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目的决定了我应该在那里。①

    ① 比较《人类自由》，第53页以下。

    这里，康普顿非常精彩地说明了只有物理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诚然，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但是我们还必须设法了解人也许还有动物是怎么会被诸如目的，宗旨，规则或协定之类的东西所“影响”或“控制”的。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问题。

    XII

    然而，仔细的观察表明，在康普顿从意大利到耶鲁大学旅行的故事中有两个问题。我在这里将把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叫做康普顿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叫做笛卡儿问题。

    哲学家们很少看到康普顿问题，即使看到，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它可以表述如下：

    有应邀演讲的信件，公布通知、公开宣布的目的与宗旨、一般道德准则之类的东西。每一个文件，公告或准则都有一定的内容或意义。如果加以翻译或者加以重述，其内容和意义仍然不变。因此，这个内容或意义就是很抽象的东西。然而，它能够控制——或许经由预定日程上的一条很短的秘密通道——人的身体的运动，使他能从意大利回到康涅狄格。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康普顿问题。重要的是指出，就我们是采纳行为主义者的还是精神论者的心理学而论，这个问题在这种形式上是中立的。在这里所作的表述中以及在康普顿论文的提法中，都是按照康普顿回到耶鲁的行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意志之类的精神活动，或理解了、抓住了一个思想的感觉包括在内的话，也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保留康普顿自己的行为主义术语，康普顿问题可描述为抽象意义的世界对人类行为(从而对物理世界)的影响问题。这里，“意义世界”是个速记的术语，它包含允诺、目的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包括各种规则，如语法规则、礼貌规则、逻辑规则，下棋规则或配合旋律规则，还包括科技书刊(和其他书刊)之类的东西，以及对正义感和慷慨行为的要求，对艺术欣赏的要求，等等，这几乎是无限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康普顿问题，虽然哲学家很少看到它，却是哲学上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是个真正的关键问题，比经典的身心问题更为重要，我在这里称后者为“笛卡儿问题”。

    为了避免误解，我或许可以提一下，康普顿用行为主义的术语表述他的问题，当然并非有意赞成一种正式的行为主义。反之，他既不怀疑他自己精神的存在，也不怀疑别人精神的存在，或诸如意志，思虑，快乐或痛苦之类经验的存在。因此，他会坚持有第二个问题要加以解决。

    我们可以认为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典的身心问题或笛卡儿问题。它可以表述如下：象精神状态这样的东西——意志、感觉、期望——怎么会影响或控制我们肢体的物理运动的呢?并且(虽然在我们的上下文中，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一个有机体的物理状态又怎么会影响它的精神状态的呢?①

    ① 我这里所说的笛卡儿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可以在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2和13章中找到。在这里可以说，象康普顿一样，就我反驳所有活的有机体(作为物理系统)物理上的完整性这一说法而论，也就是说，就我猜测某些有机体的精神状态可以和物理状态相互作用而论，我几乎是个笛卡儿主义者。(然而，我之作为笛卡儿主义者还不如康普顿：甚至总开关模型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如对他的吸引力大。)此外，我不赞同笛卡儿关于精神实体或思想实体的谈话，也不赞同他的物质实体或广延实体。只是就我相信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此外还有更抽象的东西，如讨论的状态)两者都存在而言，我才是个笛卡儿主义者。

    康普顿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满意的或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都要遵循以下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我把它叫做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其解决办法必须对自由加以解释，还必须解释自由为什么不仅仅是机遇，而倒是某种几乎任意的或偶然的东西和某种象限制性或选择性控制一样的东西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限制性或选择性控制，即目的或标准等，不过那肯定不是一种不可变动的控制。因为很显然，引导康普顿从意大利回来的约束允许他有充分的自由。比如说，选择乘美国船，法国船或意大利船的自由，或者，假如有某种更重要的任务，他还有推迟演讲的自由。

    我们可以说，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要求我们对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符合自由与控制相结合的思想，也要符合“可塑性控制”的思想(我这样称呼它以与“不可改变的控制”作对照)，从而限制了我们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康普顿的先决条件，是我乐意而自由地接受的一种限制，我自由而审慎地，并非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种限制，这可以看作是对自由与控制相结合的具体说明，这种结合正是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内容所在。

    XIII

    我已经对两个中心问题——康普顿问题和笛卡儿问题作了解释。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进化论和有机体的一种新模型。

    所以产生这种需要，是因为现在的非决定论的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理论是非决定论的，但是我们知道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而且不清楚它们怎样逃脱石里克的反对以及它们是否与康普顿关于自由加控制的先决条件相一致。另外，康普顿问题大大超出了这些问题：它们几乎和康普顿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些理论试图解决笛卡儿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看来不是令人满意的。

    我提到的这些理论可以称之为“控制的总开关模型”，或更简单地称为“总开关理论”。它们的基础观念是，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机器，它可以从一个或更多一些中央控制点由杠杆或开关所调节。笛卡儿甚至更进一步精确地测定了控制点：他说，就在松果腺里精神作用于人体。某些量子理论家建议(康普顿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的精神是通过影响或选择某些量子跃迁而对人体起作用的。然后，象电子放大器一样作用的中枢神经系统放大这些量子跃迁：放大了的量子跃迁操纵继电器或总开关的格状物并最后影响肌肉收缩。①我认为，在康普顿的书中有些迹象表明，他不大喜欢这种特别的理论或模型，而且他用这个理论或模型只有一个目的：表明人类非决定论(甚至“自由”)和量子物理学不一定非矛盾不可。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对的，包括他不喜欢总开关理论在内。

