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地租收益发行纸币，则这种纸币的价值就将高于白银的价值，因为1，500镑纸币将能买到价值2，000镑银币的土地。如果按25年的地祖收益发行纸币，则这种纸币的什值将低于白银的价值，因为2，000镑银市将能买到价值2，500镑纸币的土地。”（第85页）他在这里提出的三种发行纸币的办法，都考虑到以银币计算的地租收益（年数有所不同），都从以土地为担保品的思想出发，而从书中有关的论述看来，为了自圆其说，他似乎倾向干采取第一种办法，即按照土地的“充足价值”，也就是根据“用银币计算的2年左右的地租收益”，来发行纸币。

    由于苏格兰者会没有采纳约翰。罗的建议，因此他未能在自己的故乡将其所提出的信用货币理论付诸实施。然而，十年以后他终于在法国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当时法国由于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不断加强封建剥削，赋税繁重，特别是长期实行财政大臣柯尔培尔的一整套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农村调敝，工商业停滞，劳动人民极端困苦，到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财政经济已陷于崩溃状态，国库空虚，国家债台高筑。奥尔良·菲力浦公爵摄政后，力图通过采取新的政策措施使国家摆脱财政经济危机和国家债务，因而力排众议，重用约翰·罗，并坚决支持他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1716年5月，约翰·罗在菲力浦公爵的支持下建立了法国第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并以平价收兑金属货币，很快就使纸币充斥于整个流通领域。因为纸币可用以和便于交纳名目繁多的赋税，法国政府所采取的调整币值的措施，又使金属货币的价值变动不居并往往趋于下降，加上其他一些措施，罗氏银行的信用更日益提高，当时以金属货币兑换纸币往往还要贴水。银行还经常以低于高利贷的利率向工商企业提供大量贷款，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井惜以控制重要经济部门的业务活动。

    在罗氏制度所获得的上述初步成功的激励下，约翰·罗实行了进一步的“变革”。1717年底，他利用银行信用制度创办了一家规模宏大的股份公司——西方公司，致力开发当时属于法国的密西西比流域的谷地，垄断法国在加拿大的贸易活动。随着业务的开展，这家公司不断增发股票，在交易所大量流通。由于它充分利用了法国政府授予的各种特许权和专卖权，以优惠条件承包了法国的各项赋税，并吞了营业不振的几家法国殖民地公司，特别是与罗氏银行（1719年通用银行改为国有，更名为皇家银行）实行联合，增大了资本的声势和经营的灵活性，因而公司得以不断地扩大业务，很快发展成为巨大的垄断组织，利润、从而股票价格都大幅度增加。公司股票成了投机者最重要的争夺对象。罗氏制度由此获得了较大成功，约翰·罗本人也取得了财政大臣的“桂冠”。

    然而，信用制度所固有的赌博欺诈性质随同其所取得的成功而愈益显露，在约翰·罗最得意的时刻可谓暴露无遗。由于罗氏制度的实行，法国出现了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风时期，投机取巧、买空卖空、转眼间的暴发与破落等等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虚假繁荣登峰造极，弄得人们眼花撩乱、神魂颠倒的时刻，十张公司股票竟值十四至：卜五公担白银！为了维持股票的高昂价格，罗氏银行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增发为数巨大的纸币。为了协助公司履行承担巨额国债的承诺，它又必须印发更多的纸币。约翰·罗采取的以九千利弗的高价收购五百利弗一股的股票的措施，掀起了更大的投机狂热，更使纸币的发行有增无已。为期不久，疯狂的金融投机所蕴育的极大危险就化为现实。在纸币流通规律和当时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巨额纸币不可避免地流回银行，导致了兑现的困难，从而引起纸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而约翰·罗所作出的纸币析半兑现的规定，更使银行信用一落千丈，激起了无法应付的剧烈的挤兑风潮，转瞬间纸币就变得分文不值。1720年11月起纸币已不再是合法的支付手段。罗氏银行倒闭，罗记西方公司受到清理，罗氏制度随之完全破产。

