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皇的权威。选举教皇的方法。教皇们向阿维尼翁的迁移。五十年节或圣年的创立。罗马的贵族阶层。

    在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目光全都无例外地集中于那座曾为全世界一大半地区制订法律的都城。我们一直注视着她的命运，始而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不全神贯注；而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太阳神庙转向各行省时，我们会把它们看作是从这棵帝国大树的躯干上被砍下的许多枝杈。在博斯普鲁斯岸边修建的第二个罗马城，迫使这部历史追随着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这条路线；而我们的好奇心却又忍不住想去看看欧洲和亚洲的最遥远的国家，探索一下拜占廷君主国的漫长的衰落过程的原因和责任者。查士丁尼的征服使我们又回到第伯河边，又注意到那个古老的都城的解放；但那一解放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或者是更为加剧的奴役。罗马已经被劫走了她的财物、她的众神和她的恺撒；哥特人的统治也并不比希腊人的暴政更不光彩和更残酷。在基督纪元的第八世纪，一个有关偶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起而重新要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变成了一个自由民族的世俗的和宗教的父亲；至于重新由查理大帝所恢复的西部帝国，它的头衔和形象至今仍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国。罗马这个名字无疑至今仍使人止不住肃然起敬：社会风气（无论其影响如何）已大不相同：纯粹的血统也因流入千百条不同的渠道而变得混杂了；但她的废墟的庄严景象和对她过去的伟大的回忆，都能重新燃起一种民族特性的火花。中世纪的黑暗也曾展现出一些并非全然不值一顾的场面。在我重温过罗马城，大约在君士坦丁堡遭受土耳其军队奴役的同时，默默接受教皇们的绝对统治时的状况和革命活动之前，我是不会结束我现在的工作的。

    在公元12世纪之初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期，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市，尊为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中心所在，他们从这座永恒的城市，得到头衔、荣誉和掌握行使世俗统治的权力。在我们的叙述中断了这么久之后，这里重新说明一下，查理大帝和奥托的继承人乃是在一次国民议会上，从莱茵河彼岸选出，也许不是多余的；但这些王子在没有跨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第伯河畔寻求皇帝的王冠之前，却都满足于较谦逊的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谓。在距城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的临近受到了大队手执棕榈枝和十字架的教士和人民的欢迎；他们举着绘有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形象的军用旗帜，借以代表着共和国的已离去的军团和共和国的追随者。皇帝三次重申继续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词，第一次在桥上，第二次在大门口，第三次是在梵蒂冈的台阶上；按旧的习惯分发赏赐的作法隐约让人想起最初的恺撒的宏伟气度。在圣彼得大教堂里，由他的继承人对他进行了加冕礼：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在一起；“我们的主子教皇胜利万岁！我们的主子皇帝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的呼声已表明了公众的一致赞同。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令以及查理大帝和奥托的榜样，便构成了皇帝们的最高统治：他们的头衔和形象已刻在教皇的钱币上；他们的司法权则由他们授予该城的卫队长的正义之剑体现出来。但是，一位野蛮人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都唤醒了每一个罗马人的偏见。萨克森或法兰克尼亚的恺撒是封建贵族政治的头目；他们，对那些也许无能获得自由，但已对奴役生活感到难以忍受的远方的人民行使民政和军事权力，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服从。每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次，也仅只有一次，率领一支条顿仆从军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我已经描述了他进城和加冕时的安静的秩序：但这种安静秩序一般总被把他们的统治者视为入侵者的罗马人的叫嚣和叛乱活动所打乱：他总是匆匆离去，而且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由于统治时间的短暂，他的权威常受到嘲弄，他的名字也被忘怀了。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独立运动的发展破坏了皇权的基础，而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①读者已久未接触到罗马了；我建议他们回忆或重读一下本书第49章的内容。

