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中所标的阿拉伯数字右面括有圆括弧的注号，如1）、2）、3）、……是表示魏特林在第三版上作了重要的增补或修改。增补和修改的句段现在汇集在这里。本书在1849年出版第三版时’魏特林作了很多改动，第一部分有三百二十九处，第二部分有四百五十处，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字上的改动，牵涉内容的重要改动将近四十多处。原书将所有的改动都汇集印出，并在重要的改动处加标星点，中译本只是译出了加星点的重要增补和修改四十五处，其余改动部分没有译出。
中译本编者
第一部分
1）（增补）：甚至在今天，还有千百万不幸的有色人种呻吟在这种人类遗传的耻辱之下，并且这正是发生在为他们大加吹嘘的所谓自由的北美合众国里的事。这真是美丽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共和国可以休矣！——102页
2）（增补）：1848年2月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幸福。胜利几乎是从云端里忽然下降。从那些流过血的、充满着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中，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委员，有一半是**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且其余的人当时也不会反对设立一个社会银行。他们当时也不会看得到这种银行的非常的结果。但是，无论好心的路易·勃朗或是满脑子批评的蒲鲁东，对于必要的措施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更不必说其余人。——139页
3）（增补）：并且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这种征服狂不是大大地减轻了吗？现在你们看，那些法国的有征服狂的人们，在他们得到了政权以后，不也是和那失败的王权一样，在战争面前畏缩害怕吗？现在在法国还有一个公开由报纸来代表主张莱因边界的政党吗？现在在法国，因为那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政党已经加强了，那些只是在人民的成见中貌似强大的懦夫们就都噤若寒蝉了。——158页
4）（增补）：我对若干这种祖国小丑颇有认识，没有一个能引起我赞赏惊奇的。为了其中某一个人的子女，有一次还曾经在我们手艺工人中募过捐，为了好供他们上大学。他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正在报纸上宣传资本主义，而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就集结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集团。三千元的膳宿费！这是应该这样，这是必须这样的。奥地利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老阿伦特就是这样。——159页
5）（增补）：现在我还要把一只决斗的手套掷到你们脸上，你们这一批新恶棍的诡辩学家！你们这些财神的门徒！你们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试图用那些钱来蒙混人民，那是你们耍手段从人民身上偷去的钱。你们以为，我们没有看透了你们吗？你们的自由贸易的学说，是那现在终于受到了全面攻击的资本势力的最后的挣扎。你们要想在自由贸易的假面具之下，重新引起人民对钱袋党的信任、你们把贸易和资本势力描绘成千百万人幸福所系的救世主，并从而企图使他们脱离要求彻底改革社会的斗争。
如果你们想要为你们的清白作一个证明，那末就给我们必要的条件在报纸上来攻击你们吧。把你们那些头等的角色派到战场上去吧！如果你们自信那末确有把握，那就出场吧！
自由贸易、保护关税、营业自由、同业公会制度、工商业保护条例，以及无论这一切口号怎么叫法，都不过是些骗局，每一个受过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去估价它们的。——169页
6）（增补）：我们且看一看北美合众国。在那里爱尔兰人建筑美国人的房屋，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修筑美国人的道路，大批的外国人在一切手工业里参加劳动。一千万有色奴隶和自由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被指定在最艰苦的劳动中去寻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前者是通过强制，而后者则是通过生活的逼迫。但是本地人，美国佬，却从事于最轻便的、获利最多的职业。——172页
7）（在这里附加了一段注释）：我在旅行中，在某一个地方的手工工人处听到一句通行的谚语式的俗话：“罪过是肝馅腊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神学上的罪过这个概念实在不敢恭维，并且对于所谓罪过，并不比对于在饥饿的时候忽然送来一段肝馅腊肠那样必须有更多的警惕！——178页
第二部分
8）（增补）：最纯粹的民主只有在最完全的**里才有可能。但是被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主制度的那种选举方式，却永远不会实现**或是促进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下面当我在这里揭露和批评那个迄今暧昧不明的民主概念，这个在若干人那里已经成为神圣空话的概念时，我预先请求我的读者们不要过于匆忙地来下判断，而是先听我把话全部说完。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们曾说我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在我这一方面，相反地，我相信只有**者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的本质，只有在**里才能有最完全的民主。但是在**实行之前，对于那些不确切地来进行投票表决，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我想要请一席客人吃饭，我总不会先让客人对我的请客来进行一次投票表决，如果我真这样做，只会使人觉得可笑而已。——204页
9）—10）这两个注号之间改为：当我们研究一个象社会改革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秩序里的一切制度都是有缺点的，并且绝大部分是有害的，那末我们就必须对于每一个这种制度，在它转移到新秩序中之前，作仔细严格的审查，以免由于它们的不合格而从根本上损害了新建筑。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凡是看到有缺点的时候，就把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在那上面，并且在我们为了那全体普遍的东西而进行的奋斗努力中，永远只追寻那完善的事物，而决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下来对自己说：在这里我可找到它了！如果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接近那完善的事物。
