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威克。这个颇具感**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宣言》发表10年之后。《**宣言》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19．1），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当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贝尔一直在主持会议。研究林奈学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贝尔显然不怎么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关于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的开始”（盖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意识到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学正在为革命作准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史中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贝尔以主席身份所作总结的一个直接回答。

    达尔文革命的早期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清楚地展示了从早期思想基础的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的发展阶段。达尔文在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1831—1836）期间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他对化石的研究以及对“现存的动物在形式上与已灭绝的物种有紧密联系这一自然法则的确认”；但是，如恩斯特·迈尔（1982，395）坚持认为的，“在1831年参加比格尔号环球旅行的达尔文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了”。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同上书，408－409；萨洛韦，1983），达尔文在刚开始环球旅行时并没有成为一个进化论者。他的这个转变发生在1837年，那时，他公开了他的第一个关于“物种的演变”的笔记。

    达尔文是慢慢得出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的。1844年，他写出了一篇长达230页手写稿的论文（达尔文，1958），它包含着后来写就的《物种起源》的基本内容。因此，考虑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选择理论，而且在大约20年的时间末以任何形式公开他的思想，我们很难说达尔文在1837年变成了一个进化论者。简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非公开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论著中的革命的公开阶段是另一个15年之后的事情，那时（1858），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给他的论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立见解。

    从不公开的革命到公开的理论革命这个转变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达尔文投入到这个转变之中正是他写作1844年论文的时候。1844年7月5日，他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说，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物种理论”的“草稿”。他请求，万一他“突然死去”，她“花四百英镑让它出版”，同时专门指出，赖尔将是把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编辑（“如果他乐于承担的话”），而且，如果赖尔不能如愿的话，那么福布斯、亨斯罗、胡克和斯特里克兰都可以完成这一嘱托。达尔文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他们这些人“谁都不愿”接受这个嘱托的话，她要设法找到一个编辑，并且告诉她“如果找一个编辑有什么困难的话”，如何处置这部书稿。

    正如人们都十分熟悉的，达尔文进化论最初是以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在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请求转交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论文之后，达尔文发现它是“异常美妙和有趣的”。实际上，这篇使达尔文感到震惊的论文包含着加文·德·比尔爵士所说（1965，148）的“对达尔文本人关于物种靠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的简洁的但却完美的表述”。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敬的本能就是隐瞒他自己的著作，发表华莱士的短文。但是，最后经过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瑚克——他们都是达尔文的朋友，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科学和真理的朋友——的劝说，他同意把华莱士写的论文，与达尔文未发表的1844年论文的摘要，连同达尔文1857年写给哈佛大学爱沙·葛雷的信的摘录，同时一起发表出来。其中包含着达尔文一直在写作的那部著作的“简短的大纲”。这些书信，连同华莱土的论文都在1858年7月1日伦敦的林奈学会的会议上被宣读，而且在同年8月20日的《林奈学会会报》上发表，发表时的标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论变种和物种由于自然选择而永存。”

    说到人们对这些新思想的承认，达尔文后来写道：“我们这次发表的联合论文，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我记得当时只有都柏林的霍顿教授，提出了唯一公开的意见；他断定说，这篇联合论文中的一切新观点都是虚假的，而一切正确的观点都是陈旧的“（1887，1；85）。（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林奈学会这次著名的会议。）胡克后来告诉弗朗西斯·达尔文（在1886年），他和赖尔“都曾经强调（就博物学家而言）应当充分注意这些论文以及它们对博物学家、历史学家等等的未来的影响”（1887，2：125-126）。他说，“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讨论”。那次会议之后，人们“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新的学说：“赖尔赞成，而且也许我也有几分赞同……而[林奈学会的]会员们则为此而慑服，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反对这一学说”。但是，后来成为林奈学会主席的乔治·边沁在读了达尔文一华莱士的论文后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撤销了后来准备列入那次会议日程的发言。在那篇发言中，他利用他对英国植物群的研究支持关于物种稳定性的思想”（达尔文，1887，2：294）。

    这一段插曲说明了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就对达尔文进化论所作出的贡献而言，我们应当把多少功劳和荣誉记在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名下？把“达尔文革命”仅仅归功于达尔文一人是公平的吗？华莱士的论文，作为激励达尔文为了发表而迅速完成《物种起源》的一个可读版本的直接原因，肯定是头等重要的。而且，我同时认为，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对进化论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从对林奈学会发表的1858年论文的谨慎反应看，单单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的物种依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思想的发表，显然并没引起那场革命。正如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的，这场革命还有待争论，有待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是生物学中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门全新的科学（见斯克里温，1959）。发表的时间是1859年11月24日，而且整本书也即将出版。人们所盼望的第二个版本在大约一个半月后的1860年1月7日同读者见面。紧接着，第三版也问世了。在两年之内，一共售出了25000本。