    对于它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权力进行岌岌可危的统治的；而教皇的权威却建立在虽较软弱却更牢固的意见和习惯的基础之上。清除掉了一种外国影响，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边，并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一改专断的、靠金钱收买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办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个几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红衣主教团自由选举。行政官员和人民的鼓掌通过是对这一人选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为人所服从的基督教会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从罗马人的选票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们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交给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怀疑主义者却曾十分高兴地辩论过，皇帝是否应有此权力，和这一赐与是否有效的问题。事实的真相，他的这一赐与的真实情况，却是深深埋藏在共四个世纪的无知与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性的结果之中了。DomiBnus或主的名字铸在主教的铜币上；他们的头衔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欢呼和誓言的承认，并且，在日耳曼恺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赞同下，他们早已对这座城市和圣彼得教堂的遗产行使着最高或从属的司法权。那满足了大家的偏见的教皇的统治和罗马的自由思想也并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会揭示出他们的权力实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被他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下解救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权和僧侣势力的结合看来似乎必会产生相互加强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门的钥匙便将会是赢得世俗人的服从的最可靠的保证。一个职位的神圣性确有可能因其人的过错而大为减色，但是，那10世纪的种种丑闻却被格雷戈里七世和他的继承人们的严厉的，也更危险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们为了教会的权力进行的雄心勃勃的争夺中，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成功必然都同样会增强人民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迫害的牺牲品在穷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种使他们甘愿殉教的使徒的狂热情绪，又必能在每一个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时，他们从梵蒂冈发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选定、审判和罢黜世界各地的国王；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可能因为服从于一位查理大帝的继承人、吻过他的脚、为他执过镫的教士而感到丢人的。就连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在平静和荣誉中保护过教皇的住所，正是从那里，一个虚荣而懒散的民族获得了其生活资源和财富的绝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教会的许多在意大利境内和在各省中的世袭财产都曾被各种不敬神的人所侵占；这一损失也不可能通过声称，而非实际，拥有不平和他的后代所留下的数量更大的捐赠，而得到补偿。但是，梵蒂冈和太阳神庙却是依靠川流不息并日益增多的朝圣者和求神者供养的：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已扩大了，教皇和红衣主教全为来自宗教的和世俗方面的评判而疲于奔命。一套新的诉讼程序在拉丁教会中建立了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大寺院住持都被请去或召去在圣徒们的门前恳请、申诉、控告或评判。有人曾记录下一件难以想象的奇事，两匹分属于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马匹，越过阿尔卑斯山跑去又跑回，却仍然驮有满载的金银；而人们很快就了解到，无论是朝圣者还是诉讼的事主，他们所以能胜诉主要取决于他们所献财物的价值，而并非全靠他们有理。这些异邦人的财富和虔诚常被有意加以炫耀，他们所花费的钱财，不管是宗教还是非宗教方面的，都作为给罗马人的报酬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如此强大的动力应该可以使罗马人民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他们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父亲了。但是偏见和利害的作用往往被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所扰乱。那砍倒树木摘果子的印第安人和抢劫商队的阿拉伯人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动机，这种动机使他们为了眼前利益看不见将来，为满足一时之贪欲而放弃掉保证长时间可以享有的最重要的福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圣彼得的圣殿受到了罗马人的蹂躏，他们杀伤朝圣者并抢劫他们的供品，却没有想一想，他们的这种不友好的野蛮行为截断了多少同样会带来许多财富的朝圣者的来路。甚至迷信的影响也是忽高忽低，不完全可靠的；那些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也常会靠自己的贪欲或骄傲而获得解放。一种对教士们所讲神话或神谕的虔诚的轻信，对野蛮人的思想起着极大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头脑却最难于尊重想像而放弃感官享受，难于为一个遥远的动机，为一个看不见的、也许是理想的目标，而牺牲掉现实世界中的贪欲和私利。一个人处于年轻气盛之时，他的行动总会和他的信念相矛盾，一直到年龄或疾病或灾祸的压力唤醒他的恐惧感，迫使他自愿偿还虔诚敬神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已经说过，现时期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对教士的平静与安全是最为有利的。在过去的迷信统治时期，他们在许多方面寄希望于人类的无知，而对于人类的暴行又充满了恐惧。那不断伸长，必然已使他们成为地球唯一拥有者的财富，实际是交替由悔罪的父亲赠与而又被残暴的儿子抢去：他们的人身受到崇拜或遭到欺凌；那出自同样的信徒之手的同样的偶像，或被供在圣坛上，或被踩在脚下。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武力便代表着显赫的头衔和号召大家服从的标尺；在武力的骚乱中，法律和理智的冷静呼声很少有人注意或理睬。骚乱的罗马人鄙视他们的主教对他们的管制，并嘲笑他的无能；而他所受教育和他的性格又都不容他体面或有效地行使合法的权力。他被选出的动力和他生活上的虚弱，都清楚地显现在他们的眼前；而经常和他十分接近又必然使他的名字和他的教令在野蛮人世界中所产生的崇敬大为减弱了。这种差异并没有逃过我们的历史哲学家的注意：“尽管罗马教廷的声名和权威在对它一无所知、对它的性格和行为全无了解的欧洲偏僻地区，是那么令人恐惧，而教皇在本地区却几乎无人尊敬，以致他的宿敌包围着罗马的城门，甚至还控制着该城的他的政府；那些从欧洲最边远地区派来向当代最大的权势人物表示最恭顺的、甚至是奴颜婢膝的服从的使节们，却发现身不由己，很难于走近他，俯伏在他的脚前。”①

