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后来从1958年至1963年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在1960年到1962年与我密切合作致力于此书。1978年，他诚恳地同意担任《后记》的编辑。我感谢他的帮助，感谢他担当这项艰巨的工作。我对他的感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还要感谢其他几个人，他们这些年和我一起致力于《后记》，尤其是艾伦.

    E.马斯格雷夫「Alan E．Musgrave］，戴维.米勒「David

    Milled，阿恩.F.彼得森「Arne

    F．Peterse］，汤姆.塞特尔「Tom Settle」和杰里米.舍莫「Jeremy

    Shearmur］。其中应当特别提到戴维.米勒和阿恩.彼得森，因为在1970年以前的各个不同时期他们都做了大量工作。

    伦敦学院在这几年都一直在帮助我，并为我指派一名研究助手。自从我于1969年退休后的13年来，它借助于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的一笔补助金继续帮助我，我要向纳菲尔德基金会表示感谢。主要做出这一安排的人是我的朋友和继任人约翰.沃特金斯教授；学院院长，已故的沃尔特.亚当斯爵士［Sir

    Walter Adams」；和现任院长，拉尔夫.达伦多夫教授「Professor

    Ralf Dahrendorf］，我深深感激他们的热忱的友谊以及对我的工作的浓厚兴趣。

    倘若《后记》于1950年代出版，我本会把它题献给伯特兰.罗素：巴特利教授告诉我一封大意为此的信件现存于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罗素档案馆「Russell Archives」。

    我最后可以提一下，在我看来这部《后记》（连同《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译本）在1954年时几乎已准备就绪。正是在那时我选择了它的最初的题目，“后记：二十年后”，暗指1934年《探究的逻辑》的出版。

    1982年于白金汉郡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