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这一原则。我碰巧十分成功地预测了我的猫的下一步行动：它是否会跳上我的书桌，舒服地躺在我的拍纸簿上，或者它是否会跳上窗台，再从那里跳到花园里；我对它的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但是我正在了解的行为大体上不是由（a）有意义的（或者“有目的的”）行动，就是由（b）习惯，或者做事情的方式组成。研究后者可能有助于在前者的概略式纲要中补充一些细节。然而，当我预测它会舒服地躺在我的拍纸簿上时，仍有许多细节我无法预测。例如，我很可能错了几英寸。

    在我对猫所做的了解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可以怎样把这些细节添加到画面中去。当然，我们总是可以说，如果对相关的初始条件有更清楚的了解，就会使这几英寸随我们之意减少。但是我们简直不知道哪种初始条件会与减少这几英寸的预测任务相关。不仅仅是我们没有满足可估算性原则的行为理论，而是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种理论。

    人们会提出下面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即对于神经系统尤其是对于大脑的精确研究会非常有助于弥合我们的预测中的差距。这也许十分正确，亦未可知。为了论证的目的，我在此将把它当做理所当然。但是它意味着放弃来自行为研究的论据。它用一个全然不同的论据－－用关于生理学与物理学是决定论的体系的论据－－取代了关于我们由研究动物的行为可以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的常识论据。

    5.临界温度与全有或全无法则

    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所知寥寥，以致丝毫不知道如何把我们对于脑生理学的相当丰富的知识应用于一项预测任务，例如关于我的猫的精确位置的预测任务。

    但是让我们假定我们确实知道如何应用我们关于脑生理学的知识。尤其让我们假定，我所需要的是会允许我们预测某块肌肉的收缩的初始条件；最后，是会允许我们预测某个神经节（或者神经节群）是否会“爆发”的初始条件。

    神经爆发的过程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爆炸：当某个电位（终板电位）升至某个临界高度时，神经便突然爆发。若未达到这一高度，神经丝毫不爆发。（这被称作神经传导的全有或全无法则。）与此相似，若达到某个临界温度，就会发生化学爆炸；低于这个温度，可能任何事情都不发生。

    然而，可估算性原则是否适用于爆炸的临界温度，这是非常可疑的；正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它是否适用于神经传导，也非常可疑。无可否认，如果温度低于临界温度，缓慢而平稳地上升，我们能够有把握地预测爆炸时间。然而，可估算性蕴涵这样一个论点：我们能够以随我们之意的精确性预测爆炸时间。这个论点又蕴涵另一个论点；我们能够以随我们之意的精确性测量温度和它的上升速率。但是温度是一种群体效应；它是质量上的或者宏观的量。它实质上是平均数；这样的量在原则上是不能以随我们之意的精确性测量的。

    有一切理由相信，可使某个神经爆发的电位的精确值也依赖于某些其他群体效应。例如，它依赖于一种疲劳效应（它非常可能又依赖于足够浓度的——也就是说，足够多的数量的——某种分子的有无）。即使我们假定形而上学的决定论是正确的，在我们现有的理论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一般我们能够根据预测任务的规范计算初始条件的必要的精确性。

    要把这些考虑做一下概括，我们可以说，大脑（无论它是否扩大了基本量子过程）多半会对诸如温度或者某些化学制品的浓度之类的群体效应高度敏感。（考虑到我们的肌肉运动是群体效应，它们部分地依赖于诸如神经冲动的“齐发”的其他群体效应，这决不令人吃惊。）但是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迹象，允许我们说可估算性原则可以应用于这些群体效应；或者，如果可以应用的话，可以如何应用它。

    我们看到我们已离开常识性的“来自行为的论据”有多么远，的确，在我们对于行为有越来越多的了解的一般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暗示出可估算性。

    一般我们可以说，即使我们的知识，随之还有我们的预测能力，在某一领域中可以稳定地增长，这一事实的本身也决不可用作赞成类似“科学”决定论这样的事物运用于这一领域的观点的论据。因为，无需探讨那种满足了可估算性原则的十分特殊的知识，我们的知识就会稳定地增长。

    6.钟与云

    既然我已不得不涉及群体效应，这也许是批评在上面第1节所提到的来自钟与云的决定论的论据的适宜的地方。我指的是这个论据，即可预测的事件（行星或者钟的运动）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天气，或者云的运动）之间的常识性区分是无效的，当我们获得了关于云——关于其规律以及关于其详细的初始条件——和我们关于钟的同样多的知识时，这个区分就会消失。