    （五）

    约翰·罗的纸币和信用货币理沦是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650年，成廉·波特就在《商人的珠宝，或增进贸易的安全，便利、迅速和有效方法……用票据来代替货币流通》一书中，提出了发行以土地和其他财产为担保的票据的设想。约翰·罗的同时代人、苏格兰商人威廉·佩特森（1658—1719）又提出了建立纸币发行银行的计划，主张这种银行除以黄金为担保发行纸币外，还可在一定的限额内发行以政府证券为担保的纸币。这个计划导致了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佩特森也成为这家银行的创办人之一。①英格兰银行通过贷款给政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并在业务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为约翰·罗提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料。马克思说：佩特森“真可以称为罗一世”②。

    ①参阅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2页。

    同一切形式的信用创造说一样，约翰·罗的纸币和信用货币理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按照他的逻辑，货币就是财富，而以上地为担保发行的、具有稳定价值的纸币是优越于银市的理想货币；纸币作为一种信用由银行发行，就能提供充裕的货币，导致经济繁荣，国家富强；因此，信用就是货币，就是资本，银行发行纸币，提供信用，就是创造货币、资本和财富。在这里，约翰·罗显然混同了纸币和货币，混同了信用货币和货币，也混同了信用和资本。这是同他在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等问题上的认识的错误和不足分不开的。

    约翰·罗不了解，尽管货币作为阶值尺度，不需要有现实的货币，它可以只是观念的货币（但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仍然具有非常实在的客观基础，即物化在货币材料中的劳动时间），然而它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则必须是真实的或足值的货币。流通手段的数量首先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不能脱离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的基础。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虽然可以在国家的强制下代替银市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本身不需要具有价值，但是按照流通中所必需的金属货币量决定纸币流通量的规律，纸币的发行数量只能“限于它象征性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①，超出这个数量就会引起通货贬值或通货膨胀。因此，决不能说纸币这种“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国家财富或实际价值的增加，也不能设想，纸币一旦代替银市在市面上流通，它就能抛弃贵金属的基础。约翰；罗只看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则缺乏正确了解，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对当时以纸币形式出现的信用货币的错误认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7页。

    我们知道，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的本质和作用使它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五种职能；信用货币则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在市场上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证券，它仅仅在一定范围内（一般地说，它只能在国内流通）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一部分职能，因此，它并不就是货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只是借贷资本（资本的一种形态）的运动形式，就银行而言，它虽然可以为银行带来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利息），但它不象资本那样具有真实的价值额，只是虚拟的借贷资本或虚拟的生息资本，因而，也不能将信用等同于资本。银行信用的规模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客观条件，不是由银行随意决定的，任何信用或信贷都不能代替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所以，约翰·罗认为银行以纸币形式发行信用货币，扩大信贷，就能增加货币，创造资本，从而扩大就业和增加财富，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约翰·罗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实质：“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大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①这就是说，在以上地为担保的名义下，把不可兑换的“货币符号”（无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券）大显地投入流通，首先是对广大公众设置的财政骗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7页。

    这种骗局反映了信用制度所固有的一种性质，即助长投机、冒险、欺诈和井吞活动，“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②。这种性质在当时由于英国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的发展和信用业务的初步开展而产生的投机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在前已论述的罗氏制度在法国的实践中更得到充分的证明。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但是，约翰。罗凭借他对各国银行制度的研究和敏锐的嗅觉，对信用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有所察觉。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扩大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信用货币的产生，确实使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流通中金银铸市的束缚，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联合，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因此。信用制度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这也是它所固有的一种性质。虽然约翰·罗对此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而月由于他主要在流通领域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在这个问四上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然而他毕竟对信用制度的作用作了初步的探讨，并对这一制度的未来发展作了一定的预示。

    据此，马克思对约翰·罗等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六）

    罗氏制度虽已完全破产，但是它所包含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及其实践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仍然持久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重农主义）产生过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