    有一位科学家在一份科学通报中的确使用了在林奈学会上宣读的论文。这位科学家就是坎农·亨利·贝克·特里斯特拉姆。他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和鸟类学家，一直从事撒哈拉大沙漠的云雀和鸣禽的研究。他特别为在这些云雀和鸣禽的色彩中以及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中所看到的“逐渐的”变异或演变打动。1858年，他向他的一位朋友——阿尔弗雷德·牛顿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阿尔弗雷德·牛顿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那时他刚刚结束对冰岛的鸟类考察归来。当A.牛顿回到家时，他发现有一期八月份的《林奈学会会报》，其中登载着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发表的论文。看到这些论文后，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马上认识到，关于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新的学说可以证明特里斯特拉姆的结论以及他所遇见的某些其他的变种。他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特里斯特拉姆。特里斯特拉姆在1859年10月的《鹗》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谈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给林亲学会的通报，并且解释了自然选择如何说明了鸟类有一种与它们所处环境的沙地和土壤相配的颜色，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捕食它们的动物的侵害，并且使它们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处在有利地位；而且，就鸟嘴的不同大小和形状而言，也是如此，它们因此可以使鸟类在它们要在其中采食蠕虫的不同种类的土壤中采集食物时更为有利。

    特里斯特拉姆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对于1861年在牛津召开的“英国科学进步协会”的会议上著名的赫肯黎-威尔伯福斯论战作了非常有趣的评论。在这场论战中，人们一般认为毕晓普·塞缪尔·威尔伯福斯（“油嘴滑舌的萨姆’”）被赫胥黎羞辱和战败，而且被迫退出了他在思想上出丑的地方。然而，事实是，威尔伯福斯给当时在场的许多科学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科学家中包括特里斯特拉姆，他第一个在出版物中公开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转向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新的进化论。威尔伯福斯的论点使他确信，他当时变成了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也一直如此，尽管他的朋友A．牛顿曾多次试图使他重新转向这一理论。此外，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威尔伯福斯不仅完全没有为他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而且发表了经过扩充和订正的他在《每季评论》上的谈话。这篇论文后来又被骄傲地重印在两卷本的威尔伯福斯论文集中。（关于特里斯特拉姆和威尔伯福斯的情况，请参见科恩1984）。

    最近我有机会重新阅读了威尔伯福斯的文章，之后我发现，虽然威尔伯福斯激烈地抨击了达尔文，但他也称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威尔伯福斯认为，应当归功于达尔文的在生物学思想中的主要创新是——一无论人们相信与否——自然选择的思想。当然，威尔伯福斯并不相信进化，而且因此他把自然选择解释为上帝择除不健全者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格外值得注意的，因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捍卫者之一——有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他从未完全接受其理论的这个特别的部分（见波尔顿，1896，第18章）。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达尔文本人所处时代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认为他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是革命性的。在《物种起源》发表前夕的11月21日，英国植物学家休伊特·C．沃森写信给达尔文说，自然选择“具有所有伟大的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晦涩不明之处，简化了错综复杂的环节，并且极大丰富了以前的知识”。而且，尽管他提醒达尔文“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限制或修改你目前对自然选择原则的运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扩展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最后他告诉达尔文，“你是本世纪（即使不是所有世纪的）自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者”。20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迈尔，迈克尔·鲁斯，D．R．奥尔德罗伊德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现在也一直认为，科学中的达尔文革命确曾发生，而且达尔文的理论自1859年以来对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长期的影响。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的历史，尤其是在过去2O年中生物学的发展，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达尔文的革命是非常容易地通过对这样一些革命的所有检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达尔文革命的性质

    然而，达尔文的学说究竟有哪些革命特点呢？谁都知道，达尔文并非信奉进化的第一个人。实际上，历史学家似乎并不太情愿找出信奉一种一般进化论的达尔文的先驱，甚或那些早就考虑过自然选择思想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1859年以前对这些思想的表述并没有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做的那样，根本改变科学的性质。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看来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达尔文不只是提交了另一篇论文，或者说，他并不只是提出了对一个假说的另一个陈述（不管它表面看来有没有道理），而是经过认真推理和依据大量经观察或考察所取得的证据表明，物种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学说，是合乎逻辑的可靠的学说。其中，他把极其丰富的动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