    ① 康普顿相当仔细地讨论了这个理论，特别是在《人类自由》第37-65页。特别参见提及拉尔夫·利利上引书的地方，《人类自由》第50页，亦见《科学的人类意义》第47-54页。值得注意的是，康普顿在《人类自由》第63页以下的评论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53页，论我们行动的个体性以及为什么它允许我们避免我所说的第二种进退维谷的解释(它的第一种进退维谷是纯粹的决定论)，即我们的行动归国于纯机遇的可能性。

    ① 特别见《科学的人类意义》第viii页以下和第54页，这一节的最后陈述。

    因为这些总开关理论——无论是笛卡儿的理论，还是量子物理学家的放大器理论——都属于我所称的“小小婴儿理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几乎和小小婴儿一样不吸引人。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未婚母亲的故事，她辩护说：“但那只是很小的一个。”笛卡儿的辩护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的：“但那是这样微小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未延长的数学的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精神可以作用于人体。”

    量子理论家掌握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小小婴儿理论：“但是它只是用一个量子跃迁，而且只是在海森堡不确定性的范围内——这些不确定性确是很小的——精神才能对人体系统起作用。”我承认，就被指定的婴儿的大小而言，这里也许有一点进展。但是我还是不爱这个婴儿。

    因为无论总开关多么小，带有放大器的总开关模型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一切决定要么是仓促的决定(如上述第X节我所说的)，要么是由仓促决定组成的什么别的东西。我当然承认，放大器机制是生物系统的重要特征(因为由生物刺激产生或引起的反应能量通常大大超过激发刺激的能量②)；当然，我还认为，一定发生过仓促决定，但是这些仓促决定与康普顿所想的那种决定是显然不同的。它们几乎象反射一样，因而既不跟意义世界对我们行为发生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的情况一致，又不跟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一致(与“可塑性”控制的思想也不一致)。符合所有这一切的决定，通常几乎是在察觉不到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来的。这些决定是由一种成熟的过程作出的，总开关模型没有很好地表示出这个过程。

    ②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以至于我们很难描述任何典型的生物学过程，除非这个过程放出或激发储存能。反过来当然就不是这种情况，许多非生物学的过程都有同样的特点；虽然放大器和放出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上不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却是量子物理学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化学所特有的。(激发能量的辐射等于零是一种极个别的情况；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基本上绝热的——折进的某种无线电频率伴随着信号或刺激的极限放大。)这就是为什么象“原因等于结果”这样的公式(以及对笛卡儿相互作用论的传统批评)，早就不用的原因之一，尽管守恒定律继续有效。比较在以下xiv节中所讨论的语言的刺激或放出功能：亦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381页。

    通过思考这个考虑过程，可以为我们的新理论得出另一个提示。因为考虑总是通过试错而进行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尝试和消除错误的方法而进行的：通过尝试性地提供各种可能性和消除那些看来是不适当的可能性。这说明在新理论中可以使用某种尝试与消除错误的机制。

    下面概述一下我打算怎样着手进行。

    在概括地表述我的进化论之前，首先要表明在特定情况下，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即意义对行为的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的时候，进化论是怎样起作用的。

    这样解决了康普顿的问题之后，我将一般地表述一下这个理论。然后，我们将发现，它还包含——在产生新问题境况的新理论框架之内——对笛卡儿的经典身心问题的明确而几乎是平凡的回答。

    XIV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的若干评论来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即意义对行为的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

    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语言的确以某种方式超过了动物语言。

    我要应用并发展我的已故老师卡尔.比勒①的某些思想，用以区别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共有的两种功能和人类语言独有的两种功能，换句话说，两种低级功能和在低级功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种高级功能。

    ① 语言功能的理论归功于比勒(《儿童智力发展》，1919年版；1930年英文版，第55，56，57页，亦见《语言论》，1934年)。我在他的三个功能中加了一个功能，即辩论的功能(以及其他在这里不起作用的功能，例如劝告与说服的功能)，见例如我的论文“语言与身心问题”载于《猜想与反驳》，第295页，注⑦和原文(亦见第134页以下)。动物(尤其是蜜蜂)中存在某种描述性语言的过渡阶段不是不可能的。见冯·弗里斯的《蜜蜂：它们的视力、化学感官与语言》，1950年版；《舞蜂》，1955年版和M·林达尔的《群居蜜蜂的交流》，1961年版。

    语言的两种低的功能是：第一，语言象所有其他形式的行为一样，是由表征或表达组成的。它表征或表达发出语言信号的有机体的状态。根据比勒的观点，我把这种功能叫做语言的表征或表达功能。

    第二，为了产生语言或交流，不仅必需发出信号的有机体即“发话者”，而且也需要一个发生反应的有机体即“受话者”。第一个有机体即‘发话者”的征兆性的表达，释放、引起、刺激或激发第二个有机体的反应，这种反应与发话者行为相对应，从而把它变成信号。比勒把作用于受话者的语言功能叫做语言的释放功能或发信号功能。

    举例来说，一只鸟可能准备飞走，并且可能通过显示某些征兆而表达这一点。这些征兆可能对第二只鸟释放或激发某种反应，结果它也可能准备飞走。

    注意这两种功能，表达的功能和释放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没有第二种情况也可能发生第一种情况，反过来却不行。一只鸟通过它的行为可以表达出准备飞走而不影响另一只鸟。所以没有第二种功能也可以发生第一种功能。这就表明，尽管在用语言进行交流的任何实例中这两种功能总是一起发生，它们还是能够分开的。

    这两种低级功能，即一方面是表征的或表达的功能，另一方面是释放功能或发信号功能，对于动物语言和人类语言是共同的，当任何高级功能(这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时，这两种低级功能也总是存在的。

