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们一直在讨论所谓“自然料学”的社会方面，主要是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社会方面，而只是偶而地稍微注意了一下所谓的“社会科学”，现在我们就直接研究这后一类科学的有关方面。对于那些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本质区别的人来说，研究自然科学后转而研究社会科学是很“自然的”，然而非常明显，我们对此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基于下列假设：社会科学不仅可能，甚至从本质上讲，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我们一直所研究的有关科学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经验事实，与其它种类的经验现象一样，能经受科学的研究，无论科学所应用的对象是哪一类经验材料，科学是一个统一体，因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

    以上所述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下列方面同样有效：它们的理性方法、支持价值（supporting

    values）、社会组织方式、后果及其社会控制。但是，虽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但它们在现代社会却明显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承认境况。这种不是基本性质上的不同、而是发展状况的差异性，正好说明我们必须区别对待社会科学。由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对社会科学同样成立，因而在这一章我们要简略地谈谈社会科学的社会方面（social

    aspects of social science），并集中关心目前社会科学的不发达状态所带来的一些特殊问题。

    针对自然科学，我们曾明确指出它应该包括哪些活动，哪些已经包括了，对于社会科学就不必作这种清楚的划分了。科学作为整体，边界是模糊的，它溶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这一切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因而我们就用社会科学这个词来粗略地代表一组学术学科——及其实际应用，它们是经济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大量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实际上与上述五门学科沿着同一方向发展，因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都研究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研究存在于以相互归属的意义（mutu－ally

    attributed meanings）为基础而不是仅仅作为自然物的人类之间的那些关系。我们并不企求使这一极其简短的定义成为一个完全的、令人满意的定义，而只是想为划分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有关的经验事实的类，提供一个必要的一级近似的定义。

    我们在第一章已知道，唯一完全令人满意的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对其概念框架中的实质性理论作完全的陈述。我们目前没有必要为社会科学下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再次指出，上述所指五门学术学科并没有穷尽那些声称其主要任务是要形成一门科学的各种活动：即企图构造更抽象、更普遍和更系统的概念框架。比如，法理学的有些部分、历史学家做的大量工作、像精神病学之类的应用性职业——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目的作出贡献。但是我们将主要集中于这五门选定的学科，因为它们的主要努力和期望在于发展概念框架，并因而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五门学科——经济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社会科学（由于较不发达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方面的充分机会。我们认为，有关这五门课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亦致力于与这里所指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目标一样的其他学术学科的日常活动。

    在继续讨论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之前，先谈一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粗略地划分成这二类，并非像通常所假定的那样，这二类完全割裂。的确，这两类科学的概念框架是不同的，因为二者感兴趣的经验现象的特征就不同，当然，自然科学内部也存在概念框架不同的情况——如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之间——但在实践中，在实际研究专门的、具体的行为问题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彼此重叠，正像在研究生物化学时，生物学与化学彼此重叠并相互合作一样，因为有一些具体现象重叠，需要合作才能解决，因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相互重叠，二者必须合作才能解决一些专门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几例合作的情形，如现在日益兴起的身心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研究，这个名词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可分离性。身心医学的基本前提是，人类行为的有意义方面存在于与其物理的和生物的方面之直接相互作用之中。焦急和其它心理状况的效应通过一系列的生理症状如消化性溃疡、关节炎和敏感性的变态反应症等显示出来。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支持科学的科学家和外行应该考虑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科学（sciences）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整体。

    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一问题。在一些实际社会问题中，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得出的结果，似乎比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容易分开，但是，即使在此情况下，双方的合作也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对于实际的成功可能是必需的。在工业与管理工程的应用科学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在已公认为与机械工程本身同样必需。“工业理性化”运动开始于工程师F·W·泰勒、甘特（Gantt）和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Gi-lbreth），——他们事实上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像社会科学家——但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出身是社会科学家的领导人物，如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和罗特利斯伯格（F.J．Roethlisber－ger）。梅奥、罗特利斯伯格与其他人一起在西部电气公司霍桑工厂（the