那些永远在那里说“这是不可能的”的人们，他们只是用一个耳朵听，而不去读书，而读书也不去思考，对于这些人，当然任何新的思想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并因此都足以激起他们的偏见和搅乱他们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决没有任何东西会是突如其来和意外到不是在他思想上已经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准备的。他生活在理想的王国之中，一切真理对他都是昭然如揭的，并且今天一个人宣布为新思想的东西，往往是另一个人很久以前就在他脑子里存在着的，只是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罢了。
如果一个人真正想要实现某种确定的、已有定评的好理想，他就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必须是可能的”，并且去想适当的办法，使得这种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现在，有一个一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党派，还在暗中摸索的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所要采取的政府的形式和如何选举当政者的方法。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有一种被他们叫做民主政治的东西，但是象我立刻就要证明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就象那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根本不是什么平等一样。至于**者对于他们的政府形式的选择，差不多还没有最后决定。大多数法国**者倾向专政制度，因为他们很知道，那种为共和党人，或者不如说，为政客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是不适合于一个由旧的组织走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组织的过渡时期的。虽然这样，卡贝仍然借用了共和党人的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他很聪明地懂得，怎样在过渡时期内把一种几乎为人看不出来的专政附加在这种原则上。最后，欧文，英国**者的领袖，主张按每个男子的年龄来规定他所担任的职位，因此行政管理上的最高的领导人同时也就是行政管理中的最年长的成员。一切社会党人——除了傅立叶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政府形式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彼此意见一致，即认为人们叫做民主政治的那种政治形式，对于年轻的还正是要去付诸实行的共有共享的原则来说，是一个很不中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救急太平锚。
什么是所谓民主政治？——一种人民的统治，一种统治着的人民。这个说法是永远不确定的，人们可以愿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就理解成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人民？这没有问题，当然是指的一个由语言、风俗和习惯联系起来的社会里的全体成员——那么，什么又叫做统治呢？统治，这就是：按照他的意志去指挥别人。的确，对于这个名词我们讲不出一个比这更确切些的概念了。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整个的人民固然可以有一个指挥着它的统治者，但是人民，这非常大的一群人本身，却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统治者。每个人都可以统治他自己，如果他有这个权力的话，个人或是若干个人也可以统治其余的人，但是一切人去统治一切人，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
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明白的事例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能够说，那些不满于他们的政府的千百个瑞士或美国共和党人，他们是在统治着吗？如果一个人投了某人一票，连这个人名字都不知道，难道能说这就是“在统治”吗？——在投票时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成为少数派，那么这样的投票选举方式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也能叫做统治吗？——如果真要合乎“民主政治”这个概念，那就必须一切人都在统治；但是这样的统治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这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统治，而是若干人对于人民的偶然的统治。
我在这里说偶然的统治，因为选举时的多数常常甚至简直就无非是一种偶然的赌博，并且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现在那就永远更是这样；简直就是欺骗和说谎。
谁要是还不能在大体上明白这一点，他可以去访问一下那些协会，也就是说那些把民主的投票表决，就象天主教徒们的十字架一样当成了原则的东西的协会，那时候他就会用能看得见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了。例如，有一个协会，当我在那里的十个月期间，会员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十人，每星期开两次讨论会，在开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进行投票表决；往往对于一件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琐事也要投票表决；但是在十个月的期间，表决的多数从没有超过三十票。大多数的决议只得到十票至二十票的多数。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职员以七票的多数当选，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并不是全体会员都出席，并且也不是全体都投了票。因此，在一百个会员之中如果有十二个人预先商量好，他们就可以在全会的投票表决时成为多数，特别是在人事选举上，没有一致的协商投票是十分分散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扩大起来想一想。
