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价值与标准，但是，尽管社会科学比较强大，在大学的位置已不可动摇，但它仍没有获得公认的完全的支持，至少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不受赞同，有时遭到来自大学的二股势力的攻击。一方面，有些自然科学家不承认社会科学的现实可能性，如他们反对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包括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科学系的学者把社会科学看作是一种道德训戒，因而对美国社会精心培育的价值是一种威胁。后面我们还要论及社会料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任何关于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前景的严肃的讨论总要涉及的问题。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纯”研究）的最广阔的领域或许在于政府的各种活动之中。政府经常而持久地雇佣社会科学家是一个相对来说新生的事物，但是政府一段时间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社会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为了发现某些特定的立法建议所必须依据的社会条件，比如，国会主持了一系列关于广泛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写成了报告。仅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经国会授权主持这类著名调查研究的单位就有：工业委员会（1907），国家金融委员会（1908），工业关系委员会（1917），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1921）。而这类社会研究的范围是：工业委员会于1898年就搜集了大批的社会资料，集中于十九个报告中；移民委员会发表了四十二份报告；国家金融委员会发表了二十三份报告，这些报告曾导致了联邦储备系统（the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建立。当然，除了这些比较全面的报告外，国会的各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有限范围内的专门的社会调查与研究。

    除了政府的由国会主持的研究活动外，行政部门的各类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如三十年代初胡佛总统委员会对最近社会趋势的预测研究；国家资源规划署的精彩研究，我们曾多次引用过；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对经济活动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安托尼将军的三卷本，专利调查报告；以及最近，胡佛总统委员会对政府行政组织问题的研究及建议。在所有这些政府调查研究活动中，社会科学研究一直显示其并不小的重要性。

    然而，政府对社会科学家的使用，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渡过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随着开始于那个时期的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增加，大量来自经济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被政府终身雇佣，这些首批雇员（其中有些人在那以后离开政府机构去大学搞研究）形成了一个连续扩展的政府社会科学家大军，与政府自然科学家的情形一样，政府社会科学家在二次大战期间急剧增加。作为一个对“应用”社会科学家在政府中目前及其将来可能的用处的例证，我们在此较详细地考察一下他们在战时所做的工作。

    在战时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中，经济学家占了最大部分，他们研究诸如价格控制与粮食给养、税收与战时财政、战时生产、和人力计划等问题，他们还在军队智囊团、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和国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工作。人类学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关于正在进行（或将要爆发）对外作战的地区的第一手知识的人类学家，在这些智囊团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然后，由人类学家进行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战争情报局（O

    W．I．）的外国道德分析部（the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研究日本社会的道德风貌，以便揭示影响民众团体和战斗单位（fighting

    units）的土气的方式。至于政治科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预算局行政管理处（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Management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所雇佣，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使旧机构提高效率。心理学家则在陆军、空军服役，他们进行人事分类测验，训练与选拔空军飞行员，尤其在陆军、空军，主要雇佣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帮助土兵维持恰当的心理状况，以激发高昂的战斗士气，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大部分在陆军信息与教育处（the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of the Army）的研究部门里工作，这些学者从广泛的社会状况去研究士兵的态度与士气：装备使用情况、官兵关系、黑人-白人关系、点名的退伍制度（the

    point system for discharge）、以及战时表现。上面举例说明了社会科学家战时为政府做的一些工作，这并非是他们所实际完成的工作的详尽无遗的例举，但至少标志着社会科学之应用的开始，尽管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工具不太发达。

    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研究方法的另一主要应用领域是工业和商业。在这一领域，要想获得有关社会科学的应用情况的信息，比得到自然科学的类似信息困难得多，至少国家资源规划署在完成《商业研究》（是三卷本的《美国科学研究》的第三卷）这份报告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写作前二卷分别关于工业与政府中的科学研究的报告时，研究人员能获得相当多的一般性资料，以及研究工作进行情况、科学资源情况的详尽的统计图表。而在完成“商业研究”时，最多只能研究三十三个匿名的商业公司的实践，这些公司也是尽可能地从资历较深的不同领域的商业公司中挑选出来的，它们分别是五个工业物品制造厂家、十三个消费品公司、三个零售商号、四个公用事业公司和八个服务性组织。

