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大部分其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触。外国人带来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规范的信任。外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使现有的统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可以用战争恐吓，或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另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着有趣的差异。在印度以及在非洲那些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地区，如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而同新人的关系始终很糟，因此，新人们就把帝国主义同反动和停滞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肯定并不符合整个帝国主义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法国人却相信同新人实现和解，甚至试图把非洲人或亚洲人变成法国人，把他们作为法国帝国制度的一部分，甚至让他们担任最高级的职务。然而，决不要以为我们强调征服者，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外国商人也起到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作用。
外国的影响还起一种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促使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当今往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联想到现在处于或最近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决不只限于这样一些国家。当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怨恨他们自己落后，因此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落后纯粹是一个相对的字眼，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落后于其它国家的那种愿望，在像英国和中国这样极不相同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中都在起作用。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参加政治活动的“新人”和参加经济活动的“新人”不是同一批人，他们未必出身于同一阶级，并不总是互相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赞成经济增长，其中有些人，如甘地，就反对“西方主义”，相反希望恢复过去的一套。然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领导人中属于少数。其次，参加经济活动的许多新人是外国人，因此，遭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领导人不是对他们进行鼓励，而是为他们设置障碍。第三，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都表示怀疑，想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是，民族主义政府仍然倾向于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其中有些政府扩大教育设施，或者保护农民不致受到贪得无厌的地主的剥削，或者着手在公路、水利或其它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积累资本的计划或者同社会等级制度和妨碍纵向流动的其它障碍作斗争，或者削弱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来设法促进改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的基础往往是在大批暴民中间煽起嫉妒和憎恨情绪；但是，民族主义有时也是建设性的力量，它正在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方面发挥其作用。
这使我们又回到前面谈过的一点上来了，那就是：经济增长不仅靠个人的活动，还靠政府采取的行动。因此，经济加速增长的转折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某一群人——如民族主义者——掌权联系起来，这些人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积极的措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新的私人企业家首先崛起，然后夺取国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的私人企业家和国家的新主人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先于对方出现；他们可能彼此采取敌视或冷淡的态度。如果政府有决心和明智的话，它就能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很多事情，无论是改善公共服务、发展教育、改革制度、鼓励新兴工业，还是开拓新技术。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再来论述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研究一下标志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转折点。在此，我们再次对由于机会减少而造成的速度减慢和在经济机会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由于进行限制行动自由的制度改革而造成的增长速度减慢加以区别。机会的减少很可能造成不利的制度改革，但是，我们想把这种情况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不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制度变化加以区别。
经济条件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不利的变化。自然资源可能耗尽，或者人口增长可能过多或过少。有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可能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强有力的竞争者。资本或人才可能大量流向新的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出现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或飓风，战争也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原因是优等类型移居国外，或者不利的类型由他国移入，或者还由于优等类型与劣等类型通婚使优等类型不再成为优等，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够多，不知道对这种看法应该给予多大的重视。还有一些人认为，存在着一些朝着经济停滞的方向发展的自然趋势，这种停滞同人们富裕后如何花钱有关；有些人说他们花钱太多，另一些人说他们节蓄过多，或者用来修筑坟墓和纪念碑的钱太多，或者贪得无厌的官僚阶层膨胀，等等。我们将在以后几章里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从这些问题是否不可避免的角度，另方面从它们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目前，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经济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个原因而下降，而且过去就常出现这种下降的现象。