我们假定：在某一个小国里有二万一千个选民，每一千个选民选出一个代表；我们再假定，一切选举都是公正地进行，就象只有在共有共享的制度里才能办到的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会对于选举不满意，因为选举票有的是投在这个人，有的是投在那个人身上，永远不会全部都投一个候选人的票，因此如果我们把那些被当选的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总加起来，往往会有一种情形，这票数合起来在二万一千个选民中还不到一万一千票。这样，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名选民，他们就没有在任何情形下参加了这所谓的民主政治，因为那些人民代表根本就并不是按着他们意见而被选出来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二十一个代表中，只要有一个代表在议会里成为反对党，他对于那其余的二十个代表来说就成了多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这一个代表的选民和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个选民加在一起的话，或者说如果每一次的立法提案都能在全体选民的面前提出来的话。因此即使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以这样的方式唯一一个代表的反对，竟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此外，还有一种更明显得多的情况：我们假定，二十一个代表中有八名是由七千五百票选出的，其他十三名共得七千票，这十三名人民代表对于那其他八名代表来说，就是一个表面的强大多数，虽然在严格的考查之下他们不过是一个非常大的少数而已；因为第一，这十三个人只是由七千票选出的，并因此就已经有六千票反对他们，这六千票再加上那其他八个人的七千个选民，为数就在三千票以上。但是这里，这得七千选票的十三名代表即将对那得一万三千选票的八名代表居于多数的地位。这样的选举把戏，人们现在把它叫作民主政治！这个名称和这样事本身，彼此都是一样的荒诞无稽。这既不是一种真正的多数，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且即使两者都可能做到，它也不适宜于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要去统治的东西，同样，在那里人们也不能把全体人的领导委托给一个这样的所谓多数，就象人们绝不能用抽签来决定千百万人之中那一个是最有才能的人一样。但是这种在千百万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之中进行的选举，无非是一场赌博（如果每一千选民选出一人，法国就要有一万名人民代表）。那对于行政领导来说是最必要的天才和智能，就象无数千万的钉子装在同一个口袋里一样，现在，民主政治的原则要求伸手到里面去乱抓，然后看你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一种滑稽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人是好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时代就不能再是好的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粗陋的简单的统治已经接近死亡，而科学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新秩序的领导了。
如果说，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民主政治和多数表决权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们并不合乎人们通过它们所预期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在那里，在共有共享的状态中，却是都不需要为了他的每天的面包而匐匍于别人的面前，因为面包对于每个人都是永远有了保证的，在那里，任何人在选举时不可能、也不会受别人的拨弄，而现在则是到处贿赂公行。如果我们肯仔细地检查一下事实，在我们那些现代的共和国里，一切选举都无非是极可怜的少数，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其中凡是要做一个选民必须能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1830年，在琉瑟息省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代替了陈腐的僧侣贵族政府。这个新政府给了人民一种扩大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并且给了青年们良好的学校，但是恰是这种扩大的选举自由，在十年之后重新又推翻了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它的种种制度和设施，并且赋予僧侣们比1803年以前更大的活动范围。耶稣会的会士被召入国内，并且把青年的教育委托给他们；出版自由又受到限制。在北美合众国，这种选举自由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就是阻碍奴隶制的废除，法国大革命也因为通过它而又走回到**的老路上去。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人们还是永远不肯用能看的眼睛来看一看，而且继续用民主选举的形式的原则来蒙蔽和迷惑人民，却不知道这种选举形式，只在那些旧秩序已经倒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无知无识的人已经不会再在选举中受骗的时候，它才是好的、能带来福利的东西。
到现在我还没有研究过一切可能的选举活动和阴谋诡计；仅仅我所知道的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但是那些法国的选举斗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能够写出一大本书来的。在选举中，人们不只是利用金钱，而且熟练的演说家们利用他们的口才，往往可以巧妙地为一件坏事挣来多数选票。他们讨论得那样长久，直到他们把一些人已经弄厌倦了，把另一些人已经搞糊涂了，最后又让另一些人相信，只有他们才是最明白这件事的，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说得最流利，最冗长；然后他们只要再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投票，这件事就算办成了。这种办法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可以举出大批的实例来。如果在一百人之中只要有二十个人预先商量好，在选举的时候混在其余的人里面，他们就能够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制造出一个多数来，也就是说如果其余的人没有想到事先集合起来商量一下的话。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曾经在一个团体里有人建议要发表一项声明。人们投票决定了，并且选出了草拟这份声明的人。起草人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稿子。人们又来投票表决，并且通过和接受了这份稿子。但是有很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份声明是早已就拟就了的。在投票表决是否通过这份稿子的时候，它已经印刷好，并且流传在许多人手里了。印刷商为了卖钱，曾印出了若干份，因此在这个声明在应该散发出去之前，就早已流传开了。
