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阶级，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认真读报，他们善于独立思考，并能够影响别人。因此，在不同阶级中没有根本不同利益的一切方面，几乎都实现了彻底的经济统一。讨论消除了误会的阴云和利害冲突的幽灵，使人认识到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但讨论也使人们在一些次要的意见分歧上纠缠不清。最近的欧战及随后的社会动荡，又重新引起并扩大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几个国家，尤其是英国涌现出了工人阶级的一些优秀分子，他们思想深刻，敢于穷追不舍，不管最后会得出什么结论。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应帮助工人阶级透彻地研究那些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进步的因素，特别是那些模糊不清的因素。①

    ①在著名的修正法案通过的第二年，议会第一次批准的教育经费好象是二万英镑。后来议会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批准了小学的教育经费；这是在1846年大动乱的初期批准的。这一动乱遍及全欧，在1848年达到了顶峰。1862年罗维的修正案更进了一步。1870年的福斯特法案是一系列法案中的第一个，这一系列法律使得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比半世纪以前许多中产阶级子女的教育更趋完善。

    尤其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人民具有独立性和果断性方面，在能够很容易地维护自由与秩序和严格执行平等法律方面，在资本的充裕以及工业领袖具有巨大的创造性方面，英国现在已不象以前那样远远胜过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接近英国。在有些方面，海外讲英语的其他一些国家已超过了英国；导致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不仅英国自己的许多最强壮、最有冒险精神的国民利用了这种技术，而且欧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也利用了这种技术。

    4．各种不同因素促进了国内的移居，使国内得到了有效的调整，但这些因素并不同样有利于向国外的移居，因此，论述“国际价值”问题，就需要采用一种不同于论述本国产品相对价值的方法。

    一国内人口的迁移，一般都是短距离的迁移；因此，在一个大国里，同效率的劳动在同样条件下获得大致相等的工资的那种趋势，大都并非由一次远途的人口迁移形成。实际上，工资高的地区从其邻近地区吸收劳动力，其邻近地区又从其它邻近地区那里补充劳动供给，其余地区也是如此。这样，一种很小的力量就将造成劳动的逐渐移动，从而足以消除各地区相对工资的任何波动；然而，即使是一点点阻力，如果集中在一点上，也能大大推迟这一移动。这种情况与管子所联结的许多水桶的情况相似。当各个桶里的水都保持在同一水平面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桶里加进一点水，这整个水平面就会很快地发生变化，虽然这个推动力很小，而且任何桶里的水只是流到了邻近的桶里。同样，同等劳动的工资，在许多小力量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会趋于相等。往往没有必要引诱工人，尤其没有必要引诱其全家远离亲友，迁到远方。因为，就业机会多而人口较稀的那些地区很容易从其邻近地区吸收劳动力，而这些邻近地区，如果需要的话，又可从其邻近地区吸收劳动力。这样，在一大地区内，就可保持大致相同的水平，虽然保持这个水平所必需的人。迁移，大都是短距离的迁移，并且都是一些较小力量所引起的。毫无疑问，越过国境的短距离的迁移有时比国内长距离的迁移还要容易。但这并不是说，国境对劳动力的调整没有阻碍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国境的话，那些不足以刺激大量工人向国境外迁移的力量，就会引起渐进的、主要是短距离的重新调整。

    个人或全家移居国外时通常所遇到的困难，在特殊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容易克服掉。英国人在美国所遇到的是他本国的语言，每一个英国殖民地的法律，即使不完全相同于，也非常类似于他所熟悉的法律。德国人、波兰人或匈牙利人可以移居到他的许多同胞已经定居的美国工业区，那些与他做同类工作的同胞常常会指导他如何开始新的生活。来自同一国的侨民喜欢住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他们的旧消费习惯，因此，他们对移入国输入物品的性质影响很小；侨民们一般都接受其移入国的工业生产方法，因此对该国输出物品的性质也只发生极小的直接影响。①

    ①当移入的工匠是具有高度专门技能的人（他们通常是为了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而离开祖国的，尽管有时也由于另一个国家的使节挑选他们充任其人民的工艺教师而离开祖国）时，情况则有所不同。这时，外国工匠的移入，一般有可能导致高级品输入移入国。现在的移民一般都迁到教育水平高于老家的国家，这使他们的子女很容易被同化。