    如行星的例子所表明的，对这个论据应当谈一谈。关于云的改进了的详细知识的确会很有助于把它们与钟的范畴的事件相同一，但是这种同一不会完全成功，因为涉及了群体效应。

    而且，我们也能够以相反的方式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越来越详细地预测钟的运转，我们就必须研究例如钟里面热的流动（比如说，为了弄清钟摆的长度如何受到影响）。但是这种更详细的研究显然会导致把钟等同于一种分子云，它以一种运动为条件，这种运动会提出和云的情况一样的预测问题。因此，指出与之相反的论据也成立，它可以反击这种有说服力的论据，即，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云的范畴会越来越近似于钟的范畴。

    人们常说，如果两只钟完全相同，它们显示的时间也会相同，并将继续如此。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决不会有两只完全相同的钟。而且，由一家工厂连续生产的、在其他方面看上去完全相同的两只钟或表一般不会继续显示同样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把它们做成可以借助调节装置来校准时间的构造的原因。进行校准后，它们可以走得很准，显示同样的时间；但是它们一般看上去就不再相像了：从机械角度说，一个重要的部分即调节装置现在会显示出清晰可辨的差异。为着使两只钟在另一个方面——计时方面——更加相像，不得不造成这个差异。这表明，表面的相像可能是非常靠不住的。

    倘若一只钟走慢了，出色的钟表匠可以找到原因——也许在机件中有一点灰尘。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因为尽管它符合普遍因果律，却显然没有满足可估算性原则。没有任何钟表匠检查一下这点灰尘就可以预测它会导致一天慢三分钟而非一天慢五分钟。他也不能预测，一旦除去特定的这点灰尘，无需进一步校准，这只钟就会走得很准。

    7.来自心理学的赞成决定论的论据

    如我们所看到的，来自行为和来自生理学的论据是无效的。原因倒不是在测量比如说行为初始条件中有什么困难；而是提高对行为初始条件的测量的精确性并不能无限地提高我们对于行为的预测的精确性。

    但是来自行为的论据不过是一种更古老的论据即来自心理学的论据的一种变体。

    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曾用这个论据反对自由意志的观念，从而间接地用来支持决定论的观念。这个论据可追溯到很久以前。自文艺复兴以来，也许由霍布斯，斯宾诺莎，休谟和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做了最清楚的表述。如霍布斯所说，“意志也必然由它未安排的其他一些事情所引起”：因此“由此可见自愿的活动都有着必然的原因”。

    休谟提出了如他所说的“由动机推断自愿的活动”的观念；他写道，“动机与自愿的活动间的联系似乎与在自然界的任何一部分中一样有规律与一致”。另外，他还提出了“由性格到举止”的推断的观念。

    这两种观念都被康德所接受，他认为充分的心理学信息会使我们能够“像对于月食和日食一样，预先明确地计算任何一个人的未来的行为”。这句话表明他坚信“科学”决定论。问题是它是否被例如休谟所想到的对于动机与行动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所做的心理学观察所证实。

    现在我不想否定心理原因即愿望，希望，动机和意图的存在；或者一种情境要求某种行动这种感觉的存在。相反，我相信在许多重要的例子中生理学或者物理学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一定会失败，然而却至少可以给出类似一种令人满意的心理学的解释的事物（也许是从“情境逻辑”方面的解释）。

    例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某些学习过程中——学习走路、说话、写字、滑雪、弹钢琴——要涉及生理变化，例如，也许产生特有的神经通路；而且，在做我们已学会的事情时例如走路或者说话，便出现特有的生理反应。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如果一位滑雪者发明了一个新的动作序列，或者一位作家发明了一个新的词语序列，或者一位作曲家发明了一个新的和弦序列，其生理过程将不同于（无意识地）从他人那里袭用同样的动作或词语或和弦序列时的生理过程。当然，发明新的事物常常伴随着一种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具有某种生理因素；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创新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创新，因此不能区分他向别人学来的事物和他自己所创造的事物。

    在这方面，认识到这样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某项成就具有新颖性这个事实是解释与评价的问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可能把一个陈腐的引语应用于这样一个场合，这个场合使引语的使用不仅出人意外而且富有创造性、新颖性。

    因此恰当、讥讽和新颖都是这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可能成了某人的话语特征，并且这些性质不应期待可从生理学方面进行解释。然而可能有多种多样的适宜的心理学解释：家庭气氛的影响；榜样和接触，它们可能导致了无意识的标准的确立；阅读、写作和其他教育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来解释这类事情。新的数学证明的发明就隶属于此，还有新的论据的发明；也许甚至还有领会一个论据的尝试。

