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要地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它在人类理性之中的来源，它在概括与系统化水平上的差异性，它与常识的联系——之后，现在我们要通过追溯科学进化的历史过程来对科学的本质做出某些进一步的发见。当然，这里的讨论只能是一种梗概。科学的历史比我们所想像的要更加悠久和更加丰富得多，而对于我们来说，科学史成为现代的学问只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虽然有许多许多工作依然有待我们去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东西，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类科学之传统是怎样的古老和精深可以有一些认识了。

    我们对科学之历史发展的考虑将强调六个重要的主题，尽管所有这些讨论必定十分简要，但这六个方面的讨论对于理解科学的社会方面却是基本的。所有这些主题或一致性，在以前对科学本质的分析中都是或明或暗的，而在这里将为之寻找历史的例证。这六个主题是彼此独立的，尽管我们将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主题都是互相关联的：

    1．人类理性的普遍性。

    2．科学演化的连续性。

    3．科学在整个历史上活动与成就水平的变化性。

    4．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5．被视为社会要素之一的科学的相对自主性。

    6．科学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影响的相互性。

    在进行历史的讨论之前，对这六个主题每一个都做一些一般的说明，将有助于澄清它们的含意和内部关系。

    对于我们的第一个主题，人类理性的普遍性，除了小结一下我们已经讲过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话之外，需要再说的也许是最少的。对于所有想在人类对经验理性的一般态度中寻找科学之来源的人，它是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将自然地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科学出现在史前的和古老的社会之中，出现在世界所有部分的所谓“原始的”或无文字的群体之中，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世界之中。

    第二个主题，即科学进化的连续性，它存在于近代世界之中。部分是因为直到最近才可避免的历史的无知，部分是因为对于更早期的和其他的社会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偏见，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经验的理性和科学都独一无二地是近代的。但是，这些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历史上一直没有过彻底的间断。不仅是某种形式的科学已经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之中，而且几种形式的科学已经各自在历史的前提上得到了建立。至少在近三、四千年，甚至超出这个范围，科学进化的记录十分连续地扩展而没有不可逾越的断裂。现在，记录的扩展有时很缓慢，有时又稍微快一些，通过其持续不断的和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追溯科学的源流。这里（无论何处），通过非常详细地考察历史的记录，可以增进我们的理解。我们所有关于历史记录的过于琐碎的知识，过多地组织在关于科学之宏观历史“时期”的描绘之中：古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近代科学；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时期是怎样相联并彼此融合的。我们常常看不到古代近东的科学怎样是古希腊科学的部分基础；看不到古希腊的遗产是怎样由古希腊式的亚历山大人（the

    Hellenistic  Alexandrians）传送到阿拉伯地区，并因此转送到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也通过教会直接接受了古代科学；最后，我们也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和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科学的再发现是怎样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本的贡献。我们也没有看到，在进化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对整体所做的附加贡献。科学的成长更多地是通过许多小步骤而不是少数大飞跃进行的，它更多地是像一种缓缓扩大的珊瑚礁，而不是像帕里库廷火山（a

    Paricutin）那样由剧烈的火山喷发而产生的。

    不幸的是，我们将无法勾划出科学成长中连续性的轮廓。但是，如果我们还必须根据大的时期和伟大的运动来进行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总是要试图说明早期事件与后来事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存在的，即使我们无法谈论它们。以后，当我们描述发现与发明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回到科学进化的连续性这个主题上来，但是那时将采取一种分析的方式，而主要不是历史的方式。到那时，我们将表明每一位科学创新者与那些在他之前去世的科学家们的密切依赖关系。

