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来说，便需要用最剧烈的竞赛来作为经常的动力了。那些需要这种动力的人会感觉到它的存在，而那些不受这种动力影响的人也就并不感到需要了。”
“还有一点不该遗漏的，”医生接着说下去，“就是对于那些在身心方面有缺陷的人，由于他们不能同大部分的工人在一起公平合理地定级，我们规定了单独的等级，同其他等级划分开来。这就是一种病残队。让他们做些适于他们体力的轻易工作。所有在精神和身体方面有病的人，所有聋子、哑子、瘸子、瞎子和残废者甚至疯子，都列入这一队，佩带着病残队的徽章。他们当中最强壮的人通常差不多也能做一个普通人的工作，那些最衰弱的人当然什么也不能做了。不过，凡是能做些事情的人，谁也不愿闲着。即使是一些疯癫的人，当他们神志清醒时，也是非常愿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
“设立这个病残队，真是一个好主意，”我说。“即使是一个来自十九世纪的野蛮人，也能体会到它的好处。这是使慈善事业不露形迹的一种巧妙的办法，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在情感上一定能够很愉快地接受。”
“慈善事业！”利特医生重复着我的话。“你以为我们把这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当作慈善事业的对象吗？”
“当然啰，”我说，“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的。”
说到这里，利特医生立即打断我的话。
“谁能够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他追问。“在文明的社会里，根本就没有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回事。在一个甚至还不懂得家庭组织的野蛮社会里，个人也许可能自给自足，可是，尽管如此，也只限于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人们一旦开始过共同生活，即使在组成最低级的社会组织的时候，自给自足也就变为不可能了。等到人类越来越文明，各种职业和工作也分得更细，人们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成为普遍的法则了。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业具有怎样的独立性，是一个庞大生产协作组织的一部分，即使这个组织像国家以至全人类那么大，也是如此。人类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决定了互相帮助的义务和保证；你们那时候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你们制度的最残酷、最不合理的地方。”
“这也许都是事实，”我回答，“但是这和那些对工业生产不能有任何贡献的人，却毫不相干。”
“我在早晨确实告诉过你，至少我这样记得，”利特医生答道，“一个人之所以有权利享受国家的供应，就因为他是一个人，只要他尽了最大努力就行了，至于健康状况和体力强弱，我们是不问的。”
“你曾这样说过，”我答道，“不过，我以为这个原则只适用于能力不同的工人。对于那些完全不能工作的人，也这么办吗？”
“他们不也是人吗？”
“那么，这样看来，瘸子、瞎子、病人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都同工作能力最强的人过着同样舒适的生活，有着相同的收入吗？”
“当然啰！”他回答。
“这种大规模办慈善事业的想法，”我说，“一定会使我们当时最热心的慈善家惊讶不置。”
“如果你的家里有个生病的兄弟，”利特医生答道，“他不能工作，你会不会让他吃较差的食物，住较坏的房屋，穿比较破旧的衣服，一切都不如你呢？很可能你还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你也不会想到把这种事情叫做慈善事业吧。在这方面，倘若有人使用这个名词，难道你不会生气吗？”
“当然是这样，”我回答，“不过情形是不同的。固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这种一般的所谓兄弟关系，只不过是说得好听一点的辞令罢了，不论在情感上或义务上，都不能同真正的骨肉关系相提并论的。”
“又是十九世纪的论调了！”利特医生喊道。“嗨，韦斯特先生，可见你这一觉确是睡得很长久了。你把我们今天的文明和你们当时的文明对比一下，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文明有不可思议之处，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使你明了，那么，我应该说，全民族的休戚相关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在你们看来，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辞令，而在我们的思想感情上，却像骨肉关系那样真实，那样重要。
“但是，即使把那种观念撇开不谈，我也弄不明白，你们对于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完全有权利依靠那些能够工作的人的产品来生活这一点，为什么要那么惊奇。即使在你们那个时代，和我们生产大军的服务相类似的保卫国家的兵役义务，也是落在那些能够担任的人们身上的，对于那些力不胜任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没有人会说他们不该有权利留在家里，受到在外作战的人的保护，或因此看轻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求那些有能力的人从事生产工作，但并不因此剥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的公民特权，这种特权现在就指的是人的生活必需品。一个工人并不因为他工作才算是一个公民，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公民所以才要工作。你们承认强健的人有义务去替体弱的人打仗，我们现在已不再有战争了，我们认为他就有义务为体弱的人工作。