    在这项关于社会科学之应用的研究中，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最重要的或许是下列事实，所进行的大量社会研究既非被商人普遍接受也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因为他们只把“研究”这个词与物理或化学实验室联系在一起，许多商人并不认为社会资料的收集是一项研究，因而商业中的社会研究通常被叫作“商业分析”或有时叫“经济分析”。然而，最近几年来，由于实际需求而对这种自觉的社会研究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工业方面，社会研究也以非公认的方式进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报告说，“大部分现存的商业研究单位，于1920年后建立，最初是由一位经济学家与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员联合创办的”。至今，在商业与工业界的社会科学家中，人数最多的仍是经济学家，其次恐怕就是做人事工作的应用心理学家。商业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人事、科学管理、运筹分析、行政组织、工业关系、市场与社会统计分析和政府关系，当然这些课题之间许多是有相互联系的。目前在商业中进行的社会研究的质量，在支持研究的各公司之间有巨大差异，因为几乎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几乎各搞各的东西；但是其中的一些杰出研究的确相当不错，它所形成的方法和所收集的资料对于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有用的。与此相关，国家资源规划署在报告中说道，“在商业事务的卷宗中，留有宝贵的资料、精巧的方法和结论的实际应用，所有这些，作为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知识的贡献，将会受到专业知识界的热诚欢迎”。然而这些材料没有利用起来，或则因为认识不到其重要性，或则因为害怕竞争者。除了这些由单个商业公司进行的社会研究之外，商业贸易协会、商业咨询与研究组织和与商业有关的政府机构和大学，也进行大量的商业社会研究，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在应用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与自然科学一样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情形。

    商业内部的对立面，即工会，也进行一些社会研究。但从总体上说，工会领导人并不比企业家或经理更能接受社会科学在商业的应用，近年来由于“工会与政府的联系增多；需要经常与各种公立的或私人机构进行书面往来联系；迫切希望对产生于磋商过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评价；以及为了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价值的承认，必须仔细全面地把工会的情况介绍给公众”，而鼓励工会在商业中使用应用社会科学。不幸的是，这种由劳动工会使用社会科学家来“证明某一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下列倾向，即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真正客观。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工会所特有，应用社会科学家的作用问题在所有组织——政府、商业、或工会，它们希望雇佣社会研究者以形成社会政策，或管理执行既定的社会规划——都带来一些特殊困难，这些特殊困难正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针对这些特殊困难，目前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已经作了一些仔细的有价值的分析。

    这些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家在充当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的顾问时，通常不能为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提供很可靠的知识，因此，默顿认为，“针对社会科学家充当顾问，存在着不信任与充满期望的矛盾心理状态”；而且，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可能甚至非常可能会“曲解”社会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正是为了解决他们的一些当务之急）；因而进一步导致公众不愿支持据推测是由社会科学研究所牢固支持的政策。由于社会科学的相对不确定性，只能随着基础社会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地减少，因而我们所指的特殊困难暂时只能尽量减少，而不能根除。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困难在重要性方面也可以降低，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方面应小心谨慎地陈述自身工作的局限性，并且努力采取一些控制这类工作的措施。比如，人们日益期待着社会科学家应该使其专业团体对一些行动与“道德”行为之最低标准的形成与维持负责。专门进行公共舆论的测量与解释的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最近在职业性自我控制（professional

    self－control）方面作出了努力，另外一个例子是，临床心理学家也感到最近更关心职业学科及其自我控制（professionl

    discipline and self control）问题。随着社会科学变得更强大有力，因而社会科学的应用“影响公众兴趣”，于是必须为这种应用建立并维持某些准则。由于这些准则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裁决，因而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公共控制（Public

    control），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公共当局与专业社会科学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当然，这就是医学职业维持其技术才能与道德完整性准则的方法。

    除了那些产生自社会科学之不确定性的特殊困难外，在把社会科学研究整合到社会决定（social

    decision）中的方式中，仍存在其他一些困难。如，社会科学家经常蒙受他对自己在所雇佣的组织中的作用模糊不清之苦，这一模糊不清有时候是由社会科学家自己引起的，但有时候却是由行政上级造成的。把自己想象成不仅仅是个技术员、并且希望影响那最终需要选择而不仅仅是“执行”的政策的科学家，像一个述语（the