    资本的输出，不管资本家是否同去，都会碰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与那些阻碍个人或全家出外谋生的困难有相同之处，也有不相同之处。任何一个大资本家，特别是如果他本身就是个商人的话，比起那些只有一肩行李的人来，都更容易自立，对亲友的依赖也较少。例如，他可以很容易地在遥远的国度设立支店，不久他就可能专心致力于他的支店。不管怎样，他可以把同新同胞打交道的大部分事情，委托给他的主要助手去办理。他有了两国的经验，比那些只熟悉一国情况的人，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在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个顾客和获取大宗款项以应急需方面，他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小事情，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家一般宁愿在本国投资，而不愿在国外投资，这种倾向意义深远；我们之所以必须以不同于研究国内贸易的方法来广泛地研究国际贸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不考虑战争等突然事件，向国外投资现在确实比以前容易和安全，但两种内在价值相同的投资，在盈利和心理方面，国内投资仍优越于国外投资。因为，有关国内投资的情报比较容易获得，也比较容易检验。收取国内投资的收益不那么费力，用费也比较少；如果到期收不回资本，国外投资在商业上和法律上的困难都较国内投资大得多。

    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根由是下面一些事实的基础：国家通货已成为国家统一的主要标志；铸币权已成为最为宝贵的统治权；硬币让位于信用证券以后，国家银行系统已成为国家贸易的核心；国家金融市场的统计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统计一道发展壮大，而这一切都与国家的钱袋联系在一起，这个钱袋是由共同的努力装满的，并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一致奋斗中，用于实现国家的理想。

    毫无疑问，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正在使国境内和国境外的迁移都更加容易，并更有吸引力。但由于与一百年前相同的原因（虽然在程度上与一百年前有所不同），国家的团结一致仍然主要是由下面二个事实所造成：第一，一般说来，资本家喜欢国内投资的程度，要略高于他喜欢有同样成功希望、有同样高利可图的国外投资；第二，对于同样困难和艰苦的工作，只要所获得的工资和其他的物质利益可望有所增加，一般就足以吸引人们在国内迁移，而不向国外迁移。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地方利益较之亚当·斯密的时代有较多的建设性和较少的阻碍性。其所以有较少的阻碍性，是因为移居、教育、印刷机和电报已把地方利益融合于国家利益之中。由此，地方利益就有了更多的建设性，因为它们除非与增进国家工商业的大运动结合在一起，否则便不可能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变化使事实与亚当·斯密以之为出发点、而由其信徒们所发展的那些假设更为一致了。这些假设的大意是，某一西方国家内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劳力转移非常容易和迅速，因而证明了下面这个假设：一般说来，工作难度相同、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亦复相同的行业，其工资在全国基本上相等；而且，每一个西方国家的银行和信贷机构使资本迅速地流到国内那些利润足以补偿风险和困难而有余的工业中；其结果是，纯利润在全国基本保持一致。

    这两个主要事实，为国内价值学说，即同一国家内制造的产品的价值学说，提供了基础；当然，其条件是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受垄断集团的控制。这些事实意味着，对国内某一类产品的需求如有增加，劳动和资本一般就将从其他行业逐渐转向与这类产品有关的工业；因而，过一些时候，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又和以前大致一样。我们需要特别研究国际价值，因为关于国内价值的说明并不适用于国际价值。

    有关国内价值的说明之所以不适用于国际价值，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商品需求持续而大幅度地增加，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其商品的交换价值低于其他国家。由此可能刺激更多的人迁移到那些需求相对增加的国家里去；但这种影响不会很大，因此，该国工业中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于要求它们具有的能力、表现的热情和作出的牺牲而言，所得到的报酬将减少。

    任何国家贵金属的价值，都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对外贸易方针，而对外贸易方针本身又取决于该国对一般购买力即硬币的需求。关于硬币价值问题的这个方面，单独来研究较为方便。这样研究以后，在考察每个国家对进口商品的有效需求时，便能够很容易地研究那些决定贵金属的国际分配及因之而形成的各国硬币的一般价格水平的原因。当然，有效需求包括立刻交货的等价商品或根据国际信贷协定延期交货的等价商品。这些协定之中有些细节很复杂，但所依据的一般原则却很简单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