在一切预作准备的选举会里，情形都是这样。在那些人民代表的议会里，事情当然就更诡谲些，在那里阴谋诡计就更多了，因为普通的手段在那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会前的集议和商讨在那里已经不够用，因为其他敌对党派也会这样办。于是人们或是故意无休止地推延，或是竭力缩短讨论的时间，这就看人们相信是以把对方拖疲倦，或是以出其不意地制胜而定。往往人们假装，似乎要把表决推迟到下一次会议，有些没有耐性的或是满不在意的反对者退席离去了，于是又忽然宣布进行投票表决。如果人们认识了反对者的某些弱点，人们就把辩论弄到象战争一样慷慨激烈的地步，以便由此好剥夺掉对方的若干票数。而大多数人则摇摆在忽左忽右之间，这一个人要想为真理而说服别人；另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又一个人由于妒忌而不肯让他的敌人占有公理；那一个人则是为了表现他的演说的本领，只要说得动听，即使结果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可以；还有一个是想要实验，是不是他能说的让人酣然入睡，最后，这些东西都还印成书，并且向人民公布。这最后一着究竟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使读者看了总有一天会对这整个的喜剧感到烦腻和可恶。
还有一种荒谬的情形，就是象在选举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样一件需要非常审慎的事情上，无论是被选人和选举人的才能和智慧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但是就今天这个概念意义下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原则而说，却完全不顾这一点。谁有一张会吃饭的嘴，谁就能投一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才能的人也就不得不消失在那一大群无数的选民之中了，后者既从来没有机会去亲身认识那有才能的人，更从来没有机会去认识他的才能，何况绝大多数人，由于他们对于事情的缺乏知识，也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识别才能。人的天性的分配并不是象数学那样地平均相等的，这一个人体力比较强而智力比较弱，另一个人智力比较强而体力比较弱，又一个人两者都比较强或是两者都很弱。评定一个人的体力而不经过测验，这是很困难的事，同样评定一个人的智力，不经过测验，那就更加困难了。并且在识别一个人的智力时，人们还必需对于这种能力部分地具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才能去加以判断。所以如果人们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必须把天才和智能置于行政管理的首脑地位——而这一点是即使最仇恨我们原则的敌人也不能否认的事——这就十分明显，现在的种种政府形式和选举制度是对此毫不适用的。
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不再去选择擅长词令的人、说教的人和外交家，而是要选择发明家、发现者、完成者和改进者，总而言之：智能、理解、天才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政府的形式就必须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这里面并没有丝毫统治，而是要去领导，就是说去领导整体的和谐，领导一切人的生产和交换。但是统治比为了全体人的福利而去进行领导要容易得多，因此在政治的选举中彼此口头的约言也就够了，甚至往往连这个也不必要；但是如果人们要把某一件事业的领导委任给一个人，人们就不能满足于种种约言，而是要有这个人的证据；人们不会派一个对于这件事毫无所知的人去识别和测验，而是自己亲身去，或是，如果自己对于这件事不懂的话，派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去。现在我们再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一切选举都必须具有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把那些对于社会的和谐，对于社会的福利和繁荣具有最根本的知识的人选出来。不是吗？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持异议的。
但是，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这些知识的内容是在于什么呢？或者无宁说：什么是行政管理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
1．对于整体的和谐的领导。
2．一切新的有益的理想、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实现和利用。
3．对于一切劳动的领导。
4．对于生产的分配和交换的领导。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任何一种劳动在它的完善性的最高点上都将是一种科学，并且因此任何一种劳动的提高和完善，如果有一个理想作为它的先导，它就是一种科学。例如瓦工可以提高到建筑师的科学水平，染工可以提高到化学家的科学水平，同样，以此类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可以是这样，因此每一个劳动部门都将是一种科学，如果它和观念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话。
因此，那些在每一个部门里努力达到知识的最高点的人，正是他们，应该构成行政管理机构的成员，这一点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
但是只有那些懂得评定这种智能的人，具有同一的或是类似的这种知识，他们才能发现这种智能；因为一个成衣工人总比一个瓦工能更好地评定这一件衣裳是否缝得很好，一个裁衣工人总比一个没有剪裁知识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它剪裁的是否合式。在其余一切劳动和知识部门里也都是这样，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里，每一个选举人必须具有一个选举人的资格。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能够在那里选举他的工长，但是不能选举一个领导全国的最高级建筑物的建筑师。如果他要参加选举建筑师，他就必须事先取得这种资格；但是对于这种资格的取得，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
但是同样也可以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全部有关被选举者的知识，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十个或十五个劳动部门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选举必须在每个部门里单独进行。同样也可以肯定，某一部门科学的研究比另一门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高深若干倍的知识，因此无论在选举人或是被选举人方面，各种不同的选举也就需要各种不同资格和知识。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要不违背自然规律，就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一切。——204—206页
11）（增补）：因此，在未来的选举中的主要条件将大致如下：
1．选举，和劳动及享受的分配一样，都以自然规律为基础；因此每个人按照他的体力和能力来劳动，按照他的所好、他的食欲和健康来享受，按照他的知识和才能来参加选举。
