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制度问题。下面让我们来探讨制度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路线。

    或许最好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自己，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素。说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产生于外国人带来新知识或者新资本的时候。源于这些因素之一的增长差不多肯定会造成制度的变化。相反，制度的变化可能不是产生于经济的变化，比如由宗教、政治或自然动乱造成的变化——认为一切社会动乱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观点等于是说，唯有经济利益才是人的动力，这显然是错误的。本节仅限于探讨制度变化的性质、原因和影响；但是，这不是说这是经济变化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

    我们在考查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现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在这些方面是大有差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度便开始朝着停滞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那里只有原始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是很少见的），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开采金矿、雇用劳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革制度所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微妙而复杂，等等。假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制度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较易于维护，家庭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建主义的地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有这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哲学家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取代旧教条。政治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统治阶级挑战，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是支持旧制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信这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基本”原因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１３世纪到１６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观念允许人们利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其他信仰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比例也很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彼此迥然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都必须诚实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尊重原来优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面，新的领导人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时间。旧道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的信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下降；起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荒得到控制，以后是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人口可能会在３０年至６０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城市规划措施，实行工业化而不产生贫民窟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大批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然后又倒流回去；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是能够控制和杜绝的〔第四章第三节（三）〕。更加难以预测的是，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对待部族权威的尊重，宗教仪式或者合同义务的神圣性。一些人担心的是，旧的道德价值观随着经济增长的新酒倒入社会稳定的旧瓶而化为乌有。旧的关系瓦解到何种地步大概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是如何主持的。如果这种发展是由蔑视老的政治，宗教和家族领导人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主持的，那么这种发展将会比由已经确立的领导人主持的发展更加迅速和有效地破坏现行权力结构。有时有人说，日本人改造西方资本主义，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是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是，日本业已存在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资本主义，使新的方式和旧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减至最低限度。当经济增长从阶级意义上讲最少革命性时，亦即当新的企业领导人得到老的政界、宗教界和社会领导阶层承认和赞助时，从它对人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来说，它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最少。这也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的巨大差别之所在。在亚洲，旧的宗教和政治制度要比非洲稳固，没有为西方的影响所彻底摧毁。而在非洲，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对既定惯例、宗教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与欧洲人的利益相悖，就采取反对的行动或者采取蔑视的态度，其结果则是更大范围的土崩瓦解。

    制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越变越厉害。旧的信仰和关系改变了，新的信仰和制度渐渐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变化。尽管这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济增长一旦开始，会永远继续下去；经济衰退一旦开始，便永远制止不了。

    首先，一切增长往往有其规律性，这就是说，它开始时缓慢，逐渐加速，然后又放慢下来。这是因为刺激增长的每个因素最终都会接近极限。可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当收音机问世时，公众并不了解它们可能的用途，疑心重重；最初只销售几台，可是收音机逐渐变得很受欢迎，很快就像热饼一样抢手。但是在每家都有一台收音机时，销售额差不多便到了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销售额的增长率便陡然下降。第二年销售额可能增加一倍，第三年增加两倍，第四年增加三倍，但是不能永远每年都增加一倍，因为根本没有那样多的人。制度的变化也是这样。当提出某种新的原则时，它首先遭到反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原则会受到欢迎，人们开始热情地将其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但是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届时这个原则垄断了几乎能应用的一切有关领域。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因此，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有偶然在新刺激的产生始终正好接上旧刺激的消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际上，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情况不是一种稳定的增长率，而是由相对平静时期分隔开的连续的增长**。

    但是，经验表明，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有些社会表明，在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现停滞，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历史上也有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对动态进程所进行的各项调查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紧接转折点之后出现的累积过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研究这些转折点给予极大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谈谈加速问题。我们业已阐明，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因此，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产生了新的机会，或者是由于制度的变化使人们现在可以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新的机会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发明可能会创造新的商品，或者降低生产老商品的成本。新的公路，新的海上航线或者交通运输方面的其他改善都可能为开拓贸易创造新的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能造成新的需求。外国人可能来到一个国家，开展新的贸易，投资新的资本，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现行制度之外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研究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率或外国资本流入数量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不是有赖于一国的制度，所以可能出现更多的机会，其原因与制度的变化无关，而机会的增多将会引起制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在基本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发生变化，使行动自由增大。一种可能的、但是不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改变主意，准许人民以先前严禁的方式进行活动。较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受到某种冲击，诸如发生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灾难之后政权发生变化。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喜欢保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从而使权力落入锐意变革的人的手中。

    因此，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或许是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为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加速增长的转折点通常同这两种变化都有关。经济状况已变得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大概是因为外贸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又加强了那些希望朝着允许扩大自由的方向进行制度改革的人的力量。

