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引出行动来的那个行动者乃是一种实质，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是站在历史之外的。为了使行动得以由他产生，行动者本身就必须经历一系列的行动而始终不变；因为他必须在一系列行动开始之前就存在，而在一系列行动进行时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可以给他添加一点什么或者是取走一点什么。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性质上的变化；因为行动者既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公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了波里比乌斯的著作的。

    有时候我们被教导以没有哲学头脑的罗马人和有哲学头脑的希腊人相对比，而这样做就会引导我们认为，如果罗马人真是那样没有哲学头脑，那么他们就不会允许形而上学的思考来影响他们的历史著作了。然而，它却确实是影响了。而且注重实际的、头脑顽固的罗马人采用希腊人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时的那种完整性，并不仅仅出现在罗马历史学家的身上。它同样清晰地出现在罗马法学家的身上。罗马的法律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原则的结构之上的，这影响了它的每一个细节。

    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影响是如何表现在两位最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身上的。

    第一，对李维的影响。李维向自己提出写一部罗马史的任务。

    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会把这解释为意味着一部罗马如何变成了她所成为的那种样子的历史，一部产生了独特的罗马制度和形成了典型的罗马特点的过程的历史。但李维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采纳任何这类的解释。罗马就是他叙述中的女英雄。罗马就是他在描述其行动的那个行动者。所以罗马就是一个实质，是不变的、永恒的。

    从叙述一开始，罗马就是现成的、完整的。直到叙述的结尾，她并没有经历过任何精神上的变化。李维所依赖的那些传说把诸如占卜、罗马军团、元老院这样一些制度都投射到那个城市的最初年代上去，并假定它们此后是始终不变的；因此，罗马的起源，照他描写的那样，就是一种奇迹式的一跃而成为了完整的城市，就像她后来所存在着的那样。作为一种对照，我们就得想象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会假定是亨季斯特①创立了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罗马被描述为“永恒之城”。为什么要这样称呼罗马呢？因为人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罗马的，正如李维所认为她的那样：是实质主义的、非历史的。

    ①亨季斯特（Hengist，？—488），入侵英国的丹麦首领，肯特王国的缔造者。——译者

    第二，对塔西佗的影响。很久以前傅尔诺就指出①，当塔西佗描述像提比略②那样一个人物的个性在帝国的压力之下崩溃的那种方式时，他把那种过程写成并不是一个人格在结构或形成方面的变化，而是其中迄今为止一直在虚伪地隐蔽着的那种特性的显现。为什么塔西佗这样误解事实呢？这仅仅是出于恶意，以便给那些他使之扮演恶棍角色的人们的性格抹黑吗？这是在追求修辞学上的目的，是要举出一些令人畏惧的例子来强调他的道德并修饰他的故事吗？一点都不是。那是因为一个性格的发展这一观念、这一对我们是如此之熟悉的观念，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形而上学上的不可能。一个“性格”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行动有来有去，但是“性格”（像我们所称呼的）和性格所由之而来的那个行动者却是实质，所以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提贝留乌斯和一个尼禄③的性格中只是到了他们一生比较晚的时期才出现的那些特点，在这里却是必须始终出现的。一个好人不可能变坏。一个到了老年时表现自己是个坏人的人，必须在年青时也同样地是坏人，他的邪恶是被虚伪所隐蔽着的。正像希腊人所指出的，〔权位暴露了一个人的本性〕权力并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它只不过表明他早就是那一种人。

    ①《塔西佗编年史》第一卷，牛津1886年，第158页。

    ②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译者

    ③尼禄（公元37—68），罗马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译者

    因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从来没有能表明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产生的；历史舞台上所出现的一切行动因素都必须假定在历史开始以前就是现成的，它们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就好像是机器与它自己的运动的关系那样。历史学的范围被限制在描述人们和事物都在做什么，而这些人和事物的性质则始终停留在它的视野之外。对这种实质主义的态度的报复就是历史的怀疑主义：即各种事件，作为纯粹瞬息万变的偶然事件，被认为是不可知的；而行动者作为一个实体，则确实是可知的，——但不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么，历史学的用处又是什么呢？对柏拉图主义来说，历史学可以有一种实用的价值；而把这一点作为历史学的唯一价值的那种观念，从伊索格拉底到塔西佗却被强化了。而随着这种过程在继续下去，它就产生了一种关于历史精确性的失败主义以及这样一种历史心灵的不诚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