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整个的序言反映了魏特林在工人运动和政治形势已经超过了他而向前发展的形势下所表现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把**运动看成只是通过他、随着他而开始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常常通过对过去历史的不正确估价来过于抬高他自己的功绩，相反地，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功绩则说成无关紧要的，或把他们的意见说成根本错误或有害的。

    在长年的原则斗争中，我们取得了种种不同的、既有痛苦的、也有令人欣慰满意的经验。现在，一方面看一看我们所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再看一看我们所要达到的理想，有时就不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能坚持到底吗？你能永不丧失为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所时时刻刻绝对必需的勇气、耐性和牺牲精神吗？

    坚持到底是一件艰难的事。环顾一下你们周围的战友吧。其中有多少人对于前途发生了动摇！有多少人在第一次战役中光荣地牺牲了自己，把继续的战斗任务留给了具有高尚的情感和修养的、但还没有经过那种心灵折磨的考验的人，这种折磨恰恰是在我们认为可以找到安慰和骄傲的地方，最迫切地在等待着我们。

    现在且让我们从这幅无可慰借的图景中摆脱出来，回顾一下若干年前当这种原则斗争刚开始时的情景。当时我们会估计到我们的原则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广泛的传播吗？无论我们或是我们的敌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当初我们只不过是如此期望而已。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又如何能期望这样一些呢？例如：土地和劳动的共有共享制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当时即便在有政治头脑的人里面对此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德国著作中关于这种思想恐怕还更为模糊。这种思想模糊的状态在有政治头脑的劳动者①中引起了对于所谓“学者”们的一种类乎憎恶忿恨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如下来描述：他们太高傲，他们对于穷人和劳动者没有感情；他们是养尊处优长大起来的，当一个特权者是他们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不会利用政治为穷人谋利益。所以他们根本不要平等和财产的共有共享制。我在德国周游很久，由于内心的热忱，我曾试图说服别人赞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无论是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暗示过平等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任何东西。欧文、傅立叶、巴贝夫这些人，甚至1838年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在人民群众之中还是不为人所知的，更不要说他们所努力争取的原则了②。

    ①魏特林这句话主要是指他本人。

    ②就巴黎而言，这里说得是过于夸张了的。关于巴贝夫密谋起义的回忆，1828年以前曾出版过邦纳罗蒂的书，而且此后还一直流传着。关于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活动，参看本书导言部分。只是欧文的学说在法国确是在卡贝宣传后才渐为人所知的。

    劳动者彼此之间很少谈论现实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阴暗面，人们最喜欢谈的是猥亵的故事。涉及政治性的谈论，不外是袒护普鲁士人反对萨克逊人、士瓦本人、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是反过来，袒护这些人而反对普鲁士人。至于宗教的谈论，都是简单地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天主教好些，还是基督新教或其他什么教更好些，相互之间有时还发生嘲讽和殴斗，无非是为了他们的教士的信仰而争吵。不信宗教和不讲国家主义的人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就是坏人，受到众人的厌恶。商店伙计自己觉得地位比金匠高，金匠又觉得比理发匠高，理发匠又觉得比木匠高，木匠又自以为比裁缝和鞋匠高些，而他们又都看不起那些论天做短工的人；但是一个仆役往往为了他打上的红领结而感到自傲，当他和劳动者接触的时候，自以为他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劳动者最爱蹬的地方是小旅馆，这些小旅馆里大都充满了劣等啤酒和烧酒以及污秽和破陋的不规矩的招待设备散发出来的恶臭。贪婪的店主焦急地等待着干杯，好一招手又给斟上，为了使店主满意，人们在这里不断地用那劣等烧酒和啤酒烧灌自己。人们在痛饮并且夸耀自己的酒量，在店主面前显示他是一个酒徒，以便容易在他那里赊账和找事做。还有最残忍的赌博，在这粘人的小旅馆里把这些人日夜的捆在那肮脏的台子旁边，在酒气冲天的恶臭里，在紧张激动的面孔上，描绘出了赌棍的一切狂态和罪行纪录。咳！咳！我一想到那曾经亲身目睹的情形就不由得战栗。关于劳动者教育协会、劳动者歌唱协会，人们当时还一无所知。①这一行和那一行、这一业和那一业彼此分离。当时学校算是比较干净的地方，——瑞士除外——至少比其他国家都好些，但是学徒生活和小旅馆却败坏了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品德。亲爱的朋友们！这对于那些天资并不弱的但是贫穷的劳动者是一个怎样的悲惨的时代！你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好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改善，我们只有感谢为了争取实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自由原则的那些人所表现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忠忱和坚毅。

    ①这些协会的最初的组织，在法国和瑞士到三十年代时就解体了。例如，1834年在瑞士许多德国协会就已经被解散，它的很多会员被驱逐出境。当然当初并不总是工人占多数。

    把一部分无产者从这种悲惨状况里解救出来的既不是自由圬工俱乐部的商人，也不是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教士、教授们，而是出于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们的努力。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和辩护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他们不象那些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大人先生们一样在协会里以监护人自居，而是要通过政治协会的建立使劳动者习惯于独立自主，使他们意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而这些根本是当时大多数有学问的空谈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

