国，如今它的士兵却按照恺撒的号令进军，踏着辛辛那提和卡米利的废墟，去亵渎他们前辈的坟墓，去奴役不朽的城市。曾几何时，英**团和克伦威尔一起向一个国会发难——因为他们想给它套上枷锁，它坚决不从，他们想把它变成玩偶，它坚决抵制——直到既篡夺了王位、又窃取了共和国，暴露出伪善的嘴脸。

    但是，**政府也同样害怕这支总是令人胆颤心惊的力量。如果这支力量以它领袖的名义同外国人和自己的人民对抗时表现得令人畏惧，那么它也随时有可能对它的主子形成一种威胁。这就像野蛮民族进攻敌人时放在军前打头阵的那些可怕的野兽，一旦受到惊吓或被激怒后，便会突然掉转身子，不再识别它们主人的声音，把指望靠它们助攻得胜的那支军队冲得七零八落。

    因此，必须让那支军队不停地运转，不能让它安于可怕的无所事事；必须让军队远赴他乡；必须为军队找到与之战斗的敌人。战争体制，即使目前没有战争，也在孕育着未来战争的种子。踏上那条道路的统治者，在他自己召唤来的命运的驱使下，便再也不会转向和平了。

    8．征服成性的政府对国民大众的影响

    我相信，我已经阐明，一个醉心于侵略精神和征服精神的政府，必定要腐蚀一部分国民，以保证他们为它的事业积极效力。我还要说的是，它在腐蚀这部分选定的国民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其他国民产生作用，要求他们被动服从和做出牺牲，以这样的方式干扰他们的理性，扭曲他们的判断能力，破坏他们的所有思想。

    如果一个民族天生好战，用不着统治当局的诱骗，它也会投身战争。只要阿提拉向他的匈奴人指出世界上哪个部分需要他们进攻，他们就会扑向那里，因为阿提拉是他们自身冲动的工具和代表。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既然战争不能给民族带来好处，只是贫困和苦难的根源，那么对征服体制的辩护就只能立足于诡辩和欺诈。

    甚至当一个政府纵情于它的宏伟规划的时候，它也几乎不敢告诉它的国民：“让我们为征服世界而进军！”恐怕它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并不希望征服世界。”

    它会换个说法，大谈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荣誉、边界的完整、商业的利益、防患于未然，等等。还有什么？伪善和非正义的词汇是取之不尽的。

    它会大谈民族独立，好像一个民族的独立会因为其他民族的独立而处在危险之中。

    它会大谈民族荣誉，好像一个民族的荣誉会因为其他民族保持了自己的荣誉而受伤害。

    它会坚持边界完整的必要性，好像这种说法一旦被人接受，不会使整个世界的安宁和公道荡然无存一样。各国政府总是希望向外去完整他们的边界。没听说哪个政府牺牲过一块自己的领土，去让其他政府把领土完整得更合乎几何规则。边界的完整是一个自掘坟墓的系统，它的各项要素相互矛盾，它的实现仅仅有助于最强者的非法占有，因为最强者靠的就是对最弱者的掠夺。

    这个政府还会以商业的利益为托辞，好像它为商业尽责就要夺走一个民族最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让最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离开农业、制造业、工业，在各国之间设置浸透鲜血的屏障。商业的基础是各民族之间的良好理解，只能靠公平来维持；它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它在和平中繁荣。然而，据说为了商业利益，一个政府就应该让战火连绵，就应该把它的人民的脑子里塞满了仇恨，应该从非正义向非正义连续进军，应该每一天都用暴力来降低自己的信誉，应该拒绝忍受任何公平交易！

    在防患于未然的借口下，这个政府会攻击它最和平的邻居和最恭顺的盟国，栽赃说他们心怀敌意，好像参与了有预谋的侵略。假如它所诬陷的不幸目标轻易地屈服了，它就会得意洋洋地趁机先把它们攫取过来。假如它们有时间和力量进行抵抗，它就会大叫：“你看，他们果真想要战争，因为他们正在自卫！”

    不应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特别刚愎自用所产生的偶然结果。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立场的必然结局。当今任何想要进行扩张性征服的政权，都将因为这一系列虚妄的借口和无耻的谎言而受到谴责。它的确是有罪的，我们不应对它的罪行轻描淡写。但这种罪行并不在于所使用的手段，而在于蓄意采用这种手段的立场。

    政权将不得不对它的臣民大众的理智施加影响，就像以同样方式对军事部门的道德品质施加影响一样。它将会尽力消除前者头脑中的所有逻辑，就像它会努力窒息后者心灵中的所有人性一样。所有的词汇将失去它们的意义。“温和”将预示着暴力；“正义”将表现为邪恶。国际法将成为掠夺和野蛮的法典。经过几个世纪的启蒙过程，像确立了人际关系一样确立了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所有那些概念，将会再次遭到践踏。人类将会倒退到我们视为历史耻辱的蛮荒时代。只有伪善还能使两者有所区别，但伪善将会表明更具腐蚀力，因为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