    然而，对科学进化之总体的统一性如此强调，并不是要否认在此过程的细微之处存在某些多样性。在科学历史进程中，并非任何一步都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地在前人基础上迈出的。在前进的细节上，一直存在着独立的发展路线，但是在更大的洪流中，这些涓涓细流都汇入一条单独的大渠之中。在科学中，一直存在着重复的独立发现，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在一个更适当的地方给出一个重复独立发现的长长的清单，但是从更大的眼界来看，所有这些只是连续的和统一的科学进化的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在人类社会之间交流程度的提高，科学成长的统一性大概也提高了。随着过去的许多社会已经通过交流联系更加紧密地与现在的世界相结合，科学在细微之处以及大的方面都几乎变成了一个统一体。即使在今天，社会之间交流的效果都有提高，但科学之偶然的多样性仍然存在，人们仍然看到重复独立发现之现象的残存。由于交流的政治障碍的增多，这种多样性甚至可能会稍稍增多一些。但是，这决不应该模糊科学之远大的前景，科学在此之中因其基本的本质而成为一种进化的统一体。

    我们对科学之总体的进化统一体的理解不应该使我们犯这样一个错误，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达林顿（C．D．Darlington），一位英国生物学家，说过这种错话：“大多数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科学的进步就像一辆蒸汽压路机，以不折不扣的和不屈不挠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较近的对科学史上任何单独的进步的考察，揭示出这种观念是多么谬误。科学总是艰难的，其进化总是“蹒跚的、复杂的、几乎是非理性的。”当我们在以后讨论发现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看到在科学中每迈出新的一步是多么困难，多少新的发现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需要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总的说来，大的进化连续性依然是存在的。

    我们的第三个主题，科学在整个历史上活动与成就水平的变化性，对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补充，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关于科学进化的观点中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我们就必须总是联系起来考虑这两个主题。如果只是因为它所表达的一致性一直是具有代表性地得到过分的强调而不是遭到忽视，那么关于第三个主题就没有多少必须说的。对于从经验理性的不存在到其在近代得到高度发展的所有途径，都考虑到了变化性，对这一点一直是过分强调的。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迹象表明，变化性的范围比实际存在的要更加宽广。继续保持的变化性的范围是足够真实的，而且对这一范围的不断认识是有价值的，如果它致使我们探究其来源的话。

    这直接把我们带到了第四个主题，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是这样一个主题，即到这一时刻，尤其是在它以这种非常概括的并且是相当含糊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时，它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似乎是像一种老生常谈。然而，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即使是在相当近期之内也并非如此。存在着某种所谓的“纯粹科学”的东西这种观点至少是迟至二十年代才出现的，我们以此来指一种完全未遭社会因素作用所污染的科学，这种观点已被广泛接受。那么，关于科学本质的主导观点，或许在科学家们自己当中并非就是最不主要的。

    现在，如果我们对这一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不可能如此之多地是一种更伟大的理智理解的结果，尽管我们的确也有这种理解。这种变化大概更多地是由于一系列完整的社会事件，它们自1930年以来纷至沓来，如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加上它“对科学的破坏”，我们将在以后谈论之；纳粹德国的兴起，它对“亚利安科学”的鼓吹，以及它对犹太科学家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原子弹的爆炸中它对科学之急迫的、大规模的应用达到顶点——所有这些社会事件使科学家们，也使我们中所有其余的人，都深切地感到存在着对科学的重要社会影响。“纯粹科学”之陈旧的幻想再也站不住脚了，至少在一度所持的极端形式上再也站不住脚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谈论“纯粹科学”，是我们必须推迟一会儿才能讨论的事情。无论如何，人们最好去读一读自三十年代以来科学家们的讲话和著述——例如，英国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度主席致词——看一着旧观念是怎样消失了的。我们的社会智者在哪里使我们失望，历史就在哪里迫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本质。

    然而，智者实际上并没有使我们失望，关于科学的社会观点，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有相当明确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就曾相当直接并且详细地断言，科学依赖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由一群德国社会科学家扩展为Wissessozioloyie［即知识社会学——译者注）或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说明，科学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是怎样直接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三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群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和学者进行了大量历史研究，企图说明他们经常提到的“科学的社会根源”。在这些研究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法林顿（Benjamin

    Farrington）对古希腊科学的研究；苏联人黑森（B

    Hessen）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牛顿物理学的研究；克劳瑟（J．G．Crow－ther）对十九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研究：贝尔纳（J．D

    Bernal）对二十世纪英国科学的研究；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对整个科学史的研究；以及最后，由美国数学家德克·斯特罗伊克（Dirk

