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有关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代许多小国家的愿望，后来被中世纪的城邦所发展，并经由它们通过荷兰传到了英国及其他国家。①

    ①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一书是相互补充的。但最好是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些主要先例。

    “国际贸易”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各国之间集体进行的贸易而言。但按照一般的用法，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中的个人和其他国家中的个人所进行的贸易的总和。

    正如水道受山形的影响一样，主要的贸易路线受着周围工业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但正如河流反过来影响山形一样，贸易也反过来影响工业。进一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和贸易都包含有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意义，因为两者都是国家生活的一部分并都体现出它的许多特征。

    李斯特曾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的共同利益而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时，才能出现真正的民族精神。国家的统治阶级固然可以利用他们自古就拥有的交通上的便利来达到其一般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但要发展工商业中的民族精神，仅只这些就不够了。因此，在布鲁日或安特卫普、威尼斯、佛罗伦萨或米兰的精神遍及于全国以前，国际贸易这一概念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荷兰作了领路人：它并吞了许多声望已经很高的城市。它的水路交通大大促进了它的统一，并帮助它防御了已经征服了“低地国家”南部的那些军事大国的入侵。虽然它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自卫，但还是维持了工业和贸易中的民族统一精神。就荷兰来说，或许应该说是“贸易和工业”中的民族统一精神。

    在英国，尽管地方上享有很大的自由，但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不过，英国的主要城市实际上有力量和意志来自由地发展它们自己的个性。直到最近，除水运之外，长距离的大量运输还非常困难，使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发展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每一个城市与其周围农民的关系，在许多方面类似后来一些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乡村的老百姓以邻近的城市为其农场产品的主要市场，同时除冬季可以在其农舍中制造的物品以外，又向邻近城市购买几乎一切的制造品。

    在同西班牙阿曼达舰队的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各郡，表现了它们的海上力量，西部同胞曾以此为骄傲，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全国所赞许的。甚至在今天，尽管兰开夏郡、约克郡和其他一些郡的人与工业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却津津乐道于这几个郡的经济优势，这表明，早年那种对本地工业的炽热感情至今仍未断绝。随着中世纪转入近代时期，这种感情也发展成为对民族工商业的富有爱国心的自豪感，由此，英国人也就跻于世界第一流商人之列。促使感情发展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大多数都与整个英国境内迁居人数的增加、旅游事业的发展、邮政制度的建立以及报纸的普遍发行有关，虽然在铁路时代以前，较边远地区之间的相互直接了解还不很多。

    现在许多工匠和非熟练工人都可以在不止一个郡里找到工作。现在旅行很方便，公立教育的发展在减少方言，这些必然削弱过去的所谓“乡土观念”。但即使是现在，人们仍常常为本州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活力而感到骄傲。德文郡人仍然为他们曾直接挫败西班牙阿曼达舰队的主要冒险计划而感到高兴。工匠们至今仍为本郡生产的某些高级产品赢得的信誉或这些产品在露天比赛中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2．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安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道路和印刷机大大促进了英国各知识阶层的紧密结合，但地方利益仍然经常高于国家利益。

    在亚当·斯密著书的时候，工人以及个别工业部门在英国国内的迁移已大大摆脱了——或者可以说已摆脱了一半——中世纪的那种束缚，而具有了现代的一些特点。妨害国家利益的地方障碍已经减少，旅行已几乎没有危险。道路也较为通畅。中上阶层和少数体力劳动者已能阅读。报纸在国内已成为一种力量，虽然其消息和报道还很少对那些急欲迁居以改进生活状况的工匠们有所帮助。所以亚当·斯密坚持说，“人是一切行李之中最难搬运的东西。”①

    ①他说，在伦敦或伦敦附近，劳动的一般价格为十八个便士，在八英里以外，降到十四到十五便士。在爱丁堡为十个便士，在几英里以外降到八个便士。1838年麦克库洛赫在为这段话加的注释中说，“道路、运河、铁路及轮船”已大大减少了这些差别。（那时运河的作用当然比铁路大得多。）据他估计，“全国的平均工资约为二十个便士到二个先令一天。”当时英国在一般情况下农产品自给自足，因而在用这些数字及所有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估计数字同现在的数字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到，当时乡村的面粉价格一般大大低于城市，而且那时普通工人用于面粉和面包上的工资比重，比现在要大得多。

