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讲中，既说了许多不易了解的话，现在可暂时离开本题，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本以为精神分析引论和我所讲过的大不相同。你们期望的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中的事例；你们或许要告诉我，那关于楼上和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或可用来说明精神病的起因，遗憾的这是我的臆造，而不是实际的事例。或者你们还要告诉我，当我开头叙述那两种症候（我们希望这也不是想象的），而说明其经过及其和病人生活的关系时，症候的意义确因此而稍微明白了，你们曾希望我继续这样地演讲下去。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而很难领会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又永远不能完结，总是要加以补充；我讨论了许多以前未介绍给你们的概念；我放弃了叙述的说明，采取了动的观点，然后又丢掉动的观点，再换一种所谓经济的观点；使你们很难领会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涵义，而互相调换只是为了悦耳而已。我又举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概念，如唯乐原则，唯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还没有加以说明以前，又把它们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要讲神经病，为什么不先讲你们大家都知道而感兴趣的神经过敏，或神经过敏者的特性，如待人接物的不可理解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激动性，不可信赖性，和完成任何事情的无能。为什么不从日常简单的神经过敏的解释讲起，而逐渐讲到那些不可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凡此种种，我当然不能否认，也不能说是你们的过错。我对于自己陈述的能力尚不至于如此夸许，竟想象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以为换一个方法进行，或可对你们有利，老实讲，这确是我的初意。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实行一个合理的计划；材料的本身常常突然介入若干事实，使他不知不觉改变了初衷。材料虽很熟悉，但是陈述起来，也不能尽如作者之意；往往话已说过了，但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事后又令我们大惑不解。
有一个理由也许是：我的论题，即精神分析引论，不包括这段讨论神经病的文字。因为精神分析引论包括过失和梦的研究；至于神经病的理论已经是精神分析的本论了。我并不以为我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阐述神经病理论所包含的任何材料，我只能作简要的叙述，使你们在相当的上下文之中，了解症候的意义，及症候形成时所有体外和体内的条件和机制。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贡献的要点。因此，我便不得不讲了许多关于里比多及其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话，你们听了初步的若干讲之后，已知道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抗拒）作用等概念的概观。在下面的一个演讲里，你们将知道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在哪一点上，找到了它的有机的衔接。我又明白地说过，我们所有的结果都仅得自单单一组神经病——即移情的神经病——的研究；而且即就此一组而言，我也仅详述了癔病症候形成的机制。你们虽或未能得到很彻底的了解和详尽的知识，但我总希望你们已稍稍知道精神分析工作的方法，及其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和应当叙述的结果。
你们希望我在演讲神经病开始时，先描述神经病人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抵抗，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这确是一个很有兴趣的论题，既值得研究，也不难讲述；然而我们也有许多理由不许我们从此入手。其危险就是潜意识将因此而被忽视，里比多的重要性将因此而被看轻，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病人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了。病人的自我之不可信赖和不免有所偏袒，那是尽人皆知的。自我总否认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在和潜意识有关的地方，我们如何可信赖自我的忠实呢？而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所以用自我的观点，必不能了解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那是最显而易见的。我们一旦知道了压抑作用的性质，就不会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充当这个争衡的裁判了。我们要警惕自我告诉我们的话，不要上当受骗。如果由它自己提出证据，那么它好象自始至终是主动的力量，所以症候的发生，也好象由于它的愿望和意志；我们知道它大部分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它要设法掩饰的事实。但是它也不常能维持这个虚伪的局面——在强迫性神经病的症候里面，它已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一些必须努力抵抗的势力了。
一个人若不注意这些警告，而愿为自我的表面价值所欺，那么，一切显然都大可顺利进行了；精神分析侧重潜意识，性生活及自我的被动性所引起的抗议，他也都可以避免了。阿德勒说，神经过敏是神经病的原因，而不是神经病的结果，他也可以表示同意了；然而他却不能解释一个梦或症候形成中的一个细节。
你们要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过敏和症候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绝对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他种因素呢？我的答复是：那当然是可能的，迟早可以这么办；但是精神分析目前所要做的研究，不宜以这个终点为起点。我们自然可预先指出一点，将这个研究包含在内。有一种神经病叫做自恋神经病（thenarcissisticneuroses），自我和自恋神经病，比起我们所曾研究的他种神经病，更有深切的关系。关于这些神经病的分析研究，将可使我们正确地而可靠地估计自我在神经病内所占的地位。