    Struik）对十九世纪早期美国科学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无论它们有什么缺陷，我们都在思想上获益匪浅，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特殊信息，而且也因为它们促进了我们提高对科学之社会联系的认识。这种积极的获益是巨大的，即便它并不总是明显的。即使是消极的获益，即从修正其错误之中的获益，也是伟大的，因为对他们的工作的改进对于在整体上加强科学社会学是有用的。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遭到拒绝，这有许多原因，当然并不都是理智上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无论是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与我们无关，事实上，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在理智上的不充分性。我们之所以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所持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是非理性主义者，或者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所蒙蔽，而部分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确实需要修正和纯化。通过指出这些一般的不足，而且从正面阐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更令人满意地解释科学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从中获益。

    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事物的观点，重点在于科学完全依赖于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上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因此，在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做为对这些问题的一种恰当理解，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用“经济因素”所指的常常是一种意义不确定的范畴，充斥着实际上不同的成分；例如，有时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有时是技术，有时则是在某一给定时期盛行的经济模式。只有经济因素（无论怎样加以解释）对科学有影响，这是不正确的。就像我们在我们的第四个主题中已经阐明的那样，以及就像我们将通过我们对科学进化的历史描述所表明的那样，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曾经并且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所有条件下，这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例如，理智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因素，与经济因素相比，其影响一般并不差，当然也不强。时而是这一个，时而是另一个，有时是其中的几个因素联合起来，可以被视为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影响。的确，最艰难的分析工作也许就是几个因素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并且经常是同来自科学本身之内部条件的一种影响一起发挥作用的那种情况。然而，这种情况正好为科学社会学留下了工作，这就是寻找在何种特殊的条件下，几个可能的社会因素中的每一个，或者许多因素加起来，对科学的进程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不能列举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确实发挥其影响的明确条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用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例如，在十九世纪初，政治因素对法国科学具有一种有益的影响。在大革命期间，议会建立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首次组织了专门的科学家通过见习研究来指导学生的实践。这种新的实践训练出了一代杰出的科学家，不久这种训练方法从法国传播到德国，传播到英国。以后，我们将有机会提到政治影响科学之许多其他的例子，尤其是纳粹德国与**苏联科学的例子。或者，我们可以举理智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为例。我们将在短暂的片刻之后看到在十七世纪期间基本的理智前提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一次向存在着怀特海（Whitehead）所谓的“自然的秩序”这一理智信念的变化，我们将看到这个变化怎样对近代科学之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后，让我们举宗教因素的影响为例。我们已经提出，中世纪人们对宗教的理性主义要比对经验的理性主义更感兴趣。这可能不会不对科学的进化有一种部分的和暂时的阻碍作用。确实如此，就像我们将在整个这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那样，时而是这个，时而是另一个社会因素对科学有影响，有时是相对有利于科学的成长，有时是相对妨碍之。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则，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社会相脱离的。

    当然，在“社会因素”之含意的范围内，我们包括了经济因素。在我们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不足时，我们一定不能走到相反的极端，把马克思主义强调得如此之多的因素视为不重要而不加以考虑。例如，就像我们将在以后再次看到的，技术的现状对科学有重要的影响。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原子回旋加速器和电子计算器的技术可能性，对物理学以及其它科学的发展有最有利的影响。或者，举另一个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例子，一个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的例子，即现代工业给予科学的资助无论是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还是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以这些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经济因素对科学社会学都是重要的。

    当然，我们应该完全澄清，当我们谈论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时，我们没有暗示任何有关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之个人动力的事情。当我们讨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时，我们想说许多许多关于动力与社会组织之关系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到，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萨谬尔·利莱（Samuel

    Lil－ley），一位自觉关心科学之社会方面的英国科学家说，“事实上，科学家动力的一览表，实际上会包含人类需要与渴望的整个范围。”无论科学家们之特殊的动力是什么，以及有时任凭科学家们的特殊动力是什么，社会影响总是在起作用。的确，这只是关于所有种类的社会行为的一般真实性的另一个例子。在个人动力和社会影响之间存在着差异，接下来的问题是科学家们也许能也许不能认识到某个或另一个社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当一个人并未有意识地关心社会运动时，它们可以影响他的工作。事实上，个人之意识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会由于失去了有意识地修正其影响的机会，而实际上增强社会的影响。”就像我们将在后面详细看到的，正是科学的本质，使得科学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非故意的，是以科学家们并未意识到的许多方式为媒介的。

