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活动的行动交锋的时候，像查尔斯·达尔文和天文学家、哲学家赫歇耳爵士这样的本质上保守的人对科学的看法可能如此激进，以致他们认为“革命”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达尔文和赫歇尔都把查尔斯·赖尔对地质学的影响是一场革命，而且达尔文还进一步正确地预言，当他自己的思想被普遍接受时，生物科学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观念，在19世纪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到那个世纪末出现了偏离这个概念的运动。1845年，有一篇关于显微镜和组织学的演说惊呼电流的发现“使整个化学和相当大部分的物理学革命化”的规模和范围（贝内特1845，520）。在达尔文发表他关于进化论的第一篇论文那一年（1858），伦敦林宗协会主席预言，生物学中一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在1888年对病菌生源说的一次讨论（康恩1888，5）中，有人解释说，当那个时代的医生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一理论就被嘲笑过：“所以，他们仍然会拒绝接受一种使关于疾病的概念如此革命化的理论”。在拉普拉斯的一本传记（阿喇戈1855，462；1859年版，第309页）中，弗朗索瓦·阿喇戈认为开普勒和牛顿所取得的成就是“天文学中的令人惊叹的革命”。在《哈来斯新月刊》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一位美国记者（赖丁，1878）说：利斯特的“治疗创伤的消毒方法几乎使外科手术革命化”。

    在认为科学是通过缓慢的积累还是更激进的革命观而发展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紧张状态，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著作中得到生动描述。李比希是19世纪中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在1866年一篇题为“科学思想的发展”的论文中，李比希提出了一个相当新颖的主张：由于大量研究者的渐渐积累起来的贡献，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一直在平稳地往前发展”（见李比希，1874）。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现在关于大气中气体的性质的思想的确立是几千年来成百上千人努力的结果。这也许是对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或“增长观”的最早的正式描述之一。

    当然，如李比希在另一篇论文中认识到的，伟大的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对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表明这样一些贡献的精确性质，他拿一个圆周运动作类比。他说，这个运动是变化着的半径的循环。他说（同上，273），“进步或发展是一个圆周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半径变长，而且，假若我们的知识视野要开阔一些的话，那么，任何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思想必然要由现存的思想来补充”。他这样解释这个过程：“从伟人们的最有影响的成就中去掉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思想，总会剩下某些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通常只是一种新思想的一小部分，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个人才成其为伟人。”对科学的这个特殊看法拒绝靠革命而发展的概念。但是，李比希在一个“自传提纲”（1891，36；1891a，277）写道，“通过贝采利乌斯，H．罗斯、密切利希、马格努斯和维勒这个学派，有机化学中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

    在反复再版并很有影响的一本《19世纪欧洲思想史》（初版于1903年）中，历史学家J．T．默茨他自己归入到拒绝主要根据革命来看待那个时期的19世纪的那些学生之列。默茨拒绝“把19世纪的思想看作根本上革命的思想”，因为“破坏的工作就其比较早的和比较激烈的阶段而言，属于上述时代”，属于一个“被正确地称之为一个革命的世纪的时期”（1896，1：77-78）。在随后几页，默获探讨了“革命精神”的破坏性特点。所以，他说，“破坏工作的确仍在进行之中；在这个建设的或重建的工作中间，我们仍要目睹革命精神的作用”。作为“这些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例证，他指向了“在康德哲学和在其进一步发展中蜕变为一种肤浅的唯物主义和一种绝望的怀疑论的唯心主义学派中产生和形成的新思想”。

    默茨如此沉湎于革命和破坏的相同意义，以致他甚至公开宣称他的目的在于“把思想看作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所以，尽管他承认，“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如此丰富的彼此竞争和广泛交锋的理论，如此荡涤旧的观念，如此破坏许多时代以来一直固守的原则（p．80），但是，他依然强调（“把我的注意力和我的叙述集中在”）“在这个世纪中涌现出来的卓越的和建设性的思想”（p．81）：“如此建设性的思想是那些能量守恒和消耗的思想；海损原则，统计学和概率学说；科学和哲学达尔文和斯宾塞科学和哲学中的进化论思想；个人主义和个性学说，以及洛采关于“价值世界的独特观点。”所以，默茨对这一主题的发展只在很少地方运用了科学中（或哲学中）革命的概念，甚至作为一个隐喻来使用，无论怎样都是木奇怪的。我们因此可以赋予他在谈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时使用“革命的”这个形容词的做法以特殊的重要性。奇怪的是，当默茨在他的叙述中提到麦克斯韦时，他忘记了他原来曾经把革命与破坏等同起来，而且似乎是在他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意义上使用“革命的”这个词来表示具有特殊效能的激进的创新。