    cant phra－se）所说，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与不愿别人越俎代庖的行政官员的冲突之中。因而，应用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社会科学家必须找到自身价值及其作用、还有他们的“食客”（client）的准确本质。如理解这些社会科学家就能把自身与其管理食客（a－dministrator－client）和管理上司（administrator－superior）之间的潜在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根除的话）；他就能（比如）消除那有时完全归咎于他自身与其他人之间交流上的失败的各种困难；他也就更能确信哪一类信息是其管理者真正想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安排需要较长时间的“基础”研究，还是只需迅速呈送现存的已有的资料；更好地认识到自己在组织中的作用，社会科学家就能理解并顺应那些由其上司或决策事件施加于管理者的时间局限性和其它各种局限性；总之，当它以一般工作人员身分服务于某一组织时，社会科学家就能了解他在组织中的角色与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不理解或不接受其角色，社会科学家必然为自己和服务对象设置困难，如果他的价值使得他在组织中的作用不能令他满意，那么他必须抛弃这一角色，而去组织的其他地方或组织外去寻求另一角色，在这一新角色中他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于是，那些希望影响他在其中工作的组织的政策的社会科学家，通过在别的地方（比如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会发现能较容易地间接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因为这些在别的地方进行的研究工作是那些他在其中工作的组织的决策者必须考虑的，当然，他在别的地方进行的研究仍然可能不被那些他想使之进入某一行动链条的人所承认或利用。与那些想影响组织政策的情形相反，那些只想提供技术性工具的社会科学家，应该避开需要作决定或者为作出的决策负责的组织角色。当然，技术性信息与决策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程度的互动，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在作出决定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社会科学家必须在各种角色中间作出决择。

    现在我们转向考虑社会科学的发明与发现过程。我们在第九章所论述的有关自然科学的发明与发现的大多数结论，对于社会科学同样有效，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有的。比如在社会科学方面，由于目前概念框架的相对不发达，在科学进步过程中，先前知识（antecedent

    knowledge）的所起的影响不如自然科学的情形大，外部社会因素却似乎更有影响力，事实上，这是通常对社会科学的指责之一，即社会科学的发展比起其它已经确立的知识来，过分地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部分地受科学之外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兴趣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会使科学减少“科学性’，只要所发现的东西是建立在良好的概念框架之上的在经验上可检验的知识。社会科学应该也是如此，不论其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目的的支配，只要社会科学产品是在经验上可检验的、理论上有基础的，那么我们就有了真正的科学。与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部分地是由于“实际”的社会利益的需求而产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自医学上精神治疗的需要；某些人类学分支由于殖民统治的需求而产生；有些社会学理论完成于社会改革运动之时；而有些政治科学则由于实际的政治需要而产生。除了其起源有共性外，它们都具有科学确实性。这并不是说社会因素不会干涉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只是说，如果只是因为社会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影响，就认为社会科学一定是“非科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发现，一个总是与科学有相互作用的社会因素，这就是社会价值。像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在社会科学中，这二部分（社会科学与社会价值）也通常被当作似乎处于基本的对立位置来看待，或者说，一方是与价值相分离的社会科学，另一方是社会价值。但是，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在科学与社会价值的相互作用中不会发生那么多的冲突，以及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可能的冲突。亚历山大·莱顿教授，精神病学家兼人类学家，曾负责主持了二次大战期间一项对日本的道德进行的社会研究，他说，“社会科学不会‘威胁基本的人类价值’；社会科学仅仅是通过推翻构成某些社会价值与社会教条的基础的假设后威胁这些价值与教条的许多社会力量中的一种。许多价值得到了加强”。

    在美国，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我们给予所有科学与理性之活动的普遍的道德上的支持，这是加强社会科学与其它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源泉。但是这种普遍的道德支持，并没有像给予自然科学那样，给予社会科学以巨大的推动力，因而社会科学仍广遭攻击。一旦社会科学依据理性去研究其他社会价值，并且因而似乎在削弱社会价值的基础，那么由于这些价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神圣的”，因而不会容忍那“渎神的”理性审查，那么社会科学就面临受限制的危险，甚至冒不问青红皂白被拒斥之险。具体地说，国会议员不愿意让“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去窥视那“神圣的”私人家庭生活，因而投票反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

    对社会科学的反对、对其傲慢的担忧，并不限于政治家和那些在街上的大众。有好大一批艺术与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感到，社会科学尤其败坏了他们所持有的价值，他们觉得，社会科学使人类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和美学的方面的现实性与重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认之；他们觉得，社会科学想用那对价值实施**解剖的致命的分析（analysis）去代替对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欣赏（apprexiation）。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由于恐惧在他们看来的社会科学对他的所持价值的毁灭性打击，而被逼到了对理性原则本身的反攻击方面去，并且进一步否认任何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把握的可能性。这最后一道防线，无论多么极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是以其忽视甚至否认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为特征的。社会科学由于其十九世纪的大量社会理论而有其深刻的实证倾向根源，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对人类行为的误解的、有相当局限性的理解所造成的影响。现在仍有一些实证社会科学家，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整个道德-美学-情感领域，并且试图完全从人类对于世界的理性侧面去理解人类行为。并非所有人类生活中的非理性的东西都是无知、谬误、不合理的；并非所有非经验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