    革新者始终是少数。新思想最初总是由一、两个人或极少数人付诸实施的，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新思想、还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品或其它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这些新思想也许会很快就被其余的人所接受。然而更可能的是它们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即使有所进展，最初的进展也只能是很缓慢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思想被认为是成功的，那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经常有人说，改革是精英们的事，或者说，改革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某个社会领导人的素质。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革新者，而只是仿效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所有这些新思想均为某个具体的阶级或集团所掌握，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每个革新者都是单个的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许是先进的，然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又是同样反动的；他们同其他革新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阶级和亲属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有时有这样一种情况：革新者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至少不得不成为一个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因为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自卫或发起进攻。新思想最初并不是在任何一个阶级中产生的，但是，提倡者们很可能会发现，由于社会对他们的革新所进行的抵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比较富有成效的观察结果之一是概括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转折时刻进行改革时期最重要作用的是“新人”。这意味着，在那些抓住新机会或实行增加行动自由的制度改革的人中，很少发现是过去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时的统治阶级。首先，统治阶级通常满足于现状；他们不需要寻找新机会。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其它途径。同时，提倡改革的人既不是居于社会结构最上层的人物，也不是处于底层的人。处于底层的人可能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种姓制度中受煎熬，没有能力去抓住新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太穷，太缺乏教育，缺乏勇气和传统的进取心。因此，新人来自社会的中间阶级，也许十分接近上层，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定的个人自由和一定的活动传统。在日本，１８６８年出现的那批新人就居于贵族中比较下层的人物，他们对失去过去的特权感到恼火。在西欧，１３世纪和１４世纪出现的新人过去是农奴或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逃到城市后得到了保护。在非洲，新人是失去了部落特征的人，这些人接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他们再也无法适应部落的老模式。不用说，这种概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些新人中也许有一、两名过去的贵族，也许还有一、两人来自最底层阶级，因为阶级状况始终会有个别的例外。这种概括只是说绝大多数新人将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也许会对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提出挑战。它们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价值，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基础。新机会也许会对农奴制或奴隶制提出挑战，或者可能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把工资提高到使统治阶级感到难堪的程度。因此，统治阶级将对新机会持敌对态度，有可能出现一场权力之争，甚至发展到内战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是，新机会并没有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这是从减少他们财富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是，最终将在政治上对他们构成威胁，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新人逐渐富有起来，他们将要求享有同样的威望和同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取得妥协，因为统治阶级可能仿效那些新人利用新机会（例如，想一想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统治阶级还可以用通婚或使一些新人变成贵族的办法同意把一些新人拉进他们的行列。因此，新机会的出现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一场内战；但是，也可以在经过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的斗争之后达成妥协来实现。

    “辉格党”历史学家往往突出革命在实现变革中的作用，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却贬低革命的作用。辉格党认为，看来变革的**必然是革命——就像鸡蛋破裂孵出小鸡或蝶蛹破裂飞出蝴蝶一样。另方面，托利党指出，许多根本性改革是在没有爆发内战的情况下实现的。老的统治阶级可能采纳新思想，因此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可能同新人妥协，把新人纳入老的统治阶级的行列。如果发生革命，那也要在新人崭露头角以后很久——也许要过好几个世纪——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牢牢地站住脚跟以致能控制足够的武装部队来反对和击败政府时才能发生革命。到这个时候，他们谋求的绝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

    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者美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独立战争，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观点即使在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可能已被接受。但是，它们却不适用于海地革命、日本的维新、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２０世纪欧洲和拉美相继发生的使独裁者掌权的起义。有些革命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历史似乎顺应了它们的潮流；但是，另一些革命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甚至扭转了过去的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民在使经济加速增长方面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市民对改革所作的贡献很可能比乡下人所作的贡献大，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生物学上比别人优越，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的缘故，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由城市带头掀起了争取扩大经济自由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市民之所以在组织大多数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不管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扩大自由还是相反，是因为通常是由城市进行治理的，而这对那些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具有吸引力。市民在促进贸易、制造业和在当前促进发明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近几十年的科学革命之前，发展农业技术主要依靠乡下人也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据说城市的气氛对于采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观点比较有利。大批的人聚集到城市，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这一事实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对地位的过分尊重；促使建立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经济关系，只要机会合适就愿意做生意；而且使人们增长才智。诚然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人们也许应该对商业城市和军事、教堂或政治城市加以区别。此外，城市里文娱活动丰富多采，这意味着花钱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民比乡下人思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改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病和其它一些表现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些结果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关头也起了作用。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而减少经济自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会、工人联合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方面起带头作用，这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在减少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念，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离首都，不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它们的制度是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吸引来了。因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概括在历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它的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况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