    因为人类语言丰富得多，它具有许多动物语言所没有的功能和方面，这些新功能中的两种即描述的功能和辩论的功能对于推论和理性的发展十分重要。

    作为描述功能的一个例子，我现在可以向你们叙述一下两天前我花园里的木兰花是怎样开花以及开始下雪时所发生的情况，从而我可以表达我的感觉，也释放出或激发你们的某种感觉。或许你们可能由于想到你们的木兰树而作出反应。这样这两种低级功能就会出现。除此之外，我要向你们叙述某些事实，我要作一些描述性的陈述，而我的这些陈述事实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每当讲话时，我不可能不表达我自己，如果你们听到我讲话，你们就很难不有所反应。所以低级功能总是存在的。描述功能则不必出现，因为，我可以对你们说话但不描述任何事实。例如，在表示或表达心神不安时——比如说，怀疑你们是否吃得消这么长的讲演——我就不必描述任何东西。然而，我们以理论或假说的形式表达的描述，包括对推测**态的描述，显然是人类语言极其重要的一种功能。而且正是这种功能才把人类语言和各种动物语言很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在蜜蜂语言中①似乎存在某种接近描述功能的东西)。当然，这是科学必不可少的一种功能。

    ① 比较弗里斯上引书和林达尔上引书。

    在概述中提到的四种功能中最后的和最高级的功能就是语言的辩论功能，在其发展的最高形式即训练有素的批判性讨论中，我们看到它的作用。

    语言的辩论功能不仅是我这里正在讨论的四种功能中最高级的一种功能，而且也是它们之中最后发展出来的一个功能。它的进化与辩论的、批判的和理性的态度的进化密切相关。因为这种态度导致了科学的进化，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辩论功能创造了也许是有机进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最强有力的生物适应的工具。

    象其他功能一样，批判性辩论的艺术通过尝试和排错的方法而发展了，并且它对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形式逻辑本身可以描述为“批判性辩论的推理法”①。)象语言的描述性用法一样，辩论性用法导致了控制的观念标准或“调节性观念”(使用康德的一个术语)的进化；语言的描述性用法的主要调节性观念是真理(与谬误相区别)，而在批判性讨论中语言的辩论性用法的调节性观念是有效性(与无效性相区别)。

    ① 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章，尤其是第64页关于形式逻辑是“合理性批判的工具”的评论，亦见第8到11章和第15章。

    辩论通常是赞成或反对某种命题或描述性陈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四种功能——辩论功能——一定要在描述功能之后出现的缘故。甚至如果我在委员会中争辩说，大学不应批准某项开支，因为我们支付不起，或因为把这笔钱用到别处会更为有益。这时，我作辩论不仅是赞成或反对一个建议，而且也是赞成和反对某种命题。比如说，赞成这个命题：提出的开支是无益的，反对那个命题：提出的开支是有益处的。所以辩论，甚至关于建议的辩论，通常和命题有关，而且经常与描述性命题有关。

    然而，语言的辩论性用法所以能够和描述性用法清楚地区别开来，只是因为我可以描述而无需辩论，也就是说，我可以描述而无需提出赞成或反对我的描述的真实性的理由。

    我们对语言的四种功能——表达的、发信号的、描述的和辩论的功能——的分析，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虽然必须承认，每当高级功能存在时，两种低级功能即表达功能和发信号功能总是存在的，我们仍然必须区别高级功能与低级功能。

    然而，许多行为主义者和许多哲学家忽略了高级功能，这显然是因为无论高级功能是否存在，低级功能总是存在的。

    XV

    除了同人类以及人类理性一起演进、一起出现的语言新功能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几乎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区别，即器官的进化和工具或机器的发展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要归功于《埃瑞璜》(1872年版)的作者，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塞缪尔.伯特勒。

    动物的进化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通过器官(或行为)的改变或新器官(或行为)的出现来进行。人类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发展人体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来进行，生物学家称之为“外体地”或“人身外地”进行。这些新器官是工具、武器、机器或房子。

    在动物中当然可以发现外体发展的原始开端。构筑兽穴，窝或巢就是一种早期成就。我还可以提醒你，海狸建造了非常精巧的堤坝。不过人类发明眼镜、显微镜、望远镜，电话和助听器，来代替更好的眼睛和耳朵。他发明跑得越来越快的摩托车，来代替跑得越来越快的腿。

    然而，这种人身外的或外体的进化在这里使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发明纸、钢笔、铅笔、打字机、录音机、印刷品和图书馆来代替发展得更好的记忆和大脑。

    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它的描述功能和辩论功能——增添了可说是新的方面的东西。(主要用于支持辩论能力的)最新的发展就是计算机的发展。

    XVI

    高级的功能和方面与低级的功能和方面的关系怎样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高级功能不代替低级功能，但是高级功能建立一种对低级功能的可塑性控制，一种带有反馈的控制。

    以科学会议上的讨论为例，这种讨论可能是激动人心和令人快乐的，从而引起对如此心情的麦达和表征。而这些表达反过来就可能在其他与会者身上释放出类似的表征。然而，毫无疑问，达到某一点为止，这些麦征和放出的信号是由于讨论的科学内容引起的，并受到它的控制。由于这具有描述的和辩论的性质，所以低级功能将被高级功能所控制。此外，虽然逗人乐的笑话和愉快的微笑可能使低级功能暂时起作用，但是从长远看来，重要的是良好的辩论——有效的辩论——和它所确立或反驳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的讨论是由真理和有效性这些调节性观念可塑地控制的。

