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函数

    传统的厂商理论带有强假定，以便能对所谓的生产函数作出规定。这种生产函数表示，在现行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有关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技术知识条件下，从技术上可行的各种实物投入组合中能够得到的实物产出的最大值。习惯上把投入分为或多或少相似的类型，每一类的投入都应以“人—时”、“机器—小时”和“英亩—每年”来表示，而不应以“劳动”、“资本”和“土地”表示，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投入都是流量变量，而不是存量变量。从方便起见，人们还作了进一步的假定，规定微观生产函数是光滑的，有差异的，另外还有一个严格必要的假定，即厂商正在进行利润最大化（不考虑企业家的心理收入），这样，传统的厂商理论便通过边际生产力方程的变换来求取投入需求函数。如果要素和产品市场是竞争市场，则厂商将雇用工人，租用机器和地皮，直至工资率、机器租赁费和地租费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价值或边际收益产量。

    如果这些要素服务的供给是外部因素决定的，则这种理论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工资和租费比率的。就厂商而言，说要素价格“决定”边际产量比说边际产量“决定”要素价格更切合实际。就是对整个要素市场来讲，这也只不过是在要素供给既定的前提下，一种所谓的要素价格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正如丹尼斯·罗伯逊所说的，要素价格“度量”边际产量，而“决定”要素价格的却没有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这么多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要素价格与边际产量的相等是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对于选择“边际生产力”作为一种主要决定因素，它好象没有什么意义。由于这里所说的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把“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习惯用语从文献中驱逐出去，应是一件大好事。

    19世纪的大多数伟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把厂商的微观生产函数加总成整个经济的总生产函数，他们在局部均衡经济学的激励下，热衷于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或者象瓦尔拉斯那样，运用n个生产函数的完全分解了的阵列的概念，进行他们的理论研究。而且，除此之外，他们拒不承认边际生产力理论已为财产所有权和分配公正性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现成理论。他们全都学习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科书，穆勒教导他们：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可受集体行为的深刻影响。

    就象在简单的科布—道格拉斯式的总生产函数中被奉为神祇一样，希克斯在其《工资理论》（1932年）一书、尤其是该书的第6章中，大概首次提出并说明了收入的职能分配只要用边际生产力原理就可解释。一些年后，主要因为对于希克斯所发明的替代弹性的探究，凯恩斯革命又涉及了希克斯已经开始不感兴趣的这些问题。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缪尔森所称谓的生产和分配的新古典理论才中止了经济学家们的想若非非。索洛1957年所发表的创新性文章以后，尽管围绕着整个总生产函数概念存在着许多艰深的困难，但是，为了度量增长的源泉而对总生产函数的估算和对有关技术变化性质的推断性描述，仍然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一项广泛实践（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91—3页）。

    较之“无理论度量”，这种经验工作的许多工作要小得多。①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是简单化（simpliste）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种理论以本世纪60年代的大量杂志文章为典型。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包括：一种或两种产出，两种投入，二次可微分，总生产函数服从规模报酬不变，可增殖的同类资本，资本—劳动比率与资本报酬率之间的单调关系，分为中性的和节省要素的脱离现实的技术进步，完全竞争，瞬时调整，以及无代价的信息。即使那十年的“新数量经济史”，在其根据一些精选的微观经济变量的度量所得出的有关过去的戏剧性结论过程中，也未能幸免于完全受这种理论化方式的影响（参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194—201，230—7页）。

    根据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能作出什么样的实际推断呢？对正统经济学的激烈批评力图令人相信，工会问题、公司权力结构、总需求状态、政府有关收入和价格的政策，所有这些看来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的因素，都被新新古典理论想方设法地推给了“社会学”。这种新新古典理论仅仅用技术，消费者偏好和给定的要素供给来解释工资和利润。对于这种批评，不应轻率地一笑置之，但它确实包含着一些语言混乱。就分配理论而言，这种批评可以引起一种分配份额理论，而在传统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要素定价理论：事实上，直至希克斯之时，还不存在普遍赞同的国民收入中的工资和利润份额理论。希克斯以后，我们才有了这种理论，但它的真正意义却常常遭人曲解。不过，不管认为这一理论是好是坏，都没有妨碍人们相信，“阶级斗争”对于分配份额、甚至工资和利润率的确定，作用极大。

    二、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

    希克斯的理论把相对份额方面的三类创新移植到了标准的要素定价性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上，并深思熟虑地把这种论点与整个经济联接了起来。根据希克斯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保持在不变的相对要素价格上；但是，根据哈罗德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使资本—产出比率保持在给定的利息率上；两人都认为“中性的”技术变化不会影响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95—502页）。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力图表明，如果总生产函数是包含单位替代弹性的那一类的话，如象科布—道格拉斯这样的生产函数，那么，希克斯和哈罗德的上述两种定义就是一码事。运用总数据所作的度量通常是符合科布—道格拉斯假说的，但是，在行业水平上，马上就证明有必要使它与非单位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相符，如所谓的GES（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有关证据是太有助于希克斯的解释了，原因很简单，希克斯的理论是完整地分类的，可以解释一切事情。

    在对有关技术进步的文献进行全面总结时，肯尼迪和塞沃尔（1972年，第49页）总结说：“无论是精致的竞争模型还是对独占—寡头垄断的轻微修正，都没有为我们预言技术变动对收入的影响作好准备。我们充其量不过是有了‘哈罗德中性的’和‘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定义。它们可使我们在解释过去和将来的所有似是而非的问题时聪明一些。”与此相似，在回顾收入分配理论时，约翰逊在论及同一问题时吞吞吐吐（1973年，第42页）：“当替代弹性运用于分配理论时，它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就象马尔萨斯的需求弹性概念是一种同义反复一样……在两种情形下，经济问题都是度量问题，而不是陈述假设的度量的含义问题。”他还考察到，“没有什么理论内容会从根源上解释职能份额，它们所能做的是度量可以观测的投入的变动，然后洞察理论概念，解释结果”（1973年，第191页）。不幸，当理论概念本身（如象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行为只有微弱的联系时，结果的解释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即便是引致创新的理论，尽管它初看起来似乎提供了把内生的技术变动解释为厂商根据技术的要素节省偏好“学会”推断过去趋势这种令人兴奋的前景，但也因为缺乏一致的微观基础而渐趋山穷水尽（布朗芬布雷纳，1971年，第160—2页；布劳格，1978年，第506—9页；诺德豪斯，1973年）。不必惊奇，新古典经济学“谨慎的支持者”最近一本收入分配方面的著作甚至得出结论：“在科学的当前状态中，收入份额的预言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本，1971年，第214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