    古典经济学派一般都对罗氏制度持批判态度。英国古典经济学在抨击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时往往联系批判约翰·罗的经济思想中的重商主义因素，对于他的信用货币理论，例如信用创造资本的观点，一般也作为一种危险而有害的邪说加以摈弃。这种批判促进了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人生产领域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约翰·罗的理论从一个侧面或反面影响了英国古典政洽经济学。然而，古典经济学派并未完全否定约翰·罗。它的伟大代表亚当·斯密十分重视罗氏制度，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及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中，都曾认真研究“罗氏计划”，并在批判这一“计划”的同时对它有所肯定。例如他说：“罗的计划绝不是卑鄙龌匝的计划”①：如果它在法国实行到一定的程度就打住，约翰·罗“也许还有力量履行一切的义务。但他以后所作的措施，使全局归于失败。”②对于约翰·罗的信用货币理论中的若干观点，斯密也有保留地加以接受。斯密曾以形象的语言说，纸币可以使金币、银币这种“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上地和劳动的年产品③。不过，约翰·罗的失败使斯密对纸币的大量发行心存疑虑，因而他又说：“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吊在乎空，是危险得多的。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④

    ①《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8页。

    ②同上书，第226页。

    ③《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95页。

    ④同上。

    特别重要的是，罗氏制度的破产对重农主义的产生所起的重大作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实行柯尔培尔的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国家财政也濒于绝境，这种情况导致了重农主义的先驱者如布阿占尔贝尔、沃邦元帅和达让逊侯爵等人起而抨击重商主义政策，提出重视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思想。而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实行xviii评约翰·罗的经济思想的约翰·罗的信用货币制度的破产，更促进了这种经济思想的发展。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等人看到，同重商主义政策一样，罗氏制度非但不能克服、反而加深了法国面临的财政经济危机；由于罗氏制度的实行而发展起来的疯狂的全融证券投讥，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整个法国陷于混乱状态，只有土地这种不动产似乎没有由此受到损害①。这种历史情况，加上在小农经济分化、技术进步等历史条件（实际上也包括信用制度的作用）下农业企业即资本主义大农业有所增长和发展，更加坚定了魁奈等人的信念，引起了重农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重农学派的形成。因此马克思说：“重农主义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培尔主义有关系，又特别同罗氏制度的破产有关系。”②

    ①阿·布朗基在《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1839年）一书中这样说：在罗氏制度的“狂热气氛中猛长起来的一切价值，除了毁灭、荒羌、破产之外，毫无所留。唯独上地所有权在这次风暴中未受损伤。”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5页。

    在十九世纪，约翰·罗的经济思想对一些社会主义流派也曾发生影响。波拿巴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艾米尔·贝列拉和伊萨克·贝列拉都是“透过圣西门认出罗”③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路易·勃朗在其重要著作《法国革命史》上卷中认为，约翰·罗力求用“贫民的货币”即纸币来取代银币这类“富人的货币”，并以银行和商业垄断组织来确立社会主义的联合原则。按照他对罗氏制度的理解，他提出国家应当建立一种公有的“贫民的银行”，集中地向“国民工场”和工人生产协作社提供信贷和资金，以排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竞争。在他的笔下，约翰·罗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先驱①。对此，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论：“路易·勃朋把只是指国内民族货币的《moneyofthelsociety》[‘社会货币’]变成什么都不是的社会主义货币，于是也就合乎逻辑地使约翰·罗变成社会主义者。”②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1页。

    ①参阅A。阿尼金著《科学的青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G.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商务即书馆1977年版，第173、1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7页。

    即使在现代，约翰·罗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也还有一定的市场或影响。凯恩斯主义者在论证他们的理论和具体建议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约翰·罗提出的通过信贷财政领域影响经济的思想。例如，约翰·罗的增加货币（即发行巨额纸币，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后果是通货膨胀）以增加就业、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思想，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行不同幅度的通货膨胀以摆脱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的各种方案中就都有所反映。当然，约翰·罗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不可能得到解决。

    由上述可见，了解约翰·罗的经济思想，特别是他的信用货币理论，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