    自由、平等，曾经是法兰西第一共和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经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们是怎样规定的？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谈到了。一份特别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由大约二百名德国劳动者出资一直在巴黎每月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杂志——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分子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观。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意见的人有费奈迭、毛勒尔和舒斯特博士，舒斯特的论文：《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①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特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我们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和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榄山和他的哥尔各塔。②

    ①在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的数目，并不象魏特林所说的那样少。在七月革命之后，在这里立即成立了一个德国新闻协会，对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报纸给予经济上的支援。随着汉巴赫集会（汉巴赫在德国南部。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共和党人在这里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并建立共和政体，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竟以完全废止出版、集会自由加以报复。这次集会称为“汉巴赫集会”——中译本编者）而来的反动，迫使许多德国人以流亡者的身分前往巴黎。1832年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联合会”从这里产生出1834年的“流亡者同盟”。雅科布·费奈迭出版了这个同盟的期刊《流亡者》。不久，特奥多·舒斯特和费奈迭发生分歧；在他领导下1836年起组成了“正义者同盟”。

    ②橄榄山，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哥尔各塔在耶路撒冷附近，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中译本编者

    当时还没有命名、还在胚胎中的**，受到了一个人的强烈的感情的滋育和培养，这个人的理智是和这种学说相反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心已经倾注于这种学说之中了。我指的是拉梅耐，他的：《一个信徒的话》一书由路·白尔尼于1832年③译成德文，这本书对于培养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革命敌忾和那种狂热的敢死精神有很大的贡献，这种敢死精神表现在多次革命密谋和暗杀国王的行动之中。这本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激动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即使是后来《不朽的犹太人》和《巴黎的秘密》④等书出版时有意鼓动起来的激动情绪也没有能超过它。

    ③这本书出版于1834年，并在同年由路德维希·白尔尼译成德文。白尔尼本人在《流亡者》的第一期上介绍过这本书。

    ④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欧仁·苏，出版于1844—1845年和1843年——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

    但是，这位拉梅耐的平等的希望、许诺和安慰中同样没有解决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因此这种象电流似的激动人心的感情的冲击同样也就烟消云散在另一种妥协之中了。人们要自由，要平等，这个自由和平等的具体要求，首先是驱逐君主、教士和贵族，甚至包括没收这些人的财产等等。但是这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这些革命家自己也不明白了。傅立叶的信徒根本不要革命，只是希望通过他们那种社会改良的计划，争取富人参加他们一同组织的并不平等的制度，并且逐渐地把全体人类联合组织起来，企图由此永远消除贫困和匮乏。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的咖啡馆社会里，德国人当中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名叫贝恩哈德的成衣工人，他曾因为他那革命的、要求平等的言论被他的同伴称之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关于为实现平等而必须废除金钱制度的见解，特别中肯地说明了当时巴黎——各国的政治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人之中的成熟的程度。关于废除金钱制度，贝恩哈德对他的朋友说：“要实现这件事一百年还太早。这样的理想目前我们不要传播，因为这样做只会使群众陷于混乱”①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表示如果真的这样去传播，一方面要惹人嘲笑，另一方面将要招致敌视和迫害。及至后来有印刷品传播这个思想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没有人敢把这样一种根本没有罪过的文字公开拿出来看，没有人敢把它放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①这个地方也证明了魏特林多么不愿从他的旧观点中摆脱出来。——他在第三版的最后几页里描写了他拟定的所谓“革命纸币”、“民主**的交换票据”和一种记载交易小时的交易簿。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们的核心①发动了关于财产共有共享原则的口头和手写传单的宣传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多方面向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印刷一些证明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传品。“**”这个名称当时在人民群众中还是不被人所知的，也没有关于**的法文著作，也许“巴贝夫的密谋”可以算作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要搜求到这本书必须化很多钱。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完整的对资本和才能赋予物质特权的联合组织的社会学说，就是傅立叶的社会制度；此外，在若干年前也有了一种**的制度，这就是欧文的制度，但是它既不为大家所周知，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完整的法国的**学说，也就是说一种这样的学说：它彻底地解决了这些主要的问题，它向我们证明，——尽管有一大批人从事不舒适的、有害的劳动，又有一大批人专在享受，虽然这些享受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尽管这样，人们如何能够来建立一些组织和制度，并按照这些组织和制度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促进而不会危害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①“核心”是指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同盟试图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在巴黎的全体德国人中去。

    由于共有共享原则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员魏森巴哈和霍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经委员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二千册。为了筹措印刷费，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现了令人极为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腾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间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订的工作，另一些人出钱，甚至在没有钱的时候把他们的表送进了当铺。

    从这时候以后，为了传播**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毛勒尔以及特别是阿伦兹，这个德籍的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绩和报酬则十分谦让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认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更能作贡献的人。可惜有这种品质的人不多，但是没有这种品质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彻底的运动。①