    我们希望，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将说明中世纪英国国内工人迁居的历史。当这种历史附有地方工资变动的统计数字及普通工人所消费的主要谷类价格的统计数字时，则关于现代经济发展对迁居有其影响的结论就有了根据。但现在我们对过去似乎看得还不很清楚。②

    ②如果经济史学家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料，则一部英国工资史就应该以许多典型地区的连续的工资变动纪录为依据，并说明（或至少是合理地估计）每个地区给予自由放牧地带多少补贴和其他特权。在这方面，罗杰斯作了很有价值的工作，他似乎知道，必须克服一些困难，才能对从前整个英国各种工人的实际工资的一般比率或平均比率作出可靠的估计。就以实物来支付工资而论，为此目的而选择的谷物不可能保藏得很好，因为当时没有现代那种收割和运输工具。

    一般的规律是，从长远来看，凡对国家利益有害的活动，都不会增进地方上的特殊利益。因为一个地区采取狭隘的政策会导致与其相邻的地区采取同样政策，从而阻碍工人在国内的迁移，使人不能尽其才。从长远来看，每一地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邻近地区对其买者和卖者所提供的市场范围，取决于它从国内其他地区所得到的启发，并取决于它从外部吸引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自私的政策是愚蠢的政策。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习惯的工资率，无论是对国内的移居还是对向国外的移居，都不是只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某一村庄习惯上给予农业劳动力相同的工资，则凡比其邻人强壮的人，如果留在本地，他的工资就不足以偿付其劳务。因此，即使他在本地所得的工资较接近于他的劳动价值，他如果移居到城市或移居到工资较高的农业地区，也会得到更多的工资。

    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五十多年以前，伦敦近郊的一些州郡，曾向议会请愿，反对把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偏远州郡。它们所持的理由是，如果这样，那些偏远州郡，由于劳动低廉，它们的牧草和谷物，将以比附近州郡低的价格在伦敦市场上出卖。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将因此而下降，它们的耕作事业也将因此而衰退然而，从那时以来，它们的地租却增高了，它们的耕作事业也改进了。”

    但是，斯密似乎没有充分地估计到自然选择会使某一效率等级的劳动收入相等，同时又扩大不同地区标准工资的差别。我们将看到，在把国际价值的一般理论应用于现在的实际问题时，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一世纪初期，英国南部农业地区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因受到人为的鼓励而迁到兰开夏纺织区，这减少了北方的工人，增加了南方的工人，从而使平均工资趋于相等。另一方面，“自然选择”虽然会使各个效率等级的劳动收入趋于相等，但也往往扩大不同地区平均收入的差距。因为能干的人倾向于离开得不到高工资的地区，从而使那些没有离开的人更容易地保持甚至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这种迁居有助于缓和进步地区缺乏工人的现象，并阻止这些地区平均工资的过度增长，而他们自己的收入比在家乡时更接近于他们的效率。

    3．在近代，便宜、方便和迅速的交通工具，以及通俗报纸和普及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强烈的民族精神的高涨。

    道路和公共马车的改进，便利了以后两代工商业领袖之间的交往，但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好处却比较少。不过，运河船运是很便宜的。同样，印刷术和邮政组织的不断进步，促进了全国富人和商人阶级的彼此接触，但对目不识丁的广大群众却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的确，经济民族主义是从知识阶层传给其他阶层的，但当时人口对粮食的压力，还没有因自由的、便宜的粮食进口而得到缓和，由此出现了阶级敌视，人们被分成了穷人和富人两大类。那些操纵议会的阶层残酷地滥用政治权力，使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蒙上了一层深深的黑影，甚至现在还可感觉到它妨碍民族统一的影响。不过，体力劳动阶级最后还是取得了显著的优势，如果有好的领导，他们将能够不念旧恶，而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来管理国家。

    普及性教育、价格便宜而消息迅速的通俗报纸以及舒适而便宜的铁路旅行，终于克服了阻碍整个国家经济彻底统一的几乎所有困难；这种彻底的经济统一，过去常常被人们认为只有结合紧密的工商业城市才能达到。在以往的商业城市里，人们之间的来往完全靠嘴，鼓吹某一经济政策的人只能通过嘴把他的想法传达给对此感兴趣的人，而现在，对任何重大问题的重要意见都可以通过报纸传达给整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