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德尔班

    在历史批判的故乡德国，到了19世纪末，对历史理论、而特别是对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此后日益增长。“自然”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各有其自己的特征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观念是属于德国从她伟大的哲学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继承下来的传家宝。19世纪的哲学家们常常重复这种区别作为是一种老生常谈，它从手到口流传得太多了，以至于它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之中竟致被磨平了。例如，洛采①在他1856年出版的《微观世界》中论断，“自然”是必然的王国，而“历史”是自由的王国；这是后康德派唯心主义的回声，它在洛采那里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就像他那部书中关于历史学的含糊而空洞的章节所太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洛采从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特别是从康德那里，继承了人具有两重性的观念；他的早期训练是一位生理学家，他坚持说人体只不过是一堆机械结构，但同时他又认为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因此，人作为一个躯体就栖居于自然世界，但作为精神就栖居于历史世界。然而洛采并没有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者所做过的那样，他留下了整个的问题悬而未决，而且他从来一点也没有试图去思考它。他的著作反映了模糊而感情含混的特征，这在德国是随着唯心主义学派的解体而来的。其他德国作家们使用了其他的公式来表示这种同样为人熟知的对立项的特点。著名的历史学家德罗伊曾①在他的《史学大纲》（1858年，耶拿）中曾把自然定义为“有”（being）的共存（DasNebeneinanderdesSeienden），把历史定义为“变”的相续（DasNachelnanderdesGewordenen）；这纯粹是修辞学上的对立，它所可能具有的任何可取之处都是由于忽视了如下的这一事实，即在自然世界中也有以确定的顺序——相续的事件和过程，而在历史世界中也有些事物，如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共存的，而它们的共存乃是历史学思想的问题。这些公式之浅薄，表明了人们只是预先假设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差别，而并不想要理解它。

    ①洛采（1817—1881），德国哲学家。——译者

    ①德罗伊曾（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第一次真正想要理解它的尝试，是随着19世纪末新康德学派的出现而到来的。它出自这一学派的普遍原则，即要理解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不同，人们就必须从主观方面探讨这种区别；那就是，我们必须区别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思考的方式。有名的哲学史家文德尔班于1894年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校长就职演说②中，就是从这一观点来探讨这个课题的，因此它马上就出了名。在这里，他提出历史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各有其自己的方法。

    ②《历史学与自然科学》Praludien重印本，第二卷（第五版，图宾根，1913年）第136—160页。

    他解释说，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他夸张地为这种差别取了个名字，说是有两种科学（Wissenschaft）：即规范（nornothetic）科学，那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这个名词，和描述（idiographic）科学，那就是历史学。作为对一般事物的知识的科学和作为对个别事物的知识的历史学之间的这种差别，其本身并没有很大价值。它作为对表面不同的一种陈述，甚至于是不精确的；因为“这是一个伤寒病例”这一判断并不是历史学而是科学，虽说它是对个别事实的描述，而“所有3世纪的罗马银币都贬了值”这一陈述却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虽说它是一种概括。当然，还有一种意义是可以辩护文德尔班的区分而反对这种批评的：有关3世纪铸币的概括确实是关于一件个别事实的叙述，即罗马帝国后期的金融政策；而这种病是伤寒的诊断，倒不那么是一个个别判断，而更加是把某一事实归之于一个一般的公式之下。这样的科学家的职务并不是诊断一个特殊病案的伤寒，（虽然这种附带的方式也是他的业务），除非是以其一般性质在规定它；而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职务则是要探索个别历史事件的个别特征，而不是要构造各种概括，虽然那也作为一种从属的特征而属于他的工作之内。但是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必须承认，总结规律和描述个体并不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思想形式，在这二者之间整个实在的领域可以被一项友好的协定所瓜分，正像文德尔班所认为的那样。

    文德尔班在他讨论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一种主张，要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受到干挠；这代表着历史学家们要脱离在自然科学束缚之下的文明总体的那种分裂主义运动。但是文德尔班却不能告诉我们，这种工作是什么，能够或者应该做这种工作的方式又是什么。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当他谈到“描述科学”时，他就在蕴涵着有关个体的科学的（即理性的或非经验的）知识是可能存在的；尽管在如此一位博学的思想史家的身上看来似乎奇怪，但是他竟没有认识到欧洲哲学从早期希腊到他自己当时的整个传统都异口同声宣称这种知识是不可能的：个体，作为一种流驶的和转瞬即逝的存在，只能是在它出现时被知觉或被经验，而决不可能成为稳定的并按逻辑构造的那种叫做科学知识的东西的对象。这一点叔本华已经提得非常清楚了①：