    Hawthorne Plant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搞了一项著名研究，此研究始于灯光线路工程师企图找出光照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因素”是工业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终于发现它必须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事实上二次大战亦显示了这一事实。如，一位战时与自然科学家密切合作设计空中传播工具的心理学家说，“如果没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的合作，空降武器的效率之实验研究就不可能成功”。现在举最后一个例子，最近越来越清楚，人口学（或这个领域常称的人口问题）中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研究，都发现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一样不可缺少，出生率和死亡率涉及到社会因素与生物因素的紧密相互作用。

    现在回到那个基本问题上来，即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发展成几乎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对于外行或是见多识广的专家，现在都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在力度和自主性（Power

    and autonomy）程度方面比自然科学要低得多。见多识广的专家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社会科学缺乏高度发达的、受经验检验的概念框架；外行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社会科学缺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曾给予深刻印象的自然科学那样的广泛的实际应用。虽然每个人都确信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然而一些专家和外行在其观点上走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觉得社会科学不仅是暂时薄弱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另一些坚信人类行为本质上是无规则的、反复无常的和不确定的，因而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妄想，它只是愚蠢的浪费时间的一种追求。

    如果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社会现象是确定的，因而高度发达的社会科学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证实这一点呢？让我们先证明第一点，采用我们在第一章更直接地谈论自然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根源时的方法。不仅社会现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一样是经验事实（empirical

    matters），而且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大量关于经验社会现象（empirical

    social phenomena）的理性知识。的确，我们可以像对待自然科学的情形那样强调下列论点，如果没有大量的关于经验社会现象的理性知识及其相应的社会技术，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所有社会中，至少有不发达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举一个最粗略和一般的例子，在任何社会，人们都知道如何培养年轻一代使他们担当基本的社会义务；知道如何安排日常事务和对付应急事件；知道如何实施统治；总之，他们知道如何至少尚可地使社会事务有秩序、可预见和稳定。当然，他们还没有高度抽象的、普遍的或系统化的这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高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但是，不能因为现在没有高等的社会科学，就意味着原则上他们就不可能有，相反，就他们总是可能沿着科学的方法获得通常的理性知识并不断使之完善这一点来说，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可能的，因为它现在至少已处于一个相对较不发达的阶段。

    然而，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可能的这一陈述只是最低限度的主张。假定社会科学在现时代比自然科学在智识上迟钝得多，但或许这并不是我们要作的唯一比较，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在其它任何地方相比，与其它任何“文明”社会相比，甚至与“原始”社会相比，那么我们将对社会科学的真实可能性采取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从这种社会观出发，就容易明白，社会科学在我们美国社会比其它任何地方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时常看一看现在的社会科学是怎么来的，比其它社会强多少，则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很可能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反之，如果我们只集中在离赶上自然科学还差多远这个问题上，恐怕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我们也最好记住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即最近一百年来生物科学及其主要的直接得益者——医学科学，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

    当然，这种对发展一种成熟的社会科学 （a

    mature socialscience）持大有希望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自然科学大大超越了社会科学，然而它却建议，由于在我们的社会这二类科学比在其它社会发展得快，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显示了某些特征，它支持各种科学的发展——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这种“某些特征”就是一套社会价值和社会环境，它十分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见第三章），并且我们认为，它有利于所有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即使如此，我们仍对社会科学为什么落后于自然科学不太明白，而且事实上一点不比我们至今对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更迅速地成熟、或生物科学为什么不比物理科学发达这些问题更明白。我们的社会科学至少不足以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二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我们在第二章曾经粗糙地解释过为什么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大量不同的社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简称之为“科学”的社会活动、社会价值与理论的复合体的出现。任何试图对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足作出的解释，都必须超越一些简单化的公式（如社会科学就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到社会科学与其它一些社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之中。着手这项任务的有效方法可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现状与前景。