    所有这一切都由于发现与发展了印刷与出版这些新的方面而加强了，尤其是在这新的方面被用于印刷和出版科学理论，假说以及批判讨论这些理论与假说的论文时，更是如此。

    这里我无法公平地评判批判性辩论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我已经相当广泛详尽地①论述过的题目，因此，在这里我不再提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下，批判性辩论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是排除错误的手段，是选择的手段。我们解决问题是通过试探地提出各种竞争性理论和假说(可以说就象试探气球)，而且为了排错，使这些理论和假说受到批判性讨论和经验性检验。

    ① 参见上一个注和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特别是第24章及第U卷附录(1962年第4版)：以及《猜想与反驳》，特别是前言和导论。

    因此，我试图描述的语言高级功能的进化，可描绘为解决问题的新手段的进化，通过新的尝试，通过新的排错方法，也就是说，通过新的控制尝试的方法而解决问题。

    XVII

    现在可以提出我对第一个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对意义影响行为这个康普顿问题的解决办法。它是这样的：

    高级水平的语言已经在对两个东西进行更好的控制这一要求的压力下发展了起来：即更好地控制低级水平的语言和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这种控制不仅通过发展新的工具，而且也通过发展例如新的科学理论和新的选择标准来实现。

    就在发展高级功能时，我们的语言也发展了其抽象的意义和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懂得怎样对一个理论各种样式的表述或表达进行抽象，以及怎样注意理论的不变的内容或意义(理论的真理性依赖于此)。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理论和其它描述性陈述，而且对建议，目的或受到批判性讨论的无论什么别的东西同样适用。

    我所说的“康普顿问题”，乃是解释和理解各种意义的控制力的问题，这些意义乃我们的理论、宗旨或目的等等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和讨论之后可能采纳的宗旨和目的。但是现在这已不再是问题了。它们对我们影响的力量是这些内容和意义的组成部分。因为内容和意义的部分功能是要进行控制。

    康普顿问题的这种解决符合康普顿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通过我们的理论和目的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动进行的控制是可塑性控制。我们不是被迫使自己受理论的控制，因为我们能够批判地讨论它们，而且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理论缺乏我们的调节性标准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加以拒绝。因此，这种控制决不是单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理论控制我们，而是我们也可以控制我们的理论(甚至我们的标准)：这里有一种反馈现象。如果我们服从于我们的理论，我们是经过考虑之后自由地服从的。即在对可供选择的对象进行批判的讨论之后，根据这个批判性讨论，在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之后才这样做的。

    我捉出这一点作为我对康普顿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在着手解决笛卡儿问题之前，我现在简单地概述一下我的解决办法中已含蓄地使用了的更一般的进化理论。

    XVIII

    我为提出我的一般理论作了许多解释。我花了很长时间对它作充分考虑，以使自己搞清楚。但是，我还觉得很不满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一个进化的理论，恐怕我除了重新强调几处之外，对现在的进化理论增添不了多少东西。

    我不得不这样自白，这是很惭愧的。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蔑视进化哲学的话。二十二年前，卡农。查尔斯.E.雷文在他的《科学，宗教与未来》一书中，把达尔文论战描述为“维多利亚茶杯中的风暴”，当时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批评他①太注意“从茶杯里冒出来的蒸气”，我的意思是指进化哲学的夸夸其谈(尤其是那些告诉我们有无情的进化定律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茶杯竟变成我的茶杯了，②而且由于它我不得不低头谢罪。

    ① 比较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6页，注1。

    ② 意指进化论成了波普尔感兴趣的东西了。——译者

    且莫说进化哲学，进化理论的困境是它的同语反复，或几乎是同语反复的这个特点。困难在于，虽然达尔文主义和自然选择极端重要，但它们都用“适者生存”(赫伯特·斯宾塞的一个术语)来解释进化。然而，断言“生存者即最适应者”和同语反复“生存者即生存者”两者之间看来即使有差别也是不大的。因为恐怕除了实际生存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判断适应性的标准。所以我们从某些有机体幸存下来这一事实作出结论说，他们是最适应者，或者说是最适应生活条件的有机体。

    这就表明，达尔文主义(连同其所有的优点)决不是完善的理论。迫切需要作一种重述以使它稍微明确一些。我打算在这里所概述的进化理论，就是试图作这样的重述。

    可以说，我的理论是试图把我们在分析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时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整个进化上去，它包括某种作为可塑性控制的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进化观点，和作为体现一一或就人类而言包括外体演进——这种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某种有机体观点。它采取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但它是重述了的，因为它指出它的“变异”可以被解释为多少是偶然的试错策略，而且“自然选择”可以被解释为通过排错来控制变异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将以十二个简短论题来表述这个理论。

    (1)所有的有机体昼夜不断地从事于解决问题。所有那些有机体的进化序列(表示生物分类的门)也是这样，它从最原始的形式开始，现在活着的有机体是其最新的一代。

    (2)这些问题是客观意义上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可根据事后的认识加以重建(对此后面我要多说几句)。在这个意义上，客观问题不需要与其对立的有意识的问题，而凡是有其有意识的对立物的地方，有意识的问题不必和客观问题相符合。