    ①《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二卷，1859年；第3版，第499—509页。《论历史》。

    历史学缺少科学的基本特征，亦即对意识对象进行从属作用；它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对它所记录的事实进行简单的协调作用。因此，历史学中就没有像在其它科学中所有的那种体系。科学是认识作用的体系，所以总是谈论着种类；而历史学则总是谈论个体。因此，历史学就是一门关于个体的科学，这就蕴涵着一种自相矛盾。

    对于这种自相矛盾，文德尔班表现得出奇地盲目，尤其是当他向他现代的同胞们推荐用新的和更好的Kulturwissenschaft即文化科学一词来代替旧式的“历史”Geschichte一词时。实际上，使用这个名词所带来的唯一变化就在于它与自然科学的名称在言语上是相似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采用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使人们忘记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有多么深的不同，并由于把历史学同化于科学的一般类型而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忽略了其间的差别。

    就文德尔班毕竟论述了如何可能有一种关于个体的科学这个问题而言，他的回答是说，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由价值判断——也就是，对它所研究的那些行动的精神价值的看法——组成的。因此，历史学家的思想乃是伦理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却是以说它不是一门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如何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这个问题。在他的《哲学概论》①一书中，文德尔班把全部的题材分成为两部分：知识理论和价值理论，而历史学则归入第二部分。这样，历史学就以全盘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而告结束，而留下给我们的结论便是，历史学家对个体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了解它或思考它，而是以某种方式来直观它的价值；这种活动大体上有似于一个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历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却又一次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思考。

    ①英译本，伦敦，1921年。

    二 李凯尔特

    和文德尔班的思想紧密相连系着但更加有系统得多的是李凯尔特②的思想，他的第一部论述这个题目的著作于1896年在弗赖堡出版。李凯尔特实际上坚持认为文德尔班确实是陈述了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两种区别而不是一种。第一种是一般化与个体化思想之间的区别；第二种是价值判断与非价值判断思想之间的区别。他组合这两种而得出科学的四种类型：1）非价值判断的和一般化的，或纯粹自然科学；2）非价值判断的和个体化的，或半历史性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进化生物学等等；3）价值判断的和一般化的，或半科学性的历史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法理学，等等；4）价值判断的和个体化的，或严格的历史学。此外，他看出了文德尔班企图把实在分成为自然和历史两个互相排斥的领域是无法辩解的。自然如它实际上所存在的那样，并不包括规律在内；它正像历史一样，只包括个体的事实。因而李凯尔特达到了一个公式：实在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就是历史。自然科学是一个由人类的理智所建立起来的概括和公式的网络：归根到底是一个随意的理智构造而并不符合任何的实在。这就是在他题名为《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中所表示的观念。于是，他的四种类型的科学就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秤，在一端是随意的和抽象的思想的极端状况，是单纯对人为概念的处理；而在另一端则是具体的和真正的知识的极端状况，是对在其个体存在之中的实在的知识。

    ②李凯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译者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实证主义的一次决定性的反击。自然科学已经从被高举为唯一类型的真正知识被贬低到随意玩弄抽象作用的地位，它是空中楼阁，并且只有在它脱离具体事实的实际真相时才达到它的尽善尽美；历史学则被看作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可能的和合法的形式，而且还是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唯一的真正知识。但是这种revanche〔报复〕不仅没有能对自然科学做到公正，它也误解了历史。李凯尔特追随着实证主义的办法，把自然看作是分割成各个独立的事实的；他接着以同样的方式歪曲了历史，把历史看作是个体事实的堆集，它们被假设为与自然事实之不同仅仅在于它们是价值的载体。但历史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是由个体事实所组成的，不管这些事实可能是多么有价值，而是在于从一个事实导致另一个事实的那种过程或发展。李凯尔待没有能看到，历史思想的独特性乃是历史学家的心灵作为今天的心灵，在领会这个心灵本身是怎样通过过去的精神发展而得以产生的过程的那种方式。他没有能看到，赋予过去事实以价值的乃是这一事实，即它们不是单纯的过去事实，它们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是历史学家对于通过自己的历史意识的工作而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的那种过去的思想的继承。与现在相割裂的过去被转化为一种单纯的景观之后，就可能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它就成了被转化为自然的历史。这样，实证主义就终究向李凯尔特也进行了报复；历史事实就变成了不相关联的偶然事件，而如此这般的历史事实就像自然的事实一样，可以是彼此间仅处于同样的时间和空间、偶然性、相似性和因果作用的那种外部关系之中。