2．因此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为了他本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利益起见——各按照他的能力而担任一个较轻或较重的职位。
3．因为享受的分配以及整个的社会制度都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调整，因此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天才或智能而比别人受优待，而是最无知识和最不熟练的人也能以他的薄弱的能力和具有最大才能的人有同样的享受，如果这种享受是合乎自然的，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享受有利于他的精神的和**的，并从而并不损害整体的和谐的话。
4．因为在争论和多数票表决中，所反映出的人们的人格和感情因素，以及一切通过多数表决的立法程序，都只能阻碍进步并破坏整体的和谐，因此必须想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使得这些东西部分地成为无害的、部分地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5．这种制度必须将进步宣布为唯一的法律；那时候社会就有了一种法律，它不断地自行返老还童和化旧为新，当它有步骤地一步一步采取新的制度的时候，也就不断地抛弃旧的制度，这样就使一切制定法律的工作和一切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斗争归于终止，就使得在愉快的向前进步中在知识的王国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某些人的贪婪的利益也就不能再成为进步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象迄今所永远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那样。
6．在这个制度里，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智能必须永远被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的行政管理中最高席位上。任何人不会因此妒忌他们，因为所给与他们的光荣，并不给他们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收入，而是给他们加上比一切其余的人更多的义务，并不是更少的义务。
7．因此在这里所选举的不是某某人，而是能力。在选举有了结果之后，才允许宣布当选者的名字。用这种方式，一切有害的感情和偏袒就都被堵绝了。这种能力的选举，可以用类似今天选定一个发明家的图样和样品以确定它能否获得专利权那样；或是象现在一个作家向研究院应征解决一个悬题那样。
8．因为人们不能预先计算到会有种种发明、发现以及新的有益的思想要发生，所以人们也不能对于最重要行政管理机关的选举事先规定出一定的时间。
9．正因为这样，人们也不能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的职位定出任期；如果有许多新事物和有益的东西发明出来和想出来，就多几次举行选举，谁要是在他的智能上，他的天才和能力上被另一个人所超过，他就让位于这个人，如果为了实现那新的理想有这样必要的话。这样就给进步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并使进步成为一种法律。
10．人们必须通过应征解决悬题的方式，来取得最高行政管理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这些悬题由代表科学的核心的那些人的集会提出来，悬题的目的在于扩大和促进对人类福利有益的科学。
按照我的意见，有三种科学对于共有共享的社会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是治疗一切人类恶疾，无论是精神或**的恶疾的科学，我把它叫做新医疗学。在它的范围内，既包括宗教的和哲学的伦理学，又包括解剖学、药剂学和社会经济学。未来的医生，因此，同时也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不止治疗**的、并且也治疗精神的病征。
第二是物理学，包括对于原始的自然及其如何为人类的福利而运用的知识。
第三是机械学，或者说是能以较少的力量而产生多量产品的科学。
这三种不同的、但是彼此互相结合的科学因此是有特别意义的，它们和其他一切的专门科学——这三种科学就是这些科学汇集而成的，一起领导着整个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是那些在这些科学里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在这些科学里的最大胆和最有益的理想，由它们来掌握全部的行政管理。为了永远能够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识别出那些最伟大的才能，必须经常提出悬题，例如：对于一个医生，凡能发明某种方法，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疾病者，就给他行政管理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位；对于一个物理学者，凡能发现大自然里的某种力量具有这种或是那种作用者，就给他在社会里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对于机械学家，凡能发明这种或是那种机器者，就给他这种或是那种能发挥他的能力的地位。
这样一种办法本来也可以叫做民主政治，但是我把它称为科学的统治。——207页
12）（增补）：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技工团，就象是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里的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汉诺威等地的国民大会那样；而中央技工团至少就政治方面来说，则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那样或应该是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只要在现在的语言障碍许可的条件下，今天的那些政治疆界的区划在那时候就都可不必顾及了。
去年全德国的工人大会一致提出一个社会国会的要求。因此这已经是向实现勤劳和能力的最高权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民最高权力是没有的。人们至少应该把这个要求坚持下去。但是让我们把那设计成和它并立在一起的政治国会取消掉吧。劳动、勤劳和能力的利益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最高利益。——221页
13）（增补）：因此各工作理事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些国民大会里的部长的职位，所不同的只是在作这样的比较时必须永远考虑到，它们的任务不是政治的虚应故事，而必须是一种实际深入人民生活的，实际地可感觉的工作，同时工作理事会的成员也只能是劳动者，他们不能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特权，他们的工作只能和其他一切人一样以同等的比例取得一般多的报酬；并且那时候劳动者这个名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在凡有劳动力的人之中就根本找不到和这个名称相反的名词：不劳动者。——222页