    因此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而有众多的理由不相信，一位生理学家能够根据他对一位数学家的大脑的研究预测数学家即将发明的新证明的步骤。但是，一旦证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它的一些步骤的某种心理学解释一个步骤可能与同一位数学家的一种较早的证明相似；另一个步骤可能是对他的老师所发明的一种方法的妙用。倘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甚至可能揭示出使他在这个特定情境中想起从前的老师和可能从他那里得到的那种指点的一些原因。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是按照可以由成功的预测所检验的心理学假定做出的。因此我们也许能成功地预测，欧拉「Euler」面临有些困难的问题时能够解决它；或者，倘若莫扎特「Mozart］接受了谱写弥撒曲或者歌剧的委托他会谱写；既考虑到他的能力又考虑到他的认真的态度，他实际上会创作伟大的作品，而不仅仅是临时拼凑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更进一步，简洁陈述预测——甚至关于新的发明的预测——可能以其为根据的可检验的和经过检验的心理学假定。

    我承认，关于心理“原因”的这些考虑暴露了对“自由意志”学说的直觉的简洁陈述中的根本性困难。假定我们不仅对于我们所谈论的人的经历、愿望、忧虑和态度，而且对于他的决定会如何受到论证或者受到他的音乐或文学爱好的影响非常了解，我们几乎不会发现一个决定，一个行动，或者新的发明在我们不能令人满意地“从因果关系上解释”它的意义上是“无前因的”。因此如果“自由意志”的学说是要断言在这种意义上的“无前因的决定”，那么就可以承认霍布斯、斯宾诺莎、休谟和他们的继承人对它的批评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考虑都不能用作赞成类似“科学”决定论的事物的论据。因为“科学”决定论所断言的远不止于原因的存在。它（如我所接引的康德的话所表明的）断言，这些原因允许我们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预测一个事件。因此它包含着可估算性原则，也就是说，能够根据预测任务计算为着解决预测问题而必须知晓的“原因”即初始条件的精确程度。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原则在学习心理学或者动机心理学领域中比在行为领域或者生理学领域能够更多地得到满足。相反，似乎有一切理由猜想它在心理学领域中决不会得到满足。

    例如，康德的见解显然是基于一种误解。它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如果我们在某个领域中能够无限地增进我们对于“原因”的了解，那么我们也能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预测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精确。但这显然并不普遍正确甚至连貌似合理都不是。

    用心理学方法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预测一个人的行动的观念，的确与所有心理学思想都格格不入，以致很难实现它会蕴涵的事情。例如，它会蕴涵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预测，如果一个人预料会在楼上发现一封信，告诉他已得到晋升或者已被解雇，他会以多么快的速度上楼。这需要把各种各样的物理初始条件（楼梯的高度，鞋与楼梯间的摩擦力）、生理初始条件（此人的一般健康状况，心脏状况，肺的状况等等）例如与经济初始条件（此人的存款，其他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靠他抚养的人数）和心理初始条件（他的自信或忧虑等等）结合起来。谁也说不清可以如何估计这些事情，即使它们是已知的；必须如何评价它们；尤其是可以如何这样使用心理条件，即可以像物理力一样对待它们，必须将它们与之比较并与之结合。

    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在多年研究中（相当多的分析持续了十年多）可能会发现埋藏在他的病人的无意识中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动机等等。让我们假定这位分析家在许多情况下将能够成功地预测他的病人的行为。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无论他多么了解他的病人的动机，这位分析家将能够预测他的病人在不同的心理条件下走上楼梯将要花费的精确时间。这位分析家也许会说，如果提供给他充分的数据，他甚至能够做出这个预测。但是他将不能够说明和解释对于这个目的来说什么样的数据是充分的。因为丝毫不存在一种理论使这位分析家可以计算出对于那些数据所要求的精确程度。

    对于一个人（或者一只猫）的心理的了解会使我们能够预测他不会谋杀或者盗窃（或者这只猫不会咬人或者抓人）。但是要证实“科学”决定论，需要的远不止于这些。

    一旦我们认识到“科学”决定论——尤其是可估算性原则——的含意，我们就看到对心理的了解也必须由对生理的了解加以补充，恰如对行为的了解必须由对生理的了解加以补充一样（如在讨论来自行为的论据时我们所看到的）。这当然意味着来自心理学的论据失败了。

    无须说，来自心理学的论据自始就比来自行为的论据更脆弱。我认为，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测量动机的强度，而是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者的测量对他没有帮助，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因为对于一种诸如“动机”或者“性格”的概念的使用，如稍加思索所表明的，几乎不过是企图发现规律似的联系——或者当我们不能发现它们时甚至要发明它们——的有些笨拙的尝试。我不否认像“他的行动的动机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例如“他为什么做这件事？”这样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可能完全是有道理的；像“他做这件事是出于忌妒（或者由于雄心勃勃，或者为了报复）”这样一个回答亦然。但是所有这类回答，即使是非常深奥复杂的，都不过是进行分类的粗略尝试；或者至多也不过是构建使这个行动可以合理地理解的假定的情境图式’的尝试。它们始终是posthoc［此后］理解的尝试；甚至在我们使用可以与预测相对照来加以检验的图式的罕见的情况下情况也是如此。