    三 齐美尔

    在同一个时期形成着的历史哲学上的第三种尝试，是齐美尔①的历史哲学；他第一篇论述这个题目的论文②的时间是1892年。齐美尔的心灵是一颗活跃的和多才多艺的心灵，赋有大量的独创性和洞察力，但在严谨的思想方面有缺陷；他的历史学著作充满着很好的观察，但作为对于问题的系统研究则价值不大。他鲜明地认识到，对历史学家来说，在“知道”这个名词的经验主义的意义上，是不可能有知道事实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永远对它的对象是不得而知的，正因为这个对象乃是过去，它所包括的事件已经终止出现，而并不再在那里被我们所观察到了。因此就并不发生像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所陈述的那种要把历史学和科学区别开来的问题。自然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二者并不是在事实这个名词的同一个意义上的事实。自然的事实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在自己的眼前所能知觉或产生出来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却根本不在“这里”；历史学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他必须想方设法从其中重行构造出事实来。此外，他还看出历史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人的个性的东西，而且使历史学家能以重行构造它的唯一东西就只有这一事实，即历史学家本人就是一种精神和一种个性。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出色的。但现在却出现了齐美尔的问题。历史学家从文献着手，在自己的心灵中构造出号称是过去的写照的东西。这幅写照只是在他的心灵里，而不在任何其它地方；它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构造。但是他却声称这种主观的构造具有着客观的真理。这是怎样可能的呢？在历史学家心灵中所构造出来的纯属主观的写照，怎么可能投射到过去，并被说成就是实际上所发生过的某种事物呢？

    齐美尔看出了这个问题，这再一次是他的一大功绩。但是他没有能解决它。他只能说，历史学家觉得自己在信服他主观构造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它们是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与他当时对它们的思考无关。但是显然地，这并不是什么解答，问题并不是历史学家究竟是否感到了这种信念，而是他有什么权利感到它。它是一种错觉呢，还是它有什么坚实的根据呢？齐美尔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原因似乎是，他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的批评走得还不够远。他正确地看出了，过去的事实作为过去，并不呈现于历史学家的知觉之中；但因为他没有充分把握住历史过程的性质，所以他没有能认识到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就是过去的继承人，它通过由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而变成了它现在的样子，从而在他身上过去就活在现在之中。他认为历史的过去是死掉的过去，于是当他询问历史学家怎样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它时，他就自然不能作出答案了。他混淆了历史的过程（在那里面，过去继续活在现在之中）与自然的过程（在那里面，当现在诞生时，过去就死掉了）。这种把历史过程之归结为自然过程，乃是实证主义遗产的一部分，从而在这里齐美尔想构造历史哲学的失败，就再一次是由于他没能完全避免实证主义的观点。

    ①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译者

    ②《历史哲学问题》（莱比锡）。

    四 狄尔泰

    这个时期在这一题材方面的最好的著作是那位孤独的、被人忽视了的天才狄尔泰①的著作，他的第一部而且是唯——部论述这个题材的书早在1883年就出版了，叫作《精神科学导言》。可是直到1910年，他陆续发表过一些零散的论文，都是有趣的而又重要的，部分地是论思想史的，特别是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近代精神形成方面的一系列才华出众的研究，部分地是论历史理论的。他的意图是根据康德批判的模式来写一部《历史理性批判》的巨著，但这个意图一直没有实现。

    ①狄尔泰（1833—1911），德国哲学家。——译者

    在《精神科学导言》中，早在文德尔班以前十一年，他所采取的立场就是，历史学论述具体的个体，而自然科学则论述抽象的一般。但是这从来也没有引导他达到一种满意的历史哲学，因为他一直在思考着的个体被设想为是孤立的过去事实，而没有被组成一个历史发展的真正过程。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编，第九节），这种构思历史的方式乃是那个时期历史学思想本身所特有的弱点；我们也看到，在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那里，同样的概念堵塞了通往真正理解历史的哲学问题之路。