    最后，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这些影响不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时而较强，时而较弱，从未连续均一过。社会对科学影响的程度是一个难于捉摸的过程，我们仍然只有粗略的技术来度量；但是，这种粗略的度量不应该使我们保证渐变是存在的，并且是重要的。时而是一个社会因素可能对物理学有重要的影响，时而可能是另一个社会因素；时而有关的社会因素更强烈地影响生物学而对物理学则相对来说没有触及，时而这个相对的重点可能逆转，或者完全转到某种其他的科学，像化学。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性的，其意义并不在这种复杂性内在地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而是一方面在科学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多重的不同联系，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多重的不同联系，我们必须尽量多地认识它们。

    这种对社会影响之相对强度的考虑，把我们引到我们的第五个主题，即被视为社会要素之一的科学的相对自主性。尽管所有的社会影响都决定着科学的进化，但科学总是保持一定范围的独立性，就像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这只不过是因为科学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和行动过程。我们将在本书中随时随刻研究这种内部结构和这种特殊的科学过程，我们将看到它是怎样在科学与社会的几个其他部分互动的同时为科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立性。在科学具有的相对自主性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发展了高度概括化的概念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高度发达，科学具有的独立性范围就越大，当然，无论发展的程度如何，社会影响仍然会起作用。由于这种原因，社会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强度现在大概要比对物理科学的影响强度更大，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较弱。随着它们的发展，概念框架决定着它们自身的某种发展路线；因此，概念框架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某种“社会需要”来塑造自己。例如，生物科学的概念框架仍未做好准备以恰当地处理癌症现象，尽管社会急迫需要一种有效的癌症治疗法。但是，除了概念框架之外，在科学中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来保证其相对自主性。对这些因素，对诸如科学家们持有的强烈价值以及独立的社会组织继续进行它们的行动这样的事情，我们将在以后更详尽地讨论。

    最后，我们可以来说明我们的第六个主题，它在以上的讨论中也许始终是隐含着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主题都是并非偶然地相关的。正是这个主题断定科学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影响的相互性。如果科学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还有其自身的相对自主性发展，那么它也对社会的其余部分有影响。我们已经说过，科学具有社会影响，这一事实在这里将是一个循环主题。我们所持的观点是，社会（现在包括科学）是一个正在互动之中的结构之网，其中影响是反复交错并且反作用于自己的。如果影响路线难以通过它们的交织来追踪痕迹，那么这只是因为我们的分析方法还不够好，而不是因为这些路线实际上没有交织。

    那么，这些就是六个一般的主题，它们对于把科学做为一种社会活动来理解是重要的，它们形成了我们整个研究的基础。我们将首先试图表明，这些主题在我们随后对科学之历史发展的梗概描述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下一章论述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以及更进一步，在整个全书论述的科学之中，这六个主题还将是我们的指导方针。也许，在我们初步阐述这六个主题之后，读者将发现，即便是在它们未被明确提及的时候，它们仍明显地包含在我们的分析之中。

    在地球所有的生灵中，人是唯一没有以精心设计的固有模式来调整其物质与社会环境而诞生的。因此，人总是，而且不得不成为智力人（homo

    sapierns）——即做为思考者的人，以及成为工作人（homo

    faber）——即做为制造者的人。如果没有经验理性之礼物，人类生活就不可能面临一个稳定的环境。这个礼物在人类之中是普遍的和原生的，可以回溯到我们具有任何知识的史前的第一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克劳瑟的说法：“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相当多的关于矿物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天文学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似加上社会学和心理学，做为对人类同胞之行为和感觉的某种最小的理性知识，它们同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是一样基本的。