    8.决定论的世界图像

    来自行为的论据和来自心理学的论据都不以经验为基础：没有什么人会宣称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做出了许多精确的预测。在我看来，它们倒是来自关于物质世界是决定论的这种先前的信念。在决定论的物质世界中，显然没有非决定论的行为的位置；因为一切行为都由物质世界中的事件构成。从另一方面说，似乎有着并非决定的意识状态的位置。但是关于存在这种意识状态的假定会令人非常不满意，甚至是没有理由的。它们不能与行为有什么因果联系。我们不能对它们有所了解，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谈论它们。因为如果我们谈论它们，未决定的事件就会对声音的物质世界产生某种因果影响；这个假定会与物质世界是决定论的学说相抵触。

    这样，对于物质世界的决定论的观点把一种行为世界的并且也是心理世界的决定论的观点强加给了我们；的确，霍布斯和他的继承者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观点是决定论的。当然，这并不证明他们所提出的来自心理学的论据（或者休谟和施利克提出的来自行为的论据）是这种信念的结果：但是它使人联想到它是这种信念的结果。

    霍布斯关于物质世界是决定论的信念先于牛顿的理论，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有趣的。因此可以很容易地把牛顿的巨大成功解释为给人非常深刻印象的对决定论学说的证实。牛顿似乎把古老的决定论的纲领变成了现实。

    这就解释了我们例如从康德那里发现的对于决定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的原因。

    关于来自行为的论据和来良心理学的论据是来自对于物质世界的决定论的观点的见解，也会解释为什么那些提出这些论据的人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考虑一下可估算性的问题。因为在霍布斯的时钟机构物质世界图像中，可估算性似乎是凭直觉就显而易见的；在牛顿的图像中亦然（至少如果我们不过分深入地探究多体问题的细节的话）。如果物质世界是决定论的，如果可估算性在物理学领域中得到满足，那么在行为或者心理学领域中就无需为可估算性担忧。

    我相信，我们的讨论表明，赞成决定论的通俗的或者常识的论据以及传统的哲学论据是无效的。但是它也表明我们可以预期最强有力的论据会从经典物理学中出现。但是在转到物理学之前，我想大致解释一下为什么应当把非决定论看作初看上去可以接受的，为什么举证的责任应落在决定论者身上的一些原因。

    9.举证的责任

    至少尝试性地接受非决定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举证的责任「the burden

    of

    proof］，这种责任落在了决定论者肩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相当有力的赞成决定论的论据是那些赞成“科学”决定论的论据；鉴于面对可估算性的问题时赞成“科学”决定论的常识论据似乎都失败的事实，似乎常识总的来说是赞成非决定论的。

    在我看来，举证的责任落在决定论者肩上有几个原因。我只提四个原因。

    首先，朴素的常识赞成这样的观点，存在钟与云，也就是说，更可预测的事件和不那样可预测的事件；预先决定性与可预测性是程度的问题。

    其次，有初看上去的理由支持这样的观点，有机体至少不像一些更简单的系统那样预先决定和可预测，高级有机体不像低级有机体那样领先决定和可预测。

    河狸（或者人）导致其物质环境的独特的、明显的变化。毫无疑问，物质环境也会反过来导致河狸（或者人）的独特的、明显的变化。但是要证实决定论的正确性，必须表明的远不止于此。假定河狸并非一直存在，决定论者就必须表明物质条件（除河狸的存在外）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产生河狸。但是尽管我们对于河狸所导致的物质条件所知甚多，然而对于可以产生河狸的物质条件我们无疑却一无所知。这里就是我们知识的不对称现象，而证明我们知识的缺陷可以得到弥补的责任落在决定论者身上；至目前为止，他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一个方案。

    第三个原因，而且是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与“自由意志”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对音乐一窍不通的物理学家或者生理学家原则上应能够通过研究莫扎特的大脑来预测他将在纸上落笔的那些位置。除此之外，甚至不等莫扎特有意识地构思，这位物理学家或者生理学家就应能预见莫扎特的行动，写出他的交响曲。相似的结果会适用于数学上的发现和其他所有我们新增加的知识。尽管像康德这样的人会无保留地确认这些结果，我却直觉地认为它们同样荒谬。无论荒谬与否，它们远远超出我们所知晓的一切；因此，举证的责任又落到决定论者身上。

    第四，非决定论断言存在至少一个并非预先决定或者可预测的事件，它显然是比“科学”决定论弱的断言，而“科学”决定论断言一切事件原则上都是可预测的。尽管我在科学范围内喜欢较强的理论而不喜欢较弱的理论，我所以如此却是因为它们更可争论，也就是说，更可批评。无论如何，提出较强理论的人接受举证的责任：他必须提出赞成他的理论的论据——主要通过展示它的解释能力。但是决定论，甚至我把它称之为“科学”的变体，却不属于科学，不具有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