    (3)解决问题总是通过试错法来进行：新的反应、新的形式、新的器官、新的行为方式，新的假设，都是试探性地提出来，并受排错法的控制。

    (4)排错或者可以通过完全排除不成功的形式(通过自然选择除去不成功的形式)，或是通过控制的(试探性)进化即变更或抑制不成功的器官、形式、行为或假说等来进行。

    (5)可以说，单个有机体嵌进①人体，在这个门的进化期间，控制得到发展——正如有机体在其个体发育中部分地重演它的系统进化。

    ① “嵌进”(不过不是我归功于艾伦·马斯格雷夫的术语)的思想，或许可以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959年版，第VI章中找到(我引自《良友》丛书版，第18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每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都经历了许多变化，而……每一个改变了的结构往往是遗传的，因此，每一次改变不会……完全不留痕迹，因而[有机体的]每一部分的结构……是许多遗传变化的总和，物种经历了这种变化……”亦见E·鲍德温，载《生物化学的前景》，第99页以下，以及那里所引的文献。

    (6)单个有机体是它所属的有机体进化序列(它的门)的最前端：它本身就是一个试探性的解决办法，探索新环境的小生境，选择环境并改变环境。因此，它和门是有关的，几乎完全象个别有机体的动作(行为)和这个有机体有关一样。个别有机体和它的行为两者都是尝试，而尝试可以通过排错排除掉。

    (7)用“P”表示问题，用“TS”表示试探性解决办法，用“EE"表示排错，我们可以把事物的基本进化序列描述如下：

    P——>TS——>EE——>P

    但是这个序列不是循环的，一般地说，后一个问题不同于前一个问题。它是已产生的新境况的结果，这部分地由于已试验过的试探性解决办法，以及控制这些解决办法的排错。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上图式要重写为：

    P1——>TS——>EE——>P2

    (8)但甚至在这个形式中，仍然丢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探性解决办法的多样性，尝试的多样性。因此，我们最后的图式变成了这样：

    (9)就这个形式来说，我们的图式可以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图式相比。按照新达尔文主义，主要有一个问题：生存问题。如在我们的系统中一样，它有多种多样试探性解决办法——变种或变异。但是只有一种排错方法——消除有机体。而且(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P1和P2有本质上不同这一事实被忽略了，或者其重要性没有被清楚地认识到。

    (10)在我们的系统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生存问题。有许多非常特殊的问题和次级问题(虽然最早的问题可能完全是生存问题)。例如，一个早期的问题P1可能重现。它的解决可能导致一个新问题P2：断绝还是延续后代的问题，这里子代不仅妨碍亲代的发展而且使子代彼此之间的发展受到威胁。①

    ① 新的问题境况的出现可描述为有机体“生态学的小生境”或有意义的环境的一个变化或演变。(它或许可以称为“习惯选择”：比较卢兹的文章，《进化，1948年第2期，第29页以下。》有机体或它的习惯或它的栖息地的任何变化产生出新问题，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个(往往是尝试性的)解决办法的难以置信的价值。

    也许指出以下这一点是有益的，即避免亲代的发展受子代阻碍的问题可能是由多细胞有机体的进化解决了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人不是断绝后代，而是建立起共同的经济，用各种新方法生活在一起。

    (11)这里提出的理论把P1和P2加以区别，而且这种理论表明，有机体试图对付的问题(或问题境况)时常是新的，并且是作为进化的产物而出现的。从而这个理论对通常有点含糊的名称即所谓“创造进化”或“突现进化”②含蓄地作了理性的叙述。

    ② 参考康普顿关于“突现进化”的意见。

    (12)我们的图式考虑到排错控制(象眼睛一样的警报器官；反馈机制)的发展，就是说能排除错误而不消灭有机体的控制；而且最后使我们的假设代替我们灭亡成为可能。

    XIX

    每个有机体可以看作是可塑性控制的等级系统——作为由云所控制的云系统。受控的子系统作试错运动，这种运动部分地受控制系统的阻止，部分地受控制系统的限制。

    我们在语言的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关系中已经遇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低级功能继续存在并起着它的作用，但是它们受到高级功能的约束和控制。

    另一个特别的例子是这样。如果我安静地站着不动，那么(按照生理学家的看法)，我的肌肉仍不停地工作着，以几乎是任意的样式收缩和放松着[见前一节第(8)个论题中的TS1到TSn]，但是我没有觉察到这是由排错(EE)控制着的，每次我的姿势稍有不同，几乎立刻就被纠正过来。所以，我用多少象一台自动驾驶仪保持飞机稳定飞行的同样方法，保持安静地站着。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前一节第(1)个论题——每个有机体一直在通过试错解决问题，它通过多少有点偶然的①或似云的尝试，对新老问题作出反应，如果不成功的话，这些尝试就被排除掉。(如果成功的话，它们就增加了变异生存的概率。这些变异“看上去象是”这样取得的解决办法，通过把它并入新有机体的空间结构或形式中去，有助于使该解决办法代代相传。②)

    ①

    尝试与排除错误的方法所运用的并非完全随机的或任意的尝试(象有时提出的那样)，虽然这些尝试看起来可能是很随便的。至少必须有一个“后效应”(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62页以下的意义上)。因为有机体经常从它的错误中学习，也就是说有机体建立了压制或消除或至少减少某些可能尝试的频率的控制(这些尝试在其演化的过去或许是实际的尝试)。

    ② 现在有时叫“鲍德温效应”：例如见G，G·辛普森“鲍德温效应”，载《进化》，1953年第7期，第110页以下：和C.H.沃丁顿，同卷，第118页以下(特别是参见第124页)和第386页以下。亦见J.M.鲍德温的《发展与进化》，1920年版，第174页以下相H.S.詹宁斯的《低级有机体的行为》，1906年版，第321页以下。

    XX

    这是这个理论的简要提纲。这个理论当然还需要加以详尽阐述。但是有一点我想稍为充分地解释一下：[在XVIII节第(1)到第(3)个论题中]我对术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运用，特别是我的主张，我们可以在客观的或非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谈论问题。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进化显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许多生物学家说，某些器官的进化解决了某些问题，例如，眼睛的进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即在运动着的动物没撞到硬东西之前，眼睛就及时地发出警报让它改变方向。没有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是有意识地找到的。那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难道不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吗?

