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乙、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

    5、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有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6、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须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顺便说说，最近看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

    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7、最后还想说一点。

    “真理是相对的”。

    这在逻辑上叫做判断。现在逻辑学，承认判断总是处于经验的概括。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

    不过，古典的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认为判断是，把一种性质赋予判断中的主词。判断，是形成概念的途径。概念，他们模糊地承认，那是处于归纳法的概括；不过，他们总不免赋予概念一种神秘的性质，即：

    概念虽然来自事物，可是一旦形成概念，概念的品格就高于各个具体事物了。

    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免把“绝对”的意义赋予判断，认为一切判断，都有绝对的性质。

    列宁说，你说“真理是相对的”，这就是把相对绝对化了，你至少承认“真理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真理，其根源来自：判断的绝对化。

    所以，请你注意，我在第2节中，力求避免这个判断绝对化。实际上，任何判断（除了纯逻辑的；太繁琐了，不谈它了吧）都不能是绝对的。

    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过任何经验的证实。

    8、关于“进步”的争论，我可以让步为：“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

    这算行了吧。

    197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