    社会科学家日益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科学任务的本质，这是一种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之成功发展的好征兆之一，他们的自我意识中所希望的成分越来越多的是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创造一套高度明确的理论，用来解释经验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家日益认识到，抽象的、系统化的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日益抛弃那仅仅是逻辑的、经院式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猜测，去寻求工具，利用这些工具能够在可靠的社会资料中经验地检验他们的理论；能够自觉地把理论应用于经验研究的情况，则肯定地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相当参差不齐。但是，我们所指的五门学科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去构造哪怕是有限的概念框架，并且都在寻求检验这些构造之正确性的新工具。其中一些新工具，如直接谈话法（interviewing）、问题调查法（questionnaire）和抽样技术（Polling

    techniques），这些工具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大有应用前途。事实上，现在甚至提供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构成基础的一般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关于社会行动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的明确目的是为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提供最抽象、普遍和系统化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的结果如何，只能通过长期的把这一框架置于进一步的经验确认之科学检验之下才能加以判断。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讲，它可以用作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发生的理论掺杂（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的模型，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将为不可避免的概念框架的进一步进展提供一个焦点，而这一概念框架的进展迟早将成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第一章讨论科学的本质时提到，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相比，“常识”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指出了自然科学影响和改变“常识”认为是正确的内容的方式。或许正是由于“常识”涉及的是社会现象，才使它显示明显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不一致和情感表达，而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精确且真实的陈述。如果谁想弄明白“常识”有多真，那他所要考虑的就是许多被公认为“人类本性”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正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缺陷，而社会科学至今的确还不能近乎自然科学那样去影响“常识”。尽管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比较老练成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近年来已渗入我们全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之中。也许随着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随着社会科学对“常识”公认的影响的增强，有一种至少还未形成的观点将会进入“常识”之中，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比“常识”优越。无论社会科学在实际社会行为中的真正应用是多么少，仍然必须反对“常识”的信念，认为在社会事务中，每个人都是本行的最好的专家。实际上，许多关于社会行为的“常识”是过时的社会理论，如现今社会大量充斥着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整套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证明是不充分的。由于要抵消许多“常识”的信念和观念所形成的惰性，社会科学的观念进展步履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的繁荣的。“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见第三章），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价值和职业系统的结构——这里只择其我们曾讨论过的二种社会条件——都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职业系统，它不仅使一群专业社会科学家可以致力于社会研究，而且反过来需要大量的社会技术以使研究工作能有效地进行，这是社会科学进展的重要刺激力量。我们曾经指出，“工业理性化”运动有赖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有赖于机器技术的改善。我们的确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在讨论科学的社会后果时我们看到，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的程度上，美国社会是绝无仅有的，这一过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这是一项其它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那样经历过的社会工程。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

    社会科学的社会组织，总的来讲也与自然科学的情形类似。社会科学家也在大学、学院、工业和政府机构进行研究活动，虽然在工业界，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少。职业社会科学象（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tists）只是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与自然科学一样，在社会科学工作成为专业职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只是“业余爱好者”的课题。下列数字（摘自：《国家科学人员名册》［National

    Roster of Scientific Personnel］）大致显示了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

    人类学

    683

    经济学

    7，349

    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

    2，742

    心理学

    6， 985

    社会学

    2，729

    控制着社会科学家的行为的文化价值，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说的对自然科学家很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样；与较大的“自由”教会的价值有同样的重叠，也与比如我们称之为科学财产的“公有性”价值有同样的分歧。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恐怕不太能认识到自然科学家的某些价值，比方说情感中性价值；即使认识到，这种价值在他们之间也不会很强烈，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技术不够强大，以致于不可能像比较发达的自然科学那样构筑起防卫外界侵扰之墙。自然科学那高度发达的概念框架的一个较重要的功能是，使科学研究以一定结构方式进行，按照这种结构方式，能消除错误和纠正对科学规范的偏离。

    在对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的公众评价上，情况有点比自然科学家的情形更加模棱两可。从诺斯和哈特关于公众对职业声望的评价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家所列等级是高的，他们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处于职业声望等级的较高的群体。但是，这种明显的同自然科学家的平等关系，这种在民意测验中表现的普遍尊重，似乎并不存在于美国公众的所有部分。在诺斯和哈特的民意测验中，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等级之所以高，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以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社会科学家职业地位类似于一般的“教授”或“科学家”的令人钦羡的地位。在美国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群体所表达的对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涵盖了广泛范围的赞成与反对。因为这些群体可以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略微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某些这样的群体，对于我们将是有益的。