    我不这么看。相反，情况倒是这样：当我们谈到问题时，那往往是从事后的认识来谈的。正在处理问题的人几乎说不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除非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即使他能解释他的问题，他也可能把问题弄错了。这一点对科学家来说也是适用的，虽然科学家属于那些有意识地试图充分认识他们的问题的少数人。例如开普勒意识到的问题是去发现世界的和谐秩序，但是我们可以说他解决了的问题是对一组两体行星系的运动作数字描述。同样，薛定谔误解了他用(不受时间影响的)薛定谔方程去解决的问题：他以为他的波是电荷变换连续场的电荷密度波。后来马克斯·玻思对薛定谔波幅作了统计诠释。这个解释使薛定谔吃惊，并且使他在有生之年中一直不喜欢这个解释。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凭借事后的认识才知道这一点。

    可是很显然，正是在科学上，我们才最为意识到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事后的认识以及说阿米巴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不必假定阿米巴在任何意义上意识到了其问题)并无不当：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

    XXI

    但是康普顿告诉我们，阿米巴的行动不是理性的：①而我们可假定爱因斯坦的行动是理性的。因此，终究还是有些差别。

    ① 参见《人类自由》第91页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73页。

    我承认是有差别的，即使他们的几乎是任意的或似云的试错运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②他们对待谬误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爱因斯坦不象阿米巴，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时，他总是有意识地尽力找出其中的毛病、发现其中的谬误；他批判地探讨他自己的解决办法。

    ② 比较H.S.詹宁斯，上引书第334页以下。K.Z.洛伦兹的《所罗门国王的戒指》(1952年，第37页以下)描述了一个关于解决问题的鱼的美妙例子。

    我认为，对自己的想法采取有意识的批判态度，的确是爱因斯坦的方法和阿米巴的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如果某个假设看来能经受住比较认真的批判，爱因斯坦就在更仔细地检查这个或那个假设之前，很快地放弃掉上百个不合适的假设。

    正如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最近所说：“我们的全部问题是尽快地犯错误”。③惠勒的这一问题是通过有意识地采取批判态度而解决的。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理性态度或理性的最高形式，科学家的试错是由假设组成的。他用语词并时常用文字表达假设。然后他通过批判，实验检验，并在那些能发现其中缺点并为此而高兴的科学家同伴的帮助下，努力发现任何一个假设的缺陷。如果这一假设不能至少象它的竞争者那样经受住这些批判和这些试验，①它就要被排除掉。

    ③ 惠勒的文章，载《美国科学家》1956年，第44期，第360页。

    ①

    我们只能选择许多竞争性假设中“最好的”——按照致力于追求真理的批判性讨论来看是“最好的”假设——意味着我们选择按照讨论来看“最接近真理”的理论：参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0章，亦见《人类自由》第Vii页，特别是第74页(关于能量守恒原理)。

    这是不同于原始人和阿米巴的。这里没有批判态度，因而经常发生的只是，自然选择通过消灭承认或相信错误的假设或期望的那些有机体来排除该假设或期望。因此，我们可以说，批判的或理性的方法在于排除我们的假设以代替我们去死亡：这是外体进化的一个情况。

    XXII

    这里，我也许可以转而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最后我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却是使我一直感到很伤脑筋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能够表明可塑性控制存在吗?自然界有没有可以作为可塑性控制的事例或者物理模型的无机物理系统?

    看来，许多象笛卡儿或康普顿那样操作总开关模型的物理学家，以及许多象休谟和石里克那样否认完全的决定论和纯机遇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物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作了含蓄的否定回答。无可否认，近来控制论学者和计算机工程师已经很成功地构造了由硬件制成但掺合了高度可塑性控制的计算机，例如，带有似随机尝试的内部机制的计算机，通过反馈经由自动操纵或引导装置进行检查或计算，如有差错就加以排除的计算机。这些系统虽然包括有我所谓的可塑性控制，但是基本上是由总开关的复杂继电器组成的。然而我在寻求的是皮尔斯非决定论的简单物理模型；一种类似热运动中非常阴沉的云的纯物理系统受某些别的阴沉的云所控制——虽然是受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阴沉的云所控制。

    如果我们回到原来关于云和钟的排列问题上，云在左边而钟在右边，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找的是中间物，如有机体，或一大群昆虫，但不是活的：可以说是可塑性控制和“软”控制的纯物理系统。

    让我们假定，受控的云是气体，那么，可以把很快就要扩散因而不再构成一个物理系统的不受控制的气体放在最左边，把充满气体的铁气罐放在最右边，这就是我们的“硬”控制，即“不可变动的”控制的例子。在中间但远靠左边的地方是许多多少有点“软”的控制系统，例如我们的一群小昆虫和巨大的粒子球体，诸如由地心引力使之保持在一起的气体，象太阳似的东西。(如果控制很不完善，而且许多粒子逃脱的话，我们也不在乎。)或许可以认为行星在其运动中是受不可变动的控制的，当然这是比较而言，因为甚至行星系也是云，而且所有的银河、星团以及星团的星团都是这样。但是，除了有机系统和那些巨大的粒子系统以外，还有没有任何“软”控制的小物理系统呢?