14）（在这一节以前增补）：如果人们考虑到现在几乎一切主张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在大吹其民主主义的法螺，而想要把一切都依靠在群众选举这一方法上，另一方面再略略看一看那种广大的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无论是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关于商业，关于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等等，都还在群众以及群众的领导者和教育者之中有着一定的势力，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不免会对下一次的社会革命的成功的转变感到怀疑，如果他不是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坚信任一个勇敢的、好意的知识分子，在紧要关头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定会在人民中找到这样一种为迅速扫除这些黑暗所必要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说，现在已经可能发生的事，它是会发生的，并且会尽早地发生的。因此请读者给我双倍的耐心和注意，以免误解了我的意思。
预先我要说明，交易小时制度是我所认为可行的、最高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我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要说明交易簿是一种最好的交换手段，并且可以使欺骗和窃盗成为不可能，并从而可以废除警察等等这些无益有害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还要说明，为了迅速、稳妥地达到目的，人们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还必须考虑到那些还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民的成见，考虑到那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这一章里，将提出另一种其他的交换制度，一种这样简单和经过考验的、适合于最大多数群众愿望的、无可非议的交换制度，以致我坚决相信，这种交换制度是必然会受到欢迎和见诸实行的。
要发现一种完善的关于劳动、自由、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就在于要发现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一种交换手段，它能保证一切道德的或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实现，能保证人类的力量的最有益的运用，保证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它就是一种对于这样的一切人的最完善的交换手段，这些人对于人类和同胞充满着友爱，他们具有道德的、基督教的、人道的和**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不想去压迫和欺诈别人，同时也不肯受别人的压迫和欺诈。
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却不愿意这样，虽然他们为了免得显出自己是自私主义者，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攻击指向这些愿望的原则本身。他们以个人自由作为他们的借口和支柱——为了给自己一种能博取人心的色彩——而内心里却是在想着他们那自己的、损人利己的自由。当然他们会觉得这种自由在**的制度里是尊重得不够的。所以他们对人说，他们也很愿意要**，但是不愿意要任何制度，因为一切制度都妨碍个人的自由。而这里，他们在内心里所想着又是他们那个人的自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谈和讲演，并且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因为彻底的思考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的事，并且那些有思考鉴别能力的人，又并非永远都抱有承认好事的意向。人们用伪装的哗众取宠的词句来为这种掩藏在烟幕后面的个人自由作辩护，以便讨好和争取群众，但是却不让群众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里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组织里，不允许自私自利的人在行使他们那具有特权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侵犯到别人的个人自由的正当权利。我们所大声控诉的那一切**暴君、富豪和贵族的行为，都是他们那个人自由的行使和发挥，而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都无非是要限制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要限制那种某些人为了自己而侵犯其余一切人的自由的行为。因此，人们不能把个人自由这个空谈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如果人们不同时说明，他是准备按照什么标准来规定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为了全体的利益而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自由的话，那就会把人民引导到歧途上去。个人自由必须分配给全体的人，以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即使那时候任何人不可能得到象今天有些人所得的那样多。谁要是为了个人自由、民主、福利、幸福、十全十美的福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词的集合而大发议论，但是却并不说明，这些对于我们政治和社会的希望的诱饵究竟用什么方式能够以同等的比例为每一个人所共享，那末他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嫌疑，他根本并不真想要把这些好事物公之于大众，而只是为了装出一种口是心非的圣人面孔，为了做出一种两面讨好的样子，为了把激进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精神兴奋剂通过空谈的混合和甜化，调和得这样适合于富人们的口味，以致使它必然失去了它对于穷人们的原有的效用。这样一种趋向，或者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学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由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眩惑了自己的理智，例如在杜隆的《欺骗者》一书第137页就有所表现。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象蒲鲁东和舍伐利埃这样的人物，都是负有经济学界泰斗的盛名的，但是由他们的作品可以证明，原来他们对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彻底弄清楚哩！这里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蒲鲁东曾批评过另一个经济学名家的观点。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创立》一书第221页说道：