    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即做为智力人和做为工作人，当然总是有联系的。只是在近代科学中，它们才变得稍微有点特化，尽管它们仍然（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具有密切的和重要的联系。早期人类是非特化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他做为工作人的活动来追溯他做为智力人的历史。我们可以获得的只是最早的人类的工具，考古学家们从中重新构建了由史前时期人类做出的一些基本发现。到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斧、刀、锯、辐刀、刮刀、木槌、锥子、象牙针、矛、鱼叉、弓、掷矛杆，甚至制造工具的工具。在整个旧石器时期，在控制人类环境的工具的发展上存在着持续的进步。

    旧石器时期在经验理性上的进步，在所谓的新石器时代达到顶点。正是在这个时代，有了耕作与采掘农业的发现。当然，是特殊农业工具的发明使之成为可能：锄、镰刀、连枷、以及用来碾谷物的手磨。在这时期，在陶器制造、采矿、石器的磨光以及纺线与织布的技艺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的确，新石器时代在经验理性上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利莱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通过记录这一发生在不早于七千年以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获得科学革命曾经是多么缓慢和科学革命在有史时期一直是多么迅速的观念。对于这次科学革命之进步的条件，在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特别地优越。在这些地区，“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两个一千年间，发明像潮水一样涌现。”在这些地区，人们第一次发现了怎样熔炼并使用金属，怎样驯化动物，怎样耕作，以及怎样制造带轮的车和带帆的船。由于发明总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这些发明也都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在会犁地之前，就需要有金属的作业工具。在这一时期首次偶然出现的铁匠——打铁的工人，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职业专家。

    尽管我们已经谈到的只是他们的工具，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还有一些具有另外一种更一般的合理性的发现，它们以数学的形式在经验理性之进步中日益成为辅助物。数学的发展与像农业和水利这样的经验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之中至少是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就出现了。而且，撰写了数学史的斯特罗伊克说：“如果我们假定数学是在人类开始对数的关系与几何学的关系有某种理解之时诞生的，那么数学就比古代人要古老得多。”他说，数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这样，在关于早期科学革命的简要小结中，我们可以说在整体上它是连续的，但却是非常缓慢的，尽管有一段时期出现了比其他时期更加伟大得多的成就。经验理性如果达不到在概念框架上高水平的概括性和系统性，就会相当多地保持着专业化，囿于技术和手工艺之中。社会影响确实是特殊的，但是在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社会中，稳定的社会组织和复杂的劳动分工可能是特别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对于早期社会，经验理性的进步具有社会影响，这或许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更加显著。科学与社会之其余的组成部分，从它们最早的发展起就一直处在连续的互动之中。

    我们必须从我们关于早期科学以及它怎样导致希腊科学的讨论中跳出一会儿，先考虑一下一系列存在于现在但却常常与我们刚刚谈论过的更早的社会是一类的社会。这些社会我们可以不严谨地称之为“无文字”社会，它们有时被称做“我们的原始同代人”。这些社会是史前时期的残存体，这正是较老的、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之观点。的确，这种观点更有一种极端的陈述，即当代天文字社会，就像其古代的相似社会一样，是“前逻辑的”和非理性的。这种关于“原始”人思维的概念有很长的历史，但后来由于对大量的在世界各个部分的无文字社会的研究，这种概念遭到了社会人类学的拒弃。然而，这种观点还残留在常识之中。例如，就在最近的1947年召开的普林斯顿二百周年纪念会上，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说，我们是“从野蛮人（在那里恶魔潜伏在每一丛灌木之后）的精神态度”取得了进步。实际上，所有他说的不可思议的、无文字的人，都拥有许多合理的经验知识。

    例如，对于“发明在人的本性中是固有的”这种结论，一项关于在无文字文明中发明的系统调查提出了丰富的确定证据。在某些地区，这项调查表明无文字的人也有相当大成分的理性技术：工具和机械装置，火的利用，石制品，陶器制作者的技艺，植物的利用，纺织品的制造，动物的捕获与驯化，以及用来交通运输的装置。