    我想是有的。我建议把小孩的气球或许更好一点是把肥皂泡放在我们的图表中间，事实上，这本是非常原始的，并且在许多方面是皮尔斯系统和“软”的可塑性控制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或模型。

    肥皂泡是由两个子系统组成的。这两个子系统都是云，而且它们相互控制着：如果没有空气，肥皂薄膜就会破灭，而我们只会剩有一滴肥皂水。如果没有肥皂薄膜，空气就是不受控制的，就会扩散，不再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因此，控制是相互的，它是可塑的并且具有反馈特征。然而，区别受控系统(空气)和控制系统(薄膜)是可能的：被封闭的空气不仅比封闭的薄膜更近于云，而且如果除去薄膜，它就不再是(自身相互作用的)物理系统。与此相反，除去空气之后，薄膜就会成为水滴，虽然具有不同形态，还是可说成物理系统。

    肥皂泡和精确的钟或计算机那样的“硬件”系统比较起来，(按照皮尔斯的观点)我们当然会说，甚至这些硬件系统也是被云控制的云。但是建造这些“硬件”系统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使分子热运动和变动的云一样的作用减到最小程度：虽然他们是云，但是控制机制的设计是用来尽可能地抑制或抵偿所有云一样的作用。这也适合于带有模拟似随机的试错装置的计算机。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肥皂泡是不同的，看起来更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分子效应并未消除掉，但基本上有助于这个系统的作用，这个系统被一个外层即一个可渗透壁①所封闭，这个可渗透壁使该系统“开放”，并能够以可说是建成它的“组织”的方式对环境影响作出“反应”。肥皂泡被热射线打击时吸热(很象一间温室)，因而被封闭的空气就会膨胀，使肥皂泡漂浮起来。

    ① 可渗透的壁或薄膜似乎是所有生物系统的特征。(这可能与生物个体化观象有关。)关于薄膜和气泡都是原始有机体这个思想的前史，参见C·H·卡恩的《阿那克西曼德》，1960年，第111页以下。

    然而，如对相似或类似的一切用法一样，我们应该注意限度；这里，我们可以指出，至少在某些有机体内，分子变动是在明显地扩大，从而被用于释放试错运动。无论如何，放大器看来在所有有机体内都起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有机体和某些计算机及其总开关，串联的放大器和继电器相类似)。然而，在肥皂泡里没有放大器。

    无论怎样，我们的肥皂泡表明，自然的云样物理系统的确存在。而这些系统受到其它云样系统的可塑性控制和软控制。(顺便说一下，肥皂泡的薄膜尽管也必须包含大的分子，但当然不必从有机物质中派生出来。)

    XXIII

    这里提出的进化理论直接解决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经典的笛卡儿身心问题。它是通过说明精神或意识的进化，并从而说明精神或意识的功能(不说明“精神”或“意识”是什么)而得以解决的。

    我们必须假定意识是从很小的来源发展起来的，它的最初形式大概是一种模糊的刺激感觉，当有机体有问题要解决，例如要摆脱刺激性物质时所体验的那种感觉。无论如何，当意识开始预期可能的反应方式(可能的试错运动)及其可能的结果时，意识就表现了进化的意义和增加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说，意识状态或意识状态的结果可以起控制系统、排错系统的作用；通常是排除(刚出现的)行为，即(刚出现的)运动。从这个观点看来，意识只是作为许多相互作用的控制中的一种而出现的。如果我们记得例如书中编入的控制系统即理论、定律系统以及构成“意义世界”的一切，那么意识就很难被称为最高等级的控制系统。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这些外体的语言系统所控制，即使这些外体语言系统被认为是由意识产生的，我们可以推测，意识又是由物质状态产生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物理状态。正如法律制度或社会制度是我们制定而又控制着我们，绝不和我们“同一”或“平行”却和我们相互作用一样，意识状态(“精神”)控制着身体并与它相互作用。

    因此，有一整套类似关系。正如我们外体的意义世界和意识相关一样，意识和正在采取行动的单个有机体的行为相关。而单个有机体的行为，同样和它的身体相关，和被看作生理系统的单个有机体相关。后者同样和有机体的进化序列即生物学上的门相关，可以说，单个有机体构成了门的最新的前端：正如单个有机体由门作为实验上的探测物而产生，却又基本上控制了这个门的命运，同样，有机体的行为是由生理系统作为实验上的探测物而产生的，却基本上控制了这个系统的命运。我们的意识状态同样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意识状态预期我们的行为，通过试错估计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意识状态不仅控制，而且深思熟虑地试验。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对笛卡儿问题的一个几乎毫不足奇的答案。这个理论没有说明“精神”是什么，而是直接引出结论，即我们的精神状态控制着我们的(一些)物理运动，并且在精神活动和有机体的其他功能之间存在有某种平等交换，某种反馈，有某种相互作用。①

    ①

    正如几个地方暗示的那样，我猜测，接受精神状态和物理状态的“相互作用”，对笛卡儿问题提供了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我认为，我们很有理由假设，存在有精神状态或意识状态(例如在梦中)，在其中自我(或人的时空位置和个性)的意识很弱或不存在，因此，看来有理由假设，完全的自我意识是后来的发展，并且以如下方式表达身心问题是错误的，即把意识的这种形式(或有意识的”意志”)看作是唯一的形式。

    这种控制又是具有“可塑性”的那一种，事实上，我们大家——尤其是那些弹奏钢琴或提琴之类乐器的人——都知道身体并不总是做我们要它做的事情；都知道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目的，要把我们的控制的限度考虑进去；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是自由的，总还是有些条件——物理的或其他方面的条件——限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当然，在作出让步之前，我们有试图超越这些限制的自由。)