    ①魏特林对亨利希·阿伦兹大加称赞，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恩格斯在1846年8月间把巴黎工人的意见通知在布鲁塞尔的**通讯委员会，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不是魏特林单独一人写的。他提到阿伦兹（显然和魏特林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西蒙·施米特和奥古斯特·贝克尔这些人的名字。魏特林在这里所写的整个这一段，特别是第二句，使人有理由可以设想恩格斯所传达的推测至少对于《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是相符的，并且这个工作还同时有好几个人参加。就《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来说，也可以设想，魏特林的朋友和协作者曾经在搜集资料上帮助过他，这当然绝不减损他的功绩和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自己也说：“……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上文所提到的推测，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理解为对于魏特林的作者身分有争论的意思。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梅林、卡勒尔、施吕特以及其他人等都不曾对此有过怀疑。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移动，在1839年已经向着德国国内发展。184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结社里，发现有**的趋向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趋向混合在一起，这至少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推断出来，就是：在许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①。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原则的口头和文字宣传更为有力，发挥作用更大的举动是高贵的巴尔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领导的起义。这个年轻而颇为富有的人组织了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坚强的秘密会社，他为了这个组织献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于5月12日下午自己带着这三百人到大街上，指挥进攻，这是千百万平常人所称之为疯狂的举动，他们不明白，那些高贵的心灵由于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往往会促成怎样的强有力的进步。三百个幼稚的、赤手空拳的男儿对抗十万武装起来的雇佣兵和资产阶级骑士！而这是由一个可以安享青春富足的人所自愿地决定并且勇敢地执行的行动，为了希望由此可以给穷人们重建那久已失去的平等的天国！②

    ①《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在出版之后不久就在德国流传。例如制鞋工人亚克毕就在1839年春季从巴黎带了许多册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去。

    ②魏特林似乎一直没有放弃他对于举行暴动以及对于统治阶级有一天会自愿交出他们的财产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但是在第一版里，他曾经带着渺茫的希望表示过这种可能，认为可能找到若干个别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会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来支持**运动。他在“结束语”里写道，“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并不把一切寄托倚赖在这一点上”。对于布朗基和巴尔贝斯所领导的起义，他只是赞扬这些战士们的胆量和果断，他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丧失了这种品质。并且他把这些因素绝对化了，认为这些主观因素比客观的社会条件对于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百个牺牲者，在六处街道掩护体后面，以拼死的勇气一直战斗到力竭而死。人民舍弃了他们。晚间九点钟，最后一个掩体被摧毁。巴尔贝斯就在这里负伤倒了下去。当时还有唯一的一个也负着伤的人站在他的身边保卫他，是一个金色散发的德国鞋匠。你们记住这个坚毅的德国人的名字：但泽巿的奥斯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若干年前据报道他已经在监狱里变成疯人了。在胜利的二月革命之后，巴尔贝斯的殉道者们从监房里走出来，在尊敬和光荣的欢呼声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关于我们的奥斯屯却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起义被镇压以后，迫害又加到一个德国流亡者名叫沙佩尔的身上，并且把他遣送到伦敦去。因此德国的**运动也就同时移植到了伦敦，在那里同样经过沙佩尔、莫尔、鲍威尔以及其他人等的努力，经过长年的、辛苦的经营得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并且能够对于宣传工作提供丰富的养料。在伦敦协会①的工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可以特别提出，是在1844年参加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中的负伤者、被捕者和遗属们的募捐这件事，在募捐的同时，还散发了一份告群众书，号召举行另一次更惊人的起义。

    ①“伦敦协会”是指“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它是由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在他们从巴黎被放逐到伦敦之后，于1840年2月7日组织成立的。恩格斯曾经写道：“这个协会是同盟（指‘正义者同盟’——原编者注）吸收新盟员的地方，而因为**者照例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于是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了”。（《关于**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在魏特林居留伦敦的那几年（据推算是从1844年8月到1846年3月），摩利是协会的会长，沙佩尔是秘书兼会计。

    1840年出版了卡贝的一本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写一种空想的**社会，但是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①。尽管卡贝、欧文、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没有满足批评家们的理智，但是那些最高贵的心灵和感情却在他们这里找到了满意的东西，并且凭借它们得以在各种混淆视听的局面下保持清醒。

    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经过烦琐的理智挑剔出来的空白，由傅立叶加以填补了，但是并不是以**的平等这个意义去填补的。**赢得了更多人的心灵和感情，而傅立叶主义则赢得了更多的重理智的人，以至于傅立叶的这种只要和平行动的和对富人阿谀的理智，在那些具有高尚感情的和自傲于革命传统的法国人眼里失去了信任，因此这就再一次给我们指出了，为了真正的实现我们的理想，只能依靠那些有理解力的热烈的心灵，而不能依靠那种冷静的、淡漠的、自私的理智。②

    ①里查·拉霍蒂埃作为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信徒，是新巴贝夫主义的主要代表。1839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