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在其他地方曾对海耶克作过大量论述。必须承认，对这位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家再作评论，我已有厌倦之感。更何况在过去两年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和论述海耶克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在本书“奥地利学派”对自由思想的贡献一章以及其他的章节里，仍然有一些有关海耶克的论述。其次，我认为注重对个人主义的一些较为激进的看法更重要。多年来，人们只是偶然关注一下这些激进的看法，而现在对这些看法作一分析，此其时矣。

    还必须指出，我对政治思想的关心甚于对经济政策的关心。研究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者的人士对两者的大多数政策提议是了如指掌的，但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这样，本书虽然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地方要谈到政策，但读者会发现，对金融理论和政策、贸易周期、福利问题和减少政府赤字的复杂性，本书未作细致的分析。此外，我对采用的论证方式还要说一两句话。我是从一种内在的观点来看待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一些哲学问题的，因而对个人主义的整体批评不怎么感兴趣（在集体主义者那里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的批评）。但是，我热衷于探讨一些学说的内在问题，以及每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本书可被看作是一种对自由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辩论的说明。

    多年来，在对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进行探讨时，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交谈使我获益匪浅。他们是约翰·格雷、约翰·伯顿、马丁·利可特、艾伦·皮科克、吉里米·夏墨、斯坦芬·利特切德、汉尼斯·吉索森、迈克·詹姆斯和克里斯·特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本书的手稿，因而也不用对本书的谬误、遗漏和误解负责，但我仍从他们对这一急速扩张的学术领域所作的贡献——一些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中受益良多。

    我在白金汉大学完成了这部手稿。我对我的秘书桑达·吉尔伯特深表谢意，感谢她在打印这部字迹难以辨认的手稿中所表现出来的全心投入、勤奋和准确性。此外，本书的写作当我还在伯明翰工业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时已经开始，因此，我也对芭芭拉·爱伯特表示感谢，感谢她以她惯有的效率打印了本书的前三章。

    诺尔曼·巴利

    于白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