    因此，象笛卡儿一样，我建议采用二元论的观点，虽然我推荐的当然不是两种相互作用的实体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区别两种相互作用的状态(或事件)，区别生理化学状态与精神状态，是有益的，也是合理的。此外，我认为，如果只区别这两种状态，那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是太狭窄了；无论如何，我们还应该区别那些作为有机体的产物的人工制品，尤其是我们的精神产物，后者能和我们的精神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和我们的物理环境的状态发生相互作用。虽然这些制品往往“不过是物质碎片”，也许“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就动物水平来说，它们有时竟是完美的艺术品；在人类水平上，我们精神的产物时常是大大超过了“物质碎片”——比如说打上记号的纸片，因为这些纸片可以表示讨论的状态，知识增长的状态，这些状态可以超越(有时带有严重的后果)大部分甚至所有有助于产生这些状态的心智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不仅是二元论者，而且是多元论者；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物理世界(经常无意)造成的巨大变化表明，抽象规则和抽象观念可以移山，其中有一些规则和观念或许只部分地为人类心智所掌握。

    XXIV

    事后想起来，我要补充最后一点。

    由于自然选择，进化只能导致所谓“功利主义的”结果，导致有利于我们生存的适应性，这种看法是个错误。

    正如在可塑性控制系统中控制的和受控的子系统相互作用一样，我们的试探性解决办法也和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目的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目的能够改变，而选择目的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不同的目的可以竞争，新的目的可以由尝试和排错方法所创造和控制。

    无可否认，如果新的目的与生存的目的相抵触，那么这个新目的就被自然选择所排除了。众所周知，许多变异是致命的，因而是自取灭亡的，而且关于自取灭亡的目的有许多例子。另一些例子对于生存而言或许是中立的。

    起初对于生存而言是次要的许多目的，后来可以变成自主的，甚至与生存相对立；例如，靠大胆出入头地的野心，攀登埃非尔士峰①、发现新大陆或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野心；或发现某种新真理的志向。

    ① 埃非尔士峰即我国的珠穆朗玛峰。一译者

    其他目的可能一开始就是自主的东西，而与生存的目的无关。艺术家的目的或者某些宗教的目的也许是属于这一种，对那些珍视这些目的的人来说，这些目的可以变得比生存还重要得多。

    所有这一切是生命的过剩部分，尝试和排错的方法所依赖的几乎过于丰富的试错。①

    ① 比较例如我的《猜想与反驳》，特别是第312页。

    看到艺术家象科学家一样，实际上使用这个试错法，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画家可以试探地上一点色彩，后退几步看一看，对它的效果作一次批判性评价，②以便加以修改，如果尚未解决他要想解决的问题的话。他的尝试性试验(上点颜色或刷上一笔)可能发生意外的或偶然的效果，可以改变他的问题，或造成一个新的副问题，或者一个新的目的：艺术目的和艺术标准的进化(象逻辑规则一样，这种进化变为外体的控制系统)，这种进化也是通过试错法进行的。

    ② 例如见恩斯特·H·冈布里奇：《木马的沉思》，1963年版，尤见第10页；以及同一作者的《艺术与错觉》，1960年、1962年版(见“试错”条)，比较本页注③。

    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暂时回到物理决定论的问题上，回到我们耳聋的物理学家的例子上。这位物理学家从未听过音乐，但是他能“谱出”莫扎特的歌剧乐谱或贝多芬的交响曲，仅仅通过研究莫扎特或贝多芬的身体以及他们所处的作为物理系统的环境，并预测出他们的笔在五线谱上画黑色音符的地方。我想把这些描绘为不可接受的物理决定论的后果。莫扎特和贝多芬部分地是受控于他们的“鉴赏力”，他们对音乐评价的系统。然而这个系统不是铸铁一块而是可塑的。它对新思想有所反应，并可能被新的试错所改变，甚至可能被一个偶然的错误，一个非故意的不和谐音所改变。③

    ③ 关于科学产品与艺术作品的类同，见《人类自由》，前言，第vii-viii页，和在《人类自由》中的评论，第74页：还有E·马赫的《热学》，1896年，第440-441页，他写道：“艺术的历史……教育我们怎样把偶然产生的形象用于艺术创作。达芬奇劝告艺术家去注意云的形状和肮脏的、烟熏黑的墙上的斑纹，这些可能向他提供适于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情的观念……。另外，音乐家有时可能从随意的声音中得到新的观念；我们有时也可能从一个著名的作曲家那里听到，他由于弹钢琴时偶然地按错键而发现了调子优美和谐而有价值的主题。”

    在结束的时候，让我概括一下。

    我们已经看到，把世界看作是封闭的物理系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论是严格决定论的系统，还是无论怎样都不是严格决定的而仅仅是随机的系统。因为根据这样的世界观，人类的创造性和人类的自由只能是幻想。企图利用量子论的不确定性也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导致机遇而不是自由，导致仓促的决定，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因此，我在这里提供了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根据这种看法，物理世界是个开放系统。这同把生命的进化看作尝试和排错过程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使我们合理地理解(尽管还很不充分)生物学上新奇事物的出现以及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人类自由。

    我力图概述一个进化理论，这一理论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问题并提出对康普顿问题和笛卡儿问题的解决办法。恐怕这个理论太单调同时又太费解了；而且虽然我认为可以从这个理论中推导出可检验的结果，我决不认为我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方法。不过我觉得康普顿可能会说，尽管这种方法有缺点，但是对他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回答，并且是可能导致进一步进展的回答。

    这是1965年4月21日在华盛顿大学作的亚瑟·霍利·康普顿第二次纪念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