    默茨生动地描述了一种我已经提到过的现象：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关于的许多言论，表达了也许并不代表一种认真而充分地展开的而且一贯采取的哲学立场的观点。所以。虽然默茨在他的的《19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中把革命等同于破坏；但在第2卷，在专门论述科学的两卷的第2卷中，又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和更普遍的意义上采用了革命的概念。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并不是默茨把科学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例证。默茨认为，除之“达尔文所提出的见解”外，科学中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像“能量的思想”这样对“一般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强大的作用和影响。此后，默茨（1903，2：136-137）指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表”，教科书“必须重写”，“必须用更正确的术语修正和重新表述既成的理论”，“必须用新发明的方法着手解决若干时代以来一直潜伏着的问题”。他说，“把自然看作是能量转换的运动场”的这些结果，应该看作是“科学思想领域中的革命”。但是，在他随后对这些发展的描述中，“革命”这个词和概念显然是找不到的。

    尽管利昂·埃里拉和其他人认为科学是一个持久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不管是革命的还是进化的），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愈益壮大的思想运动，它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且在某些领域是几近完成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似乎都持这一观点，虽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也都表达了这一观点（见巴达士，1972）。关于科学的圆满性的这个含义的设想，是麦克斯韦在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卡文迪什教授的就职演说（1890，2：244）中提出来的，即“在几年之后，留给科学家们的唯一工作将是把[大的物理常数的]这些量度推进到另一位小数”。麦克斯韦本人一直在发挥这个观点，可能只是抵制它，但是L．巴达土（1972）指出，这个观点可能比通常人们所设想的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自然科学家中间是如此。

    关于这个“下一位小数”集合的一个经常被引据的例子是A.A．迈克尔逊，他以测定光速和参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而闻名。在芝加哥大学1898－1899周年大事表中，他发表了他就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的忘我精神发表的演说的一个摘要，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引自巴达士，1972，52）：“尽管我们从来都不敢有把握地断言物理学的未来没有甚至比过去的那些人物更令人惊叹的非凡人物，但是，绝大多数主要的基本的原则似乎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未来的真理要在第六位小数中寻找”。迈克尔逊的同事R．A．密立根认为（1950，23－24），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就是开尔文勋爵。密立根说，迈克尔逊后来可能“为这句话而深深地自责”；但是迈克尔逊在不止一个场合重复过这个说法。1903年，他在《光波及其应用》一书中说：

    在测量科学中如何运用极限值呢？简单和一般说来，答案似乎是：在所有未来的发现中，大部分发现都必定在这个范围之中。物理学比较重要的基本规律和事实都已被发现，而且这些规律和事实现在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起来，以致由于新发现的原故而取代它们是极其不可能的。不过，人们发现，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规律来说，有许多明显的例外，而且，当观察达到一定局限，也就是说，当实验的环境达到能够考察极端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样的考察可以肯定不会推翻规律，而是将发现其作用产生明显例外的事实和规律。

    1897年，在伦敦出版了查尔斯·埃默森·柯里写的一本书《电和磁的理论》。我不知柯里为何人（他的名字并未出现于《国民传记辞典》和《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在《世界科学名人录》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书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而作者显然是相当有些名气的，从而有幸请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作序。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学科，除去电学和磁学外，在科学目前的状态下，都可以被看作是结束了的，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在它们当中只发生了某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后来因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当出名的两位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现出对物理学之未来的悲观主义。1875年，普朗克曾为在古典语文学、音乐和物理学这些学科中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而感到为难。他不顾菲利普·J．G．冯·乔利的劝告，选择了物理学。乔利教授曾经告诉他，在那一学科中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迈斯纳1951，75）。密立根（195O，269—270）说，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社会科学的新的“活的”领域刚刚在开辟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同学“继续讥笑他坚守一种像物理学这样的‘已经完成的’而且是‘死的学科’”。

    19世纪有关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个历史，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写成一本书。三位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我们将在稍后一章中探讨。但是，我们将首先转向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即达尔文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达尔文的革命使进化这个概念广为流传，这个概念对于削弱一些科学家对存在科学革命的确信最终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