    或者，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当时唯一的理性活动领域——医疗领域——的例证。另一项人类学的调查表明无文字社会的人在这个领域中的理性知识是多么广泛。在他研究的所有社会之中，原始人都已发现了以下的药品做为在医疗中的特效药：奎宁、箭毒、鸦片和洋地黄。如此严重的一种头盖骨环据外科手术在最早的时期已经得到了实践。在西非的阿散蒂人（the

    Ash－anti）之中，为防止蛇咬曾成功地实施了接种疫苗。诸如杯吸术、放血、伤口的缝合和折缝术、烧灼和接骨术这样的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药剂是药膏和浸液。无文字社会的人知道有关水疗法、食疗以及按摩术的知识。最后，我们发现无文字社会的人以煎汁、泥罨剂、油膏和浸液的形式，利用熏蒸消毒、吸入法、鼻吸药和鼻灌洗剂，他们医疗知识的广泛性给人以深刻印象。

    举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只考虑一下爱斯基摩社会。人类学家克罗伯在研究了他们的发明——没有玻璃的窗、木工的撑柱、第一条独木舟、一种不为文明建筑师所知的自我支撑的地窖、钻挖曲形洞——之后评论道：“拿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说，说他们比其他任何人群，盎格鲁－撒克逊族也不例外，出现了更多的具有创造力的天才，是没有什么不对头的。”

    布朗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无文字社会的人之理性问题的总结性陈述仍然是经典性的。他是根据他在南太平洋的特罗布兰德岛民中的经历得出这番评论的，但是他的评论有一种一般的参照系。“如果把科学理解为一组定律和概念，它们基于经验并根据逻辑的推理从经验中推衍出来，并体现在物质成就及科学传统的混合形式中，……那么无疑即使是在最野蛮的共同体中也有科学的萌芽，无论这种萌芽有多么原始。”在特罗布兰德群岛；土著造船工人，建造了装有舷外铁架的独木舟，这表明他们具有浮力、杠杆作用和平衡原理的知识。造船工人以一种粗笨简单的方式，利用几片木头，他的双手，以及有限的技术词汇，向他的助手和学徒解释某些一般的流体动力学定律。马林诺夫斯基继续写道，这种科学不是“与手工艺分离的，它肯定是正确的，这种科学只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它是低级的、原始的和初步的，但是所有这些正是较高发展产生的母体。”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并不意谓着在较早的和无文字的社会中不存在大量巫术。但是，巫术之存在并不是缺乏理性的经验知识的证据。尽管在我们自己的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中对巫术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们的某些健康与爱的实践仍然具有巫术的因素。巫术不是完全不具备经验理性之头脑的产物。在他具有经验理性的范围内，无文字社会的人为其经验的目的会使用他具有的所有理性的知识。除此之外，在那些要达到经验目的但却完全缺乏足够多的理性知识的地方，或者在那些成功之不确定程度依然很高的某些重要的经验事业的地方，比如播种谷物，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们就使用巫术。虽然其范围较之在我们的社会要广，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科学来实现经验的目的，但在无文字社会中，巫术显然是与理性知识不同的。巫术的社会功能，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一样多，两者对于成功的社会行为都是必要的，这一点只是在科学相对依然不发达的地方尤其确实。

    现在，我们回到对科学发展之主线的讨论上来。我们回到希腊人，他们是其古老先辈之伟大科学遗产的继承者，这项遗产由于铁——一种在公元前1100年以后开始首次得到广泛使用的金属——的发现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古希腊为这个遗产添加了他们自己的独特贡献。相反，在古希腊时代之前，理性经验知识，无论多么广泛，基本上一直是特殊的和专门的，一直是一种有关工具的知识和特殊科目的知识，现在由于科学进化，这一点有了重要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在古希腊社会中发现了理性知识（经验的和其他的）之普遍的和系统的形成，而这一点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泰勒在他的科学史中说道，古希腊人是第一批渴望“通过内心的思考建立宇宙运行之模型”的人们。