我们目前感兴趣的是探讨仅仅由于制度改革而引起的经济下降，而不是由于前一段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所引起的经济下降。由于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报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或者由于进行贸易的渠道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或者由于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出现经济下降。总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有些人通过多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得益，如地主和想当农奴主或奴隶主的人。这种人夺取政权甚至通过发动反革命来夺取政权，并利用所夺取的政权来恢复经济剥削并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人希望保持起出身的贵族制，他们对旨在扩大机会均等的措施如累进税、免费教育和遗产税感到深恶痛疾；这些人也有可能掌权。还有一些想当垄断者的人，凡是其利益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垄断者；这几乎是指每一个人，因为竞争将损害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只有在我们作为他人产品的消费者时才使我们受益，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还是右派在限制竞争、贸易、改革和增长方面可能很容易找到共同基础。最后，还有一批计划制定者，他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喜欢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他们可能成功地使管理人员、工人和控制资源的人受到条例的广泛制约，因而使改革的速度放慢。经济一旦开始增长，决非必然会持续增长下去。
必须强调指出：制度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技术或其它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固然常常促使制度的相应变化，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物质条件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可能会自行发生变化。因此不能把海地革命归因于技术或环境的变化。海地革命摧毁了在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繁荣，使该国变得贫穷和自由。由于过分强调经济趋势具有支配政治和其它社会信念和社会关系的威力，从而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经济趋势可能有助于形成这种或那种行动方针，但是，政治倾向，或社会态度的倾向、或习惯和禁忌的倾向则可能完全相反。繁荣的经济可能仅仅因为人们采取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习惯或信仰或者因为推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的人掌权而被摧毁。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某些集团利用政权来达到限制经济发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受过多少教育。如果有足够的人重视自由经济并且时刻注意保持这种经济的话，经济将继续保持自由。要说明为什么有些民族比别的民族容易取得和维护自由，就需要作长期的调查，很可能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说明下面这一点也就够了，即有些社会具有自由的历史和传统，而另一些民族具有长期的独裁统治的历史和传统。一个有长期自由传统的国家必定会时刻注意保持它的制度的自由，如果它们屈从，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它们一定是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如战争或经济资源减少，从而动摇了对自由的信心。而长期来制度不自由的国家发现很难赢得和保住自由。
历史和传统的这些差异有时可用某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加以解释。因为正如外国的影响在帮助经济开始增长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一样，外国的影响在帮助避免经济下降方面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容易进入的话，它最有可能保持自由制度。因为那样的话，社会结构就不容易僵化。就可以进行人员、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新机会造就新的富翁和新的穷人，保持着社会的纵向流动。新思想使比较灰色的迷信思想无法立足。经常同生人接触使人们必须根据他们的长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来看待他们，等等。与外界接触并不能确保自由；甚至还可能增加被外国征服的危险性。但是，这却使自由的敌人比较难以占上风，甚至外国征服者都有可能认为不妨碍经济的增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二） 变化的周期
本章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使努力和报酬相联系，通过促使经济专业化，或通过增加经济自由等手段，使制度朝着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方向演变这个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我们研究了这一演变加快速度的问题以及那时正在进行累积过程；我们也已看到有可能出现减速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累积下降力。我们接着要研究社会演变的理论。是否有一条制度改革必然要遵循的路子？是否要经过一连串的阶段？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取得“进展”？或者历史是否沿着某种周期的曲线向前发展？许多人认为，历史表明每一个社会必须经过演变过程中某些特定的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根据作者的兴趣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作者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就可能认为社会必然从游牧生活、定居务农、经商、然后发展到开办工厂的过程；可能认为制度的变化是同这些谋生手段中的每一种手段相适应的。如果作者对阶级关系感兴趣，他就可能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奴隶制、农奴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他可能研究宗教的变化，从灵魂独立说和崇拜祖先到一神论和理性论。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可能宣称发现人们从对家庭的忠诚渐渐扩大到对全村、国家、帝国，最后到对联合国的忠诚。