“舍伐利埃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里说，如果把法国的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全部居民，每人每天所得不过六十三生丁，因此——这位有学问的教授说——平均分配，不但不能摆脱贫穷，相反其唯一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全体人的贫穷。
“这个针对着主张平均的乌托邦作家而发的论据轰动一时，并且被一切江湖作家们所满心欢喜地抄袭利用着。但是人们不论怎样解释和辩护，总不能掩盖掉这里面对于正义和基本原则的不尊重。
“按法律说，舍伐利埃的论断，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每人每天十二生丁，大家都很穷，难道这就是一个理由，该从我那十二个生丁里出于同情心而拿出六个生丁来把它给我那邻人，好让他多赚六个生丁吗？——人们说，是这样，因为不这样就会大家都穷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根据这种情况就得出维持现有财产秩序的结论来，人们就是离开了讨论的出发点了，它正是要知道，平均是否能用另一个系统的观念，用统计学来计算的。
“并且从事实上来说，舍伐利埃的论断也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这个论断所根据的前提，根本是不符事实的；因为法国并不是按人口，而是按户口来消费它的收入的。
“现在假定每户平均有四口人，每口每天六十三生丁，这就是每户每天二法郎五十二生丁。但是很多的家庭——特别是在乡村里——有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已经是富裕的生活了，反之——如果消费按单口人计算——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即便生产再增加四倍，也还是很少的。
“那末舍伐利埃的意见错误在那里呢？——在这里，就是他把联合的力量分裂开来了，他把国家分裂成为个人，但是联合的力量在于家族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正是对抗贫困的最有力的手段。”
这个1840年由舍伐利埃提出的，并且后来由蒲鲁东用上列的话批评过的论据，在当时有很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者和**者的敌人们，由于这个败兴的论据而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的和**的舆论领导人对此保持沉默；而拥护他们的原则的人们则如梦初醒，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一片梦境里还是在一种真实里。
上文蒲鲁东的批评，是发表于1843年，并且是唯一出现的反批评。但是舍伐利埃的论据并没有由于蒲鲁东所给它的打击和创伤而失去活力，因为蒲鲁东只是证明，分到每个人身上的收入也并不那么微小，因为他们并不是单口地，而是一个家合在一起消费的，因而就可以节省很多。
所以蒲鲁东是落入陷阱中了，他把那著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事实假象当作了真实，并且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还指出了若干没有被人谈到的好处。但是社会经济的实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子。
人们虽然把每个法国人每年对于消费所付出的一切都算作法国的收入。但是我们所消费的一切都必须通过劳动把它生产出来，因此也只应该供劳动阶级和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们使用，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情形就会是这样，但是舍伐利埃却正是要通过平均分配后每人所得的很少几个生丁来诬蔑这种社会状况。因此舍伐利埃没有权利把只是有益的劳动者所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跟那些大群无益的和有害的劳动者以及那无数我们今天不能不养活的浪费者和游手好闲者去进行平均分配。他还说：你们看嘛，在平均的状况中每个人每天不过只能得到六十三生丁。
在平等的社会状况中，一切这些游手好闲者、浪费者以及其他无益的和有害的劳动者都必须用一种有益的方式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们的收入，只有在把他们也添加到生产者的行列中去以后才能计入舍伐利埃的平均计算之内。那样就将会有数百万人，这些人现在也必须自己来养活自己。这数百万人的生产将会给法国的总收入增加一个新的数目。那时候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数，这个答数和被蒲鲁东目光浅短地、肤浅地批评过的那舍伐利埃的答数是完全两样的。
现在还有一件主要的事：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通过交换过程究竟我每天所得的份额是算作价值十五分还是价值十五元是完全一样。如果全体人都生活在一种平等的关系里，那末一小时劳动时间的价值，究竟是付给一分钱还是付给十元钱也就是一样的。我所得的反正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
因此，如果说在最高明的知识界里，对于金钱制度的把戏的看法曾经是并且今天还是这样的混乱，就象蒲鲁东在他那交换银行研究所里所表现的，并且特别是就象我们在社会经济科学的最高峰上所结出来的那些果实上所看到的那样，那末这也就很容易想到，在人民群众的概念里，对于金钱制度又该是什么样子了。关于个人自由这个概念，情况也是一样。只是激动感情的讲演，不能使我们有丝毫的进步，还必须能满足我们的理智。我们必须试着更详细地来讲明个人自由。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怎样得来的、为了谁的个人自由，并且我们所期望的那种个人自由，只有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里才有可能，这些都必须加以确切说明，然后我们的意思才会清楚。——224页
15）增补：但是，现在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任何交换制度凡是要证明自己是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的，都必须经受这个问题的考验，这就是：什么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正确标准？
完成一种劳动必须有：
1．物质手段，例如：工具、机器、原始产品等等。2．能力。3．兴趣。4．体力。5．对意外事故的保障（例如受伤、腐蚀、破损等）。6．劳动所必需的，或无宁说在劳动中所消耗的时间。
如果我对每一种劳动的每一个这些条件都能作出详细精确的规定，我就可以有一个完全象数字一样精确的关于劳动价值的尺度了。