    有了古希腊人，我们才有了科学进化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有非常之多的科学成就和如此之多的历史证据，以致历史记载变得有点混乱了。科学史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这一时期，但是他们的成果依然不令人满意；它更多的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怎样发生。尤其是在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期待一个对古希腊成就的令人满意的分析。尽管有这些不足，但某些重要的一般事实似乎是得到明确确立的。一个例子是，希腊人在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的发展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些理性思维的形式对于在经验科学的建立是基本的辅助。另一个例子是，除了逻辑和数学，希腊人还在经验科学上的确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没有这些发现，整个科学进化的进程就会大大减慢并发生改变。第三个重要的事实是，希腊在科学上的进步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且总是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虽然在这一水平上会有些波动。让我们来详细地逐一考虑一下这些一般的事实，以及几个其他的事实。

    任何希腊思想史，大概都必须特别说到希腊在逻辑、哲学和数学方面所达到的伟大的新高度，因为这正是通常在希腊史中所强调的，因此我们发现，这正是最为所有人所熟知的。如果我们关于古希腊的古代文明的知识不是像它在过去那样广泛和容易获得，那么我们所有人不知是什么原因仍然熟知几乎整个一千年间（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后四世纪）的辉煌成就，泰勒斯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与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及欧几里德与阿基米德的成就。欧几里德几何学是从少数几个定义、公设和公理通过逻辑推演而导出的几何学整体，它可以做为古希腊理性思维之威力的典型个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个例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一种最精致的整个宇宙之结构与过程的思辨理论。然而，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其他几个人的工作中，有一打其他的事例至少在其杰出和广度上堪与这两个例子媲美。如果只是存在这种伟大的发展的话，西方文明也依然受到了由古希腊社会创造的理性思维之新力量与新技术的巨大恩惠——西方文明实际上的确是因这一辉煌的遗产而产生的。

    但是还不止这些。古希腊在经验科学上也有进步，我们通常贬低这些进步，这是因为我们被希腊在理性思辨上的成功搞得眼花缭乱，也因为没有把希腊科学同以前的科学相比较，而只是同近代的更伟大的成就相比较。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了高度合理的希波克拉底医学的疗法，它牢固地建立在概括化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大约一百年以后，并且确实建立在希波克拉底基础之上，出现了古希腊科学史学家法林顿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在生物科学领域中的惊人成就。”亚里士多德的学园留下有组织的研究的传统；他的学园的部分设备，成为一个图书馆和众多的实验室。的确，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这一发展路线在整个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一直在延伸着，盖伦在公元后二世纪的工作达到了另一顶峰。经验科学在其他领域也兴旺发达。利莱指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三世纪中产生的发明，比在公元前3000年到中世纪晚期之间任何可比的时期都更多。我们将在下面再次谈到这些发明。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132年死去之后两百年，他所创设的吕刻昂（the

    Lyceum）及其后继者亚历山大博物馆（the Muscum of

    Alexandria）有组织地发表了“一系列的伟大的论述科学之各种不同分支的论文——植物学、物理学、动物学、生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力学”，这些构成法林顿所指称的“古代成就的烙印和近代世界之科学的起点。”

    某些人也许承认这些进步对于经验科学的重要性，但仍然会问，古希腊科学借助于实验吗？如果没有实验，那么他们所掌握的科学就等于零。在这一方面，古希腊人所做的的确是科学。希波克拉底及其他医生始终在比较似与非似的案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利用了实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利用the

    klepsydra，或叫水钟，确定了空气的物质本质，这是一例典型的实验，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认为实验一定要利用工具和仪器。“有了斯特拉图的名字”（他是吕刻昂亚里士多德学院的继承者），法林顿说，“我们就抓到了古希腊科学充分建立实验技术的要点。”阿基米德也对实验做出了贡献。所有这种实验并不是现代观点所认可的实验——基于高度概括的概念框架，总是受到高度控制以及使用精心设计的仪器设备。然而，在其基本的逻辑本质中，作为对科学的推断提供基础，古希腊一定是知道实验的。

    或许，古希腊的经验科学之所以一直遭到轻视，还因为它没有产生如近代科学给予我们的如此丰富的东西——满足了人类对机器、原动机的基本需求。古希腊人不知道风车，尽管帆船得到了利用，虽然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就发明了水车。但是，古希腊人确实发展了许多其他的仪器以及少数几种节省劳力的装置，最值得一提的或许就是阿基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