认为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不再是一种流行的思想。甚至**人都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国家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或者自从中国落入**人之手以来他们还放弃了只有城市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才能实现**的观点。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可以跳越这些阶段中的一个或更多的阶段，比如说从“农奴制”跳越到“社会主义”。同样清楚的是，它不仅可以“前进”，而且还可以“倒退”，比如在政治上从忠于帝国倒退到忠于种族或民族，或倒退到忠于地方。不再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加认识到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当社会处在比较与世隔绝状态时，每个社会也许有可能不顾外界发生了什么事而只顾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而现在，几个大国的影响扩及到了全世界，甚至连最原始的社会都发现它们自己在效仿最先进的国家，而不顾它们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差别。同时，那些认为自己具有最先进思想的人常常也把他们的传播技术看成是无往而不胜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把每一个社会都变成**社会，不管它处在什么阶段；理性论者认为，理性论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国际主义者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了最遥远的和自给自足的乡村。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思想遭到了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阶段的人最激烈的抗拒。
阶段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密切有关，因此也随着这种思想的淡薄而衰落。关于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在１８世纪以前，人类更多地认为，过去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因此，历史上记载着人类的衰落。在其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社会必然进步的信念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当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使**、思想和精神三位一体臻于完善时达到顶点——思想朝着理性主义演变，精神朝着自由主义演变。当今，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许多人甚至对进步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也表示有异议。当然，为了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有限的兴趣的水平上进行探讨，就不可能认为制度的累积变化会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因为很明显过去曾有很多时候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在奴隶制取代自由的时候，在为贸易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障碍削弱了专业化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僵化的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减少了活动余地的时候，就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最蓬勃向上的增长势头都有可能被扼杀。
１９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知道经济增长在过去经常被扼杀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必然进步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或者至少是欧洲血统的人——通过积累知识“逃避了历史的束缚”。为这种见解的最合理的辩护似乎是说，过去经济增长被扼杀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对这种增长及其遭扼杀的方式了解得不够。他们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科学了解得不够多，意识不到自由会遭到攻击和建立不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允许采取一些扼杀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经济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它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传播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多地采用理智的态度，经济增长此后就有可能得到保障。２０世纪失去的正是这种对人类事务中理智力量的信念。我们知道人类的事务是受人的愿望支配的，这些愿望的正确与否是不能用理智来证明的，它们也不能完全靠理性的表示来反对。
不同意必然增长或必然下降的观点未必就同意周期的概念。相反人们可能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既否认增长是必然的，也否认周期运动是必然的。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完全由于制度演变的结果。我们要再次对由于经济机会的改变而引起的变化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加以区别。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增长的速度，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由于世界贸易路线的改变；或者由于世界对这个国家专门生产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或者由于不是在内部的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其它许多原因，增长速度都有可能减慢。人们甚至可能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增长一定迟早会结束，他们不认为必然会出现制度变化周期。不过，本章只探讨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由于其它原因引起的变化将在后几章论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认为，增长促使收缩，反之亦然。但是并不因此而认为，这种周期的长期影响将不会使生活水平发生变化。因为周期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下降完全一致。这并不是说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必须完全一样。所需要的仅仅是增长和下降应该交替出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有三种，分别从生物学、社会态度和社会集团这三个方面来论述。
生物学理论认为，朝着一个方向的运动同一种生物学类型有关，而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运动则同生物学上的另一种类型有关。生物学上一种类型的人施加的影响有利于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则倾向于那种限制经济增长的制度。所以根据这种理论，生物学上的这两种类型互相交替。当“进步派”掌权时，他们促进经济增长。可是，统治阶级必然会由于“非进步派”的存在而使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尚不清楚。也许是由于“进步派”没有能繁殖足够多的后代——社会上的统治阶级通常比其他人生的孩子要少。也许还由于“进步派”同“非进步派”通婚的缘故。我们对人类生物学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多，无法对这一思想进行有益的探讨。