但是，自我和神经病之间，还有一种显而易见，开头便可明白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病共有的，然而在创伤性神经病（这一种神经病，我们还很不了解）中尤为显著。你们要知道在各种神经病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同样的因素；只是就这种神经病而言，这种因素在症候的形成上占重要的地位，就另一种神经病而言，又是另一种因素占重要地位。正象剧团中的演员，每一演员都去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密友，恶徒等；各人都选取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表演的口味。所以，形成症候的幻念决不象在癔病中的那么显明；而自我的“反攻”或抵抗首推强迫性神经病，至于妄想狂（paranoia）的妄想则以梦内所谓润饰的机制为特点。
就创伤性神经病，尤其是就起于战事的创伤性神经病而言，则自私利己的动机及自卫和对于自我利益的努力，给我们以特殊的印象；单有这些还不足以致病，然而病既形成之后，便依赖它们来维持了。这个趋势的目的在于保护自我，使不受引致疾病的危险；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危险已不再有重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受危险，反而有相当的酬报。
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病的起源和延续都感有类似的兴趣；我们已说过症候有一方面可予压抑的自我趋势以满足，所以也受自我的保护。而且以症候的形成来解决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于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使自我免去精神上的痛苦。其实就某些神经病而言，就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病来解决矛盾，乃是一种最无害而最应为社会所容许的方法。医生有时承认他也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你们听了能不感到惊奇吗？其实，一个人原不必在各色各样的生活情境里，都视健康为最重要的事；他也知道世上除神经病的病痛外，还有他种痛苦，一个人出于需要的要求，也可牺牲自己的健康；他还知道一个人若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许多人的其他种种困苦。因此，我们虽可说每一精神病人都已逃入疾病，但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病例，这种逃遁有着充分的理由，医生知道这种情形，便只好默许了。
然而我们可继续讨论，不必管这些特例。大概地说，自我既逃入神经病，便在内心中“因病而获益；”在某种情形之下，还可兼有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利益，在实际上也稍有价值。试举一个最普通的例来说罢。譬如有一妇人受丈夫的暴力虐待，她如有神经病的倾向，这时往往就逃入病中。假使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以自慰，假使她不很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异，再假使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没有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又假使她在性的方面仍强烈地依恋着这个蛮横的男人，那么她便除逃入疾病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疾病就是她抵抗丈夫的工具，可用以自卫，也可用以报复。她虽不敢抱怨婚姻，但可公然诉述病苦；医生是她的良友；本来异常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了她，为她用钱，许她离开家庭，稍稍放松他的压迫。假使由病而得的这种外部的“偶然的”利益非常显著，实际上又不能有相当的代替品，那么你们便不易有收治疗之效的希望了。
我曾反对神经病由于自我所欲和自我所创的说法；你们现在会以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因病而获益”的话，又无异为这种说法辩护了。然而我要请你们暂安勿躁。这话或许只有下面的意义：就是，自我可欢迎自身任凭如何都不能避免的神经病，假使神经病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便尽量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面。假使神经病是有利益的，自我当然很喜欢与它相安无事，但我们要考虑到，在利益中还有种种不利之处。大概地说，自我因接受神经病显然是有所损失的。它能解决矛盾，可惜代价太大了；随症候而来的病痛，和症候之前的矛盾，其苦痛的程度大致相等，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避免症候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放弃由病而来的利益；这正是它所不能两全的事。由此看来，自我实在是不愿意如它最初所想的那样，要自始至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很好记得的一件事。
假使你们是医生，对于神经病人有许多经验，那么你们便不至于再期望那些抱怨病痛最厉害的人们会最容易接受你们的援助——实际上常常相反。无论如何，你们总不难知道：凡是增进因病而获益的每件事，都足以加强由压抑而起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此外还有一种因病而得的利益，不伴随症候而来，而产生于症候发生之后。象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若持续的时间很久，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有和自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构成了一种“暂时安排”，与精神生活的他种力量互相结合，甚至根本相反的力量也不除外；它绝少放弃那些可以一再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于是获得一种第二机能以巩固自身的地位。我们现在不必取例于病，暂从日常生活中举例如下：一个能做事的工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再工作了，但因此按期领得少数的赔偿金，而且学会利用伤残讨饭度日。他的新生活虽较低贱，但正因旧生活的破坏才能得以维持；假使你要医愈他的残废，你就剥夺了他的维持生活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再做从前的工作，已是一个疑问了。神经病如果也有这种附带的利益，我们便可使之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而命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