    很清楚，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冲突。与所有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人文科学则主要关心综合与欣赏。在人类调整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二者都发挥各自必需的作用，作为生活手段，任一方都不能完全替代另一方。因此，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科学的学者，都应抛弃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反唇相讥和冲突，携手合作，确定各自然而又彼此互补的利益与活动范围。双方各自部分地按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发展；同时也能彼此获益——社会科学可以提出对于人类行为的系统的、实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学则可以提供有时能预见社会科学的未来进程的真知灼见。

    至于社会科学家对此采取防御策略（这方面比其他学者明显），如果他们还不明白社会科学必然经历来自其它社会活动与社会价值的阻碍甚至攻击，那么这些就是糟糕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也发生于自然科学中。对社会科学的阻碍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而且这一问题通常直接地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后果，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社会科学目前智力相对滞钝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社会科学家的活动得不到支持，那是因为他们过多地怀疑各种社会价值。另外，如果社会科学家注意不到社会科学是多么地与我们最深刻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那么这些也是差劲的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没有价值，它建立在基本的道德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科学只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训诫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只是为了确立“批判理性”的道德价值而这样做。因此，社会科学不能是相对主义；社会科学是绝对的，或者说，当它采取道德价值的立场时，它是与所获得的价值一样是绝对的。甚至在某些社会科学家中间肯定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他们与价值无关，每一个人类社会图案与每一种人类社会活动，无论是其他社会的还是美国的，都一样完满。但是这一错误观念只存在于那些不承认科学（社会的与自然的）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之间有根本性的内部联系的社会科学家之中。尽管社会科学创造了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并且可能继续引起一些新的不安——虽然这些由社会科学本身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利因素可能事实上比社会的无知与无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少——我们仍然必须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态度，也是实现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根本条件。

    我们已提过多次，科学使预测与控制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社会科学，那么就有更大的社会控制的可能性。我们能有多大的社会控制？我们希望多大？我们的价值能允许多大？支持社会科学的人与反对社会科学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对此持什么观点，这一科学使之可能的控制问题涉及二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社会现象的部分理解与部分控制是否有价值，任何对社会整体的非完全控制对我们是否有利；其次，很多担心有此部分控制的人将实际上把我们引向完全控制，因而社会科学将把我们从金光大道引向蜂窝状社会（beehi-ve

    society）的毁灭。这两方面问题相互联系，不过下面我们将分别考虑。

    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价值不大，因为它绝不可能对社会行为实施完全控制。这一观点基于下列假设，即社会行为中未被控制的部分必然会使我们确实对之有所理解与控制的领域陷入混乱。然后这一假设对于自然科学，对于所研究与控制的物理与生物现象均不成立。所有科学都寻求发现存在于经验世界的整体之各个特定部分之间的确定的关系，自然科学至今并且永远不会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物理与生物世界实施完全的控制，但是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少。设想知识必须完全有效，是对理性知识之本质的一种误解，人类知识，无论只由理性“常识”构成，还是只由理性科学构成，肯定只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几种力量中的一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同样的理解，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社会科学可能实现完全的社会控制。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讽刺家，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过分轻信了理性知识的力量，因而认为极权社会已被完全控制，或至少以前从未这样被控制过。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我们的价值、知识、社会组织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物理与生物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人类社会的本质，由于不断变动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与人类的理性知识相互作用并且部分地决定这些知识的利用），人类蜂窝状结构（a

    human  beehive）是不可能的。当然令人不幸的是，的确有一些部分控制的类型是我们所憎恨的，它超出我们的喜欢程度，而使我们形成非常接近于蜂窝状结构的社会，如纳粹德国与**苏联的令人可恶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是部分控制正好能使与我们的价值相一致的社会状况成为可能，社会科学使更“自由”与更可恨的“控制”同样成为可能。知识具有施行善或恶的力量，但我们不能由于它能行恶而抛弃这种力量。现在，我们正陷于与自然科学造成的后果一样的两难境地，对于社会科学带给我们的部分控制，我们也选择了我们应该选择的对付方法。我们可以消除对社会科学专家提出的蜂窝状社会的惧怕心理，之后，就可以集中精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科学就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略微紧凑一些的社会。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相对富有；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相对自由。

    怀特海曾经指出，直到十七世纪，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的观念才在西方人中间广泛流行，并迎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我们要问：二十世纪是否可能标志着类似观念——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出现？如果是，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人类生活的重要进展时期。如果这一观念在社会中广泛传播，部分通过逐渐地显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那么，这对于社会科学以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在将来，我们完全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相应的社会转变过程，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更偶然、更不确定、更随机、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与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