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自己生产的，且函数中的系数可变。剑桥经济学家们显然已经发现这些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转换是普遍规律，没有例外（哈考特，1972年，第171页注释），然而，其它学者沿着同样的路线最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埃尔蒂斯，1973年，第115—16，123—5页）。与此相似，研究表明，转换的经验意义取决于（１）利率是否跌到某一关键水平以下；（２）当厂商再采用某些以前用过的技术时，产品价格是否下降（弗格森和艾伦，1970年）。迄今为止在文字上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在度量一种经济中投入替代性大小的基础上对转换可能性的度量，对于这种文字争论我们还无法看到其终结，这些度量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剑桥学派热衷的模型总是利用里昂惕夫的线性技术——每个部门的每种产品都只以唯一一种系数固定的技术生产——这自然就把要素替代的负担都压在消费者选择一种产出组合而不选择另一种产出组合身上了，而不同的组合则意味着不同的技术和因此而用秘密手段进行投入替代。换言之，即便在由假定前提排除投入替代的最坏情形下，大规模的某种程度的投入替代也会由于最终需求（包括国外买主的需求）模型而再度发生。如果我们把活动分析当作描述面向企业的技术可能性的一种形式，这种技术可能性代表生产系数完全固定和完全可变之间的一种状态，则上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54—7页）。因此，技术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是不明显的。如果没有发生转换，资本逆流也是可能的（哈考特，1972年，第128—9，145—6页），但要取得这种结果必须采用更加曲折的技术假设——如不同技术的投入系数差距甚大。假如我们连使自己相信转换是一种常见现象也做不到，则要我们自己相信资本逆流可能发生就难上加难了。

    因此，直到“经济计量学家为我们找到答案”时为止，弗格森（1969年，第XVII，266页）关于新古典寓言的著名的“信任”宣言不会有什么问题。萨缪尔森（1976年，第618页）在其基础教材的最新版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没有用经验知识去确定现实世界是否更接近于理想的顶点了，这种顶点的代表是（１）新古典寓言；或（２）简单的转换范式”。然而，琼·罗宾逊（罗宾逊和内格维，1967年，第591页）和哈考特（1972年，第25，29，122页；1976年，第37，58页）都否认这个问题终究能由经验证据解决，他们说，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关于可以替代的均衡状态的命题，这种反事实的事件即使从理论说也绝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看到。

    如果这种荒谬的主张真被当一回事，那它就很容易把新古典的整个研究框架看作是对经验反驳无动于衷的。举一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对黄油生产商征税会提高黄油价格，因为征税使黄油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是标准的新古典预言；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黄油价格以证明这种预言，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断定黄油的需求曲线在观察期间并没有移动。可是，罗宾逊和哈考特告诉我们说，你们比较的是在逻辑的而非实际的时间过程中两种可供选择的均衡状态，因此，严格说来，你们的预言是不可能进行经验证伪的。这种搪塞当然会使新古典经济学更易自卫，但需要以把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改变为实在论的方法论为代价（参见第四章）。

    事实上，尽管琼·罗宾逊口头上对波普主义思想颇感兴趣（1977年，第1318—20，1323页），但剑桥学派的著作仍然没有走出实在论者的争论。

    为了表白自己的诚实而认为经济计量学家某一天会提供必要的证据，完全是另一码事。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无不充斥这种“诚实”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理论出现逻辑矛盾但还没有显示出这种矛盾在经验上有何重要性，则人们就会忽视这种逻辑矛盾，以免使智力遨游的整个领域缺乏任何理论框架。正如波普和拉卡多斯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更好的与之竞争的框架，科学家们不考虑其中的矛盾而坚持某一研究框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再以我们前面的例子说，如果某一经济学家论证说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很可能提高黄油价格，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对他说，他的推论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即所有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所有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均衡点是两条曲线的交点，可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表明，需求曲线可以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也可以是右上方倾斜的，因此，关于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的基本命题也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回答说，斜率为正的需求曲线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可能性很小，而在统计性需求曲线方面的经验工作实际上从未产生过一种简单而令人信服的例子（参见第六章）。与此相似，可以认为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完全可能的现象，但只有当它们显示出其经验意义而不只是逻辑上的可能性时，经济学家们才能由于其中的模型含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矛盾而毫不犹豫地扔掉他们的有关价格理论、劳动经济学、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①

    此外，剑桥的批评家们自己缺乏反经验的坚定信念。他们会走远到以至于否认一般说来印度和中国会理智地偏爱劳动密集型技术吗？（圣，1974年）。毋庸置疑，在特殊情形下，我们还必须进行详细的项目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劳动力有剩余的国家采用象美国或英国一样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时，一定会感到惊讶。假使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应该承认转换和资本逆流至少在总体经济比较中缺乏现实意义吗？简而言之，我们完全有理由一如既往地接受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它无需增加什么，它距现实并不很远。

    ①内尔（1972年ｂ，第511页）在剑桥学说的初级读物中发现：“吉芬物品和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显然是特殊情形。相反，在多部门经济中，转换和资本逆流则是一般法则，而不是例外”。但是，内尔没有对这两个判断中的任何一个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