我们且来试一下，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劳动的手段，例如：工具、机器等等，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所以它对于劳动价值的规定不能提供特别的条件度数，因为我们在其他条件程度里所找到的东西，必定也同样适用于它们。关于事故的保障也有同样的情况。因为只有通过劳动的产品和劳动时间才能提供这种保障。因此关于这种保障，我们也不得不依据于其余那些条件所规定的劳动价值。
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兴趣、体力、能力和时间。
社会给每个人选择一种完备的劳动教育的机会，作为他的就业的准备。因此，每个人都获得一种技能，能够胜任地、愉快地运用这种技能的兴趣和体力。确定的劳动时间当然是通过对于劳动的兴趣和体力来决定的，并且在时间内的生活本身也是通过劳动来决定的。因此谁要生活，就必须或者自己劳动，或者让别人替自己劳动，并且，如果他能劳动的话，他必须对于任何一种他所喜欢的劳动和体力活动准备下那么多的必要的兴趣和技能，这是每个人自己比任何人所能告诉他的都知道得更清楚得多的。
因此，一方面是作为就业预备而获得的教育，和这种教育中所发展出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劳动的自由选择，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劳动兴趣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并从而决定他那能力在时间上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对于完成一种劳动所列出的六个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条件，就是劳动的自由选择和劳动手段。（教育、时间、能力、事故的保障，以及等等）但是，这些手段都是通过它们在劳动时间里和在对于劳动的自由选择里的发展来决定的。兴趣、体力和对于能力天赋的自觉的意识，决定我们对于劳动的自由选择。只有自由的选择才使得兴趣、体力和劳力在时间里的运用成为可能。所以一种劳动的自由选择，证明选择者在他自身中感觉到对此所必要的兴趣、体力和能力的程度，并且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兴趣、体力和能力在时间中的运用，永远提供大致上相等的结果。因此，一定数量的有能力的劳动者，在一个同等的时间内，在各种不同的、自由选择的劳动部门里所制成的产品，应该——如果这些劳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盈利的话——毫无异议对于他们具有一种在比例上同等的价值，并且在这种场合下，每一个人都能以同等的权利，在同等的比例上，要求占有同等的部分。
从以上的这些探索里已经可以断定，就劳动的利益来说，时间是唯一可能的，并且也是唯一正确的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因此为大多数有能力的劳动者在生产任何一种物件时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对于这种劳动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最精确的衡量标准。但是人们不要忘记了那主要的事。每一种个别单独的劳动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在全体社会劳动的总计算之中，只有通过时间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规定，就是在这种总计算中任何人不得受到巧取诈骗。因为社会需要一种管理，需要各种服务性的劳动，人们除非把这些劳绩的相当的一部分算作任何可买的货品，这些劳绩就无法在交换里代表出来。所以个别单独的人永远不能详细确切地规定一种劳动的社会价值，因为每一个个别单独的人的劳动，都要由其他人的劳动来规定，每一种权利和每一种义务都要由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规定。
时间可以随意分成数字。时间是一种公共的一般的东西，它可以包括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所以一切随着时间走的事物，都必然可以按时间来计算。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满足身体的成长的，另一部分是用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又一部分是用来满足业务能力和知识的培养的。一切人的需要和劳动都是在时间中规范和调整的。一定时间的紧张劳动，就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来补充所丧失的力量。无论我们做什么，时间所加之于劳动的限制，尽管我们可以扩展它，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从时间的计算中消除掉。
对于一切有专门知识的劳动者来说，在一个一定时间内所能生产出的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和那能够生产出一定质量和数量劳动产品来的时间一样，同样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把一件衣服和另一件衣服，一件家具和另一件家具比较，他们总可以按照劳动时间来详细精确地规定出它们的价值，如果他们把对此所必需的兴趣、体力和能力的程度看作是由自由选择所决定的话。而这种自由选择同时又是通过前者而决定的，因为决不会有人自愿去作一件他没有兴趣、体力和能力的事。如果在上述的比较中，那计算并不确切相符的话，那末多费的时间就是由于那些超过了社会所确定的保证程度以上的劳动手段所引起的，它应该由大家来补偿。产生这种差额的原因决不能归之于一个生手的技能不足，因为任何人不先经过某种劳动的考试及格，也就是说，不先证明他有能力在所规定的一定时间内能完成一定的要求，他就不能离开学习军而进入社会（参看第十四章）。所以计算的不符，只能是由于一时的身心不快、体力衰弱或是非常事故所产生，而决不会是由于真实的能力不足。
在机器工人身上，现在机器工人正在日益更多地代替一切的其他劳动者，时间的计算更是准确到完全可以按数字计算的程度的。特别是手工工人，自古以来就是预先计算他们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在行政机关里、商业组织里的劳动，有关人民教育的劳动，以及一切的精神劳动，如果不是从时间上计算，根本就不能计算。对于这些人，社会只能说：我们天天为你们劳动这么多小时，所以你们也要为我们做同样多小时的事，以便在我们彼此进行交换的时候，我们的劳动能有同等的价值。
但是也有些劳动不容许这种规定，就是不能经常按规则来做的劳动，例如大多数的精神劳动，医生、发明家的劳动等等；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的时间计算上的比例关系：因为在规定一种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行政管理方面必定计算过，在每一个劳动部门里必须有多少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一定的时间内总是制造出一个定量的产品；做不到这个定量的个别的人，必须或者由别人加以帮助，或者自己设法补足。同样在学校和医院里，总是需要某一个定量的教师和医生。这些人当然不能按照小时或者某种其他的数字规定来进行工作，但是在他们担任他们按照一般的需要和一般的劳动时间而定量的职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