社会态度的周期与生物学上的差异不相适应。但是却与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所怀有的截然相反的愿望相适应。我们每个人既看到增长的好处，也看到稳定的好处；既希望自由，也希望有所控制；既希望有物质产品，但同时也认识到，同精神价值相比，物质产品是毫无价值的，等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我们热情支持，但是，过不多久就使人生厌了。我们开始渴望稳定；我们反对实利主义，又恢复到精神至上，等等。因此，社会态度是时而赞成增长，时而反对增长，社会制度也同样不断变化。然而，这种理论除非能使态度的变化和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无法说明社会变革的原因。因为制度是通过各个集团的人的努力发生变化的，通常是因为制度改革对他们有利（包括物质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而这种改革遭到其它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希望保持现状。因此，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都必须从具有不同利害（不一定是物质利害的社会集团的角度去理解。
从社会集团的角度来看，周期理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也许是实利主义的。就像我们刚刚研究过的理论那样，理想主义理论认为，人的信仰是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
我们或者赞成改革，或者赞成稳定；或者希望得到自由，或者支持权威；或者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者热情地牵挂着上帝，等等。当时无论哪种信仰占上风，便能站住脚根；有那种处世哲学的人便会获得权势，体制度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制定的。然而，过不多久，人们便开始起来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观失去了在当初确立时所富有的那种朝气；贪污腐化现象开始出现；哲理思想不适应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出现了对立的学派，一些个性激烈的人迟早将建立一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新的”信仰。那时，我们就会进行一场宗教改革，或者一场政治革命，或者是不管什么形式的改革和革命。这些理想主义的理论认为，人的行动是受到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思想所支配——从政治、宗教或浪漫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这些思想本身如与物质利益不一致，便能引起社会改革；如果这些思想同物质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些思想在社会改革中是主要的，而这些思想所吸引的利益则是次要的（例如，是希恃勒吸引了资助者，而不是资助者造就了希特勒）。
另一方面，实利主义理论主要是从不断变化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革的。这些理论可能采取两种方针。它们可能认为，开始促使经济加速增长的新经济阶级——“新”人——到一定的时候会转而反对进一步改革。它们还可能认为，经济增长会引起由于这种增长而遭到损失的那些人的反对，因此，这些人到一定的时候会组织起来限制进一步增长。
第一种方针可表述如下，当新人取得权势时，他们积极主张“门户开放”。他们支持竞争、扩大贸易、纵向流动，等等。然而，一旦他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关心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确保为他人开放门户。过去的自由贸易者现在却鼓吹征收关税，过去主张进行竞争的人现在却千方百计地实行垄断。过去在社会上一心向上爬的人现在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些只限于某些人可进的学校去上学，试图确保他们拥有进入经济界的特权。激进派变成了保守派。因此，社会制度开始僵化。此外，经济状况也发生变化。使新阶级变得富有和拥有权力的那些机会趋向消失；因为技术、需求和供给来源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是对一系列刺激的反应，每一个刺激都可能得到不同于上一个刺激的对待；这个阶级可能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接连不断的变化；它可能感到它的财富受到了威胁，因此可能采取措施来防止发生不利的变化。一个统治阶级之所以渐渐失去自己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受了自己传统的束缚；它总是夸耀使自己掌权的那些箴言和技术，总是向后看，总是把作为先驱的祖先的做法理想化。因此，当条件发生变化，需要新的技术时，这个阶级就无法应付，因此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当这一阶级刚刚崛起时，它的新人必须首先向当时正在台上的统治集团进行挑战，然后才能最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机会，而现在他们反过来可能变得同过去的统治集团一样，渴望保护自己不受新一代新人的挑战。
第二种方针是由于经济加速增长而受害的那些人的行为产生的。首先，有些人所掌握的技能只适应于老的技术或需求，他们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条件。有些手艺人建立了工会保护自己，他们对学徒或增添新手施加种种限制，坚持严格划分哪些是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的工作。还有一些小店主对大规模零售业的发展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对制造商施加压力，或者到处游说要通过法律来控制联号商店。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集团受到变革的影响，其中有许多集团组成协会和施加压力，以制止或减缓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变革进程。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生产者都有可能受到变革的影响，所以经济增长所招致的敌人同所吸引的朋友一样多。当社会制度建立不久、并显示出具有提供商品的能力时，人们对它热情支持。但是，随着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增多，统治阶级再也得不到被统治者的忠诚。社会出现分裂，出现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在斗争过程中，统治阶级往往对自己失去信心，并放弃它形成时所依据的原则，为了保护将受到变革损害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设置障碍。于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减慢下来。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同样，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如果存在着周期，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原因，这个周期在某一些社会中比在另一些社会中完成得更为迅速。如果我们问：为什么“Ａ”社会能如此长期地保持着自由，而“Ｂ”社会却如此轻易地丧失了自由，我们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解释：“这些人不那么走极端”，或者说“这些人政治意识比较强”，等等。但是，如果“Ａ”社会能比“Ｂ”社会坚持的时间长的话，它也许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从经验教训中懂得存在着哪些隐患。也许这种“无限期”的1差限太长；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显然无法预言这种周期将有多长或多短，如果制度变革的时间推迟得太久，那么，经济增长可能由于不是由制度变革拿本身所引起的许多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加速或减慢。总之，制度有可能以有利于经济增长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也可能不是。如果它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可能会很早出现，也可能拖延很久。关于变化的方向，我们所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