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我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一些一般问题的兴趣始于7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开始研究弗雷德里奇·海耶克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虽然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当代最负盛名的传统自由主义者，但我很快认识到，他也是那些在社会民主和半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舆论流行时期高扬自由主义大旗的许多作者之一。这样，对构成自由传统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见解作－整体说明在当时看来是重要的，在今天尤其如此。

    我也注意到，尽管一些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政策提议方面有许多相似性，但他们形成这些政策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却大相径庭。在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样，尽管像海耶克、路德维格·冯·米斯、米尔顿·弗里德曼、艾恩·兰德、罗伯特·诺齐克和墨利·罗斯巴德这样的一些作者常常被放到一起来加以谈论，好像他们构成了智力磐石，但这种描述会产生误导。此外，在他们著作中很容易找到的一些差异反映了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最古老和最深刻的问题。

    我最初想用文献来说明并分析自由主义不同的哲学基础，这一努力形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83年的《英国政治学杂志》上。本书的许多工作是这篇文章一些观点的详尽阐述。

    不过，杂志那篇文章的许多材料取自当代。我想，如果缺乏这一问题的历史层面的阐述，那么本书就是很不完整的。因此，就有了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一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可被较多地看作是一系列集中于某一主题的论文集。坚持休谟和斯密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确定了当代大多数有关古典自由主义的争论的议程。在我看来，他们两位在这方面超过了洛克。我试图探讨的是一些同个人主义思想有关的分析性问题和概念性问题。我在“无政府－资本主义”一章中专门对此作了论述，这是因为个人主义思想具有它内在的吸引力，而且也因为它以特别鲜明的方式展现了自由主义智力体系的一些一般问题。此外还有这一情况：一些人们熟悉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个人至上的无政府主义，至少在与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相比时是如此。

    本书的一个空缺一定会使读者大感惊讶，这就是少了专门论述海耶克的一章。这有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