    但是狄尔泰并不满足于这种见解。在后来的论文里①，他提出了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怎样完成理解过去的这一工作的问题，因为历史学家只是简单地从文献和资料出发，而这些本身并不显示过去。他回答道，这些资料只是为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原来所产生出它们来的那些精神活动提供机缘。正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生命，并且与那种生命的内在丰富性成比例，他才能从而赋予他所发见自己所面临的死材料以生命。因此，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其自己的对象的一种内在体验（Erlebnis），而科学知识则是试图理解（begreifen）在他面前出现的现象作为一种外部的景观。历史学家就活在他的对象之中，或者不如说，是使他的对象活在他的心中；这一概念对狄尔泰同时代的任何德国人所成就的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前进。但是问题却仍然存在，因为生活对狄尔泰意味着与反思或知识不同的直接经验；而且历史学家就是成为了尤里乌斯·恺撒或拿破仑也还是不够的，因为那并不构成一种有关尤里乌斯·恺撒或拿破仑的知识，正有如他是他自己并不就构成一种有关他自己的知识这一明显的事实一样。

    ①《全集》第七卷。

    狄尔泰试图求助于心理学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毕竟是存在着，所以我就是我自己；但是却只有靠心理学的分析我才逐渐地认识我自己，也就是说，才逐渐理解我自己个性的结构。同样地，在自己的心灵之中复活着过去的历史学家，如果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话，就必须理解他所正在复活着的过去。单单是复活过去，他就同时是把过去其他人的经验归井到他自己的经验之中，而在发展着和扩大着他自己的个性了。但是这样被归并的无论什么东西，就都变成了他个性结构的一部分；于是这项规则，即这一结构只有用心理学的方式才能加以理解，就仍然有效。这一点在实践上意味着什么，可以从狄尔泰最后的著作之一里面看出来；在那里他按照自己的公式论述了哲学史，他根据心灵结构有着某些基本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对世界都有某种必然的态度和概念这一原则，把哲学史归结为对哲学家的心理的研究。于是不同的哲学之间的不同，也就被归结为单纯是心理结构造成了心理倾向方面不同的结果。但是这种处理主题的方式，却使得它没有任何意义了。与哲学有关的唯一问题就是，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某一个哲学家之所以像他思想的那样在思想，只因为他是那样的一种人，所以就不得不那样地在思想，那未这个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从这种心理学的观点加以处理的哲学，就根本不再是哲学了。

    这表明狄尔泰的论证有某种东西是错了，并且不难看出那种东西是什么。心理学不是历史学，而是科学，是一门根据自然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学。说历史只有在以心理学的方式来构思时才成为可理解的，也就是说历史知识是不可能的，而唯一的一种知识就只是科学的知识；历史本身仅只是生活、是直接的经验，所以如此的历史学家就仅仅经验着一种只有如此的心理学家才理解的生活。狄尔泰触及了文德尔班和其他人所没有透彻认识到的那个问题：即怎样才可能有一种与直接经验不同的、有关个体的知识的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是承认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知识，并又回到了实证主义的观点上去，他认为“一般”（知识的固有对象）能被认识的唯一方法就是要靠自然科学或建立在自然主义原则之上的科学。这样，他就终于像他那一代的其他人一样，也向实证主义投降狄尔泰的论证所犯错误之点也并不更容易认出。正如我已经解说过的，狄尔泰论证说，要成为自己是一回事，那是直接经验；要了解自己却是另一回事。那是心理科学。他假定心灵的自我知识和心理学是一回事。但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明，历史学却也存很好的理由要求享有这种资格。我现在可能正经验着一种直接的不安感情，我可以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有这种感情。我可以回想到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批评我的行为，那态度在我看来似乎是有效的而又无法回答的；于是我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并没有使用心理学的概括；我在它的细节中认识到某种个别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它们已经作为我对自己的一种不安或不满的感情而呈现于我的意识。要理解那种感情，也就是要承认它是某种历史过程的结果。这里，我的心灵的自我理解无非就是历史知识而已。把这种情况再推进一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当我在我自己的心灵中复活尤里乌斯·恺撒的某种经验时，我并不是简单地成为了尤里乌斯·恺撒；相反地，我是我自己，并且知道我是我自己；我把尤里乌斯·恺撒的经验归并到我自己的个性中来的那种方式并不是靠把我自己和他混为一谈，而是靠把我自己和他区别开来，同时把他的经验变成为我自己的。历史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