“如果某种解决办法留下了一部分问题不能解决，那还算是什么解决办法呢？假使我们把瘸子、病人和瞎子都排斥出去，让他们同野兽为伍，自谋生路，那么，我们对于人类的社会问题就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与其把这些残废者置之不顾，倒不如不顾那些强壮的和健全的人。即使我们疏忽了别人，我们对于残废者也必须同情，给以安排，使他们身心愉快。因此，像我早晨告诉你的那样，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之所以有权享受生活资料，显明而简单的理由恰恰就在于他们是一个民族的同胞——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就凭这点，每人都有权获得生活来源。
“我认为，你们那个时代的文明特征和现代观念最不相符的一点，就是你们对于不能独立生活的那些人的忽视。即使你们没有怜悯心，没有同胞的感情，你们那时怎么会不知道，让这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得不到照料，就是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呢？”
“关于这点，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承认这部分人有权要求人们的同情，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生产，怎么能有权要求分享生产成果呢？”
利特医生这样回答我：“你们的工人能够比许多野蛮人生产更多的物品，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完全是因为继承了人类过去的智慧和成果，坐享其成地使用了经过几千年的创造而形成的社会机构吗？这种知识和机构在你们产品中所创造的价值，同你们自己的贡献是九与一之比，而你们又是怎样拥有这些东西的呢？你们继承了这份遗产，是不是呢？而另外这些人，这些受到你们排斥的不幸的残废的兄弟们，难道不也和你们一样是这份遗产的共同继承者吗？你们是怎样对待他们应享受的那份权利的呢？你们拿点面包皮去打发那些理应享受遗产的人们，难道说这不是掠夺他们吗？你们把面包皮称之为慈善事业，这不是在掠夺之外又加上一层侮辱吗？”
“噢，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见我沉默不语，接着又说，“先不谈用什么公正和友爱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身心不健全的人的问题，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你们那个时代的工人知道自己的儿女后代如果运气不好，会得不到舒适的生活，甚或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他们又怎能安心工作。我很难理解，既然这种制度使他们比身心不健全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有儿女的人为什么会赞成这样一种制度。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固然使父亲得到好处，但是他爱之如命的儿子可能在身心方面不如别人，因而就只能以面包皮糊口，沦为乞丐了。人们又怎样敢留下儿女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个道理。”
附注：虽然利特医生在前一晚上的谈话中强调应该尽力促使每人明确自己的特长，并根据特长选择职业，但是直到我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人的收入都相同以后，方才认识到这是完全行得通的，而且，由于每人都选定自己最适宜的工作，因此也就能够发挥所长。在我那个时代，由于缺少有系统或有效的措施来促使人们发展并利用他们对生产工作和脑力劳动的天赋才能，就造成了那时的一种巨大浪费，也造成了那时人们痛苦的一个最普遍的原因。当时大多数人虽然名义上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却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而只是为环境所迫，去做那些与他们天赋才能不大相宜的工作，因而也就不太能够胜任。在这方面，富人并不比穷人占多少便宜。固然，穷人因为通常受不到教育，甚至没有机会发现自己可能具备的特长，并且即使发现了自己的特长，由于缺乏财力，也不能使它得到发展。除非他们偶然遇到好机会，自由职业和专门技术职业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着的，这对他们本人和国家都是一种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对于有钱阶级来说，虽然他们能获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使他们无法从事手工艺的职业，尽管这种职业对他们很合适；同时不论适合与否，却又指定他们从事专门技术职业，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多少优秀的手工艺者。为了贪图金钱，大家都去追求那些得钱较多但与自己才能不适合的工作，同时放弃了那些待遇较低却与本性相近的工作，这是使得许多天才被埋没的另一原因。所有这些情况，现在都改变了。教育和工作机会均等使一个人的任何才能都一定可以显露出来，无论社会偏见或图利思想都不再能妨碍他去选择终身职业了。工艺者。为了贪图金钱，大家都去追求那些得钱较多但与自己才能不适合的工作，同时放弃了那些待遇较低却与本性相近的工作，这是使得许多天才被埋没的另一原因。所有这些情况，现在都改变了。教育和工作机会均等使一个人的任何才能都一定可以显露出来，无论社会偏见或图利思想都不再能妨碍他去选择终身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