    首先，在自然科学、教育以及把社会科学的地位安排得比较低的公共事务中，存在着一群有影响、有声望的人。例如，1946年就把社会科学包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议举行了国会听证会（Congressional

    hearings）至少从这次听证会上的言行一定可以推论出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人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在那天表达出来了，社会科学也就没有被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里。这一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的观点，社会学家乔治·A·伦德伯格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了如下总结：“（1）人类及其行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像基础的，‘纯’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它；因而，社会科学属于非描述范畴（a

    non－descr－ipt category），它主要包括改良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说。（2）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其它科学而广泛变化，于是企图在同一组织中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是不明智的，因为（a）担心丧失其它科学的名誉；（b）能胜任指导其它科学的研究的人，不能裁决什么才构成正确的或人们希望的社会研究。（3）社会研究尤其面临陷入成为压力群体之牺牲品的危险，或面临被政府本身收买的危险。最后，（4）我们毕竟能通过过去与现代的圣哲们的历史性声明而获得社会问题的答案；然而要传播这些箴言并唤起社会对此的道德支持，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我们已经研究了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如认为“常识”要比科学好，稍后我们将考虑其它反对意见，现在先专门就这些意见作一说明。

    这些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在较少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中也有一些市场和影响力。虽然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人想些什么的直接证据，但可以通过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布朗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听证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去推断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布朗在他那措辞有力而富有色彩的建议中指出，他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比起学术群体来更像一般公众的态度，他说，“除我之外，我想所有其他的人都自认为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确信我不是，但我想所有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赋予的特殊权利，去决定其他人应该干什么。一般的美国人都不希望专家围绕着他们，窥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并替他们决定应该怎样生活。如果下列印象在国会流行，即要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立法，以便成立某种组织，以保证许多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侵入人们的个人事务和私生活，并调查询问是否爱他们的妻子或者不爱之类的问题，那么我敢说你们不会想让你们的立法通过”。以后我们还将谈及国会议员布朗提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似乎向已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惯例提出挑战的问题。

    虽然一些很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持否定态度，但仍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并非如此。据《幸福》杂志的抽样调查，有证据表明，希望政府既支持自然科学也支持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事实上占多数，在回答“你认为社会科学是否应享受联邦研究基金？”这一问题时，百分之八十一的大学自然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三政府自然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六工业自然科学家回答说“是”。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最近表示了支持的看法，由于他不仅在自然科学家方面而且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因而更具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康南特只是最近才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转而支持社会科学。他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通过应用这一方法，有才能的社会研究学者能为那些在与一系列人类关系问题作斗争的实际工作者提供基本的信息帮助，这是我的一个信念”。最后，看看J·赫胥黎，一位自然科学家，关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与前景所表达的最乐观的看法，他说，“我们不必为社会科学的未来担忧，它会从目前的幼稚期经历类似的阶段走向成熟。到那时，从事社会科学这一职业的人，无论是纯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将同现在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一样多；它将解决其关于新方法的主要问题，它所获得的成果将改变整个智力环境。正像中世纪的庸医（barber－surgeon，兼外科医生与牙医的理发匠）已让位于今日在科学上训练有素的医学人士，今天那些基本上是业余的政治家与管理者（amateur

    politician and administrator）必将由新型的受过专业化科学训练的职业人士来替代。生活将会逆社会科学背景而继续下去。”

    这些不同的态度，显示了社会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既不是截然分明，又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广泛支持。目前仍有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把社会科学的声望位置看得较低，并反对扩大社会科学的范围。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不仅在现实可能性而且在现实必要性方面，正日益获得承认。

    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划分为二类。一类对“纯”科学比较感兴趣；另一类主要致力于由第一类人发展起来的概念框架的实际应用。这二类科学家之间有很大重叠交叉之处，比两类自然科学家之间的重叠交叉更普遍，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当人们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理论、什么是观点时，集中注意力于发展理论是比较困难的。然而，正像自然科学所必然显示的那样，“纯”社会科学与“应用”社会科学之间的重叠交叉和相互渗透，必定彼此获益。比如，在态度研究（attitude

    research）领域中，“纯”社会心理学与把这一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舆论抽样调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益的联系。

    “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在大学，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学术部门。对现代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小的有利条件，因为已经确立于大学之中，就不必再为进入大学而努力。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大学是文化遗产的主要受托人和革新者（trustee

    and innovator），大学的支持与控制将是社会科学成功进展的重要保证。通过与大学联姻，就要求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渴望并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