    ①见休谟的《英格兰史》，i卷419页。这位作家还根据菲茨·斯蒂芬的说法，向我们讲述了亨利二世的父亲若弗勒对教士们犯下的一件离奇的暴行。“在他仍是诺曼底首领的时候，塞斯的牧师团公然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径自进行主教选举：就因为这件事，他下令将所有的人，包括当选的主教，都给阉割了，并要求将所有人的睾丸装在一只盘子里送给他看。”对于他们所受的疼痛和遭受的危险，他们自然有理由抱怨，不过，既然他们都曾发誓不近女色，他也只不过是夺去了他们的一件多余的好东西而已。

    自从原始教会时期以来，教皇就不得不甘心忍受别人的反对、侮辱和暴力。12世纪中叶，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发动了一次复兴共和国的运动。阿诺德被阿德里安四世（英格兰教皇）和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驱逐出罗马，随即被活活烧死。但是一种包括设有元老院的共和国形式的政府却从此建立起来了。

    罗马教皇的选举方法

    野心是在基督教的葡萄园里早就存在、生长迅速的杂草。在最初的几位基督教皇帝的统治时期，圣彼得的宝座则由一种人民选举制度下的选票、收买和暴力进行争夺：罗马的圣殿遭到血的污染；而从3世纪到12世纪，教会不断受着经常发生的分裂活动的骚扰。在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民政官员手中的时候，这类骚扰还只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它的长处已在断案公正和普遍受人青睐方面受到考验；不成功的竞争者也不可能长时间干扰他的对手的胜利。但在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后，在认为基督的代言人决不应受任何世俗法庭的约束的原则建立起来以后，每一个主教的圣职出缺的时候，都可能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吵和战争。红衣主教和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呼声是很含糊和涉及诉讼性质的：自由选择已被一个，或者已没有最高领导，或者有也无人服从的城市的动乱所压制。在一位教皇逝世的时候，分裂的两派在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量和分量、时间的先后，以及候选人的才能，可能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教士团中最受尊敬的人也分成两派；而对教皇十分恭顺的相隔遥远的皇帝更不能从一些虚假的偶像中辨认出合法的偶像来。皇帝经常是分裂的制造者，主要出于使某位友好的教皇反对怀有敌意的教皇的政治动机；而竞争的双方都将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毫不为良心所动的敌人的侮辱，不得不从他的为贪婪或野心所驱使的追随者手里贿买选票。直至亚历山大三世最终废除了在教士和人民中举行的混乱的选举，把选举权全部归于红衣主教团时，一种和平的永远不变的继承办法才建立起来。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副主祭这三个教级彼此同化了，罗马教区的教士团高居第一位：他们是被一视同仁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挑选出来的；而他们所拥有的最富有的管区，最重要的主教地位，绝非与他们的头衔和职位不相称的。作为最高教皇的副手和使节的天主教会的元老们，都身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他们骄傲地自认为与国王平起平坐；而他的尊荣又因他们的人数极少而显得更为突出。直至利奥十世统治时期，他们的数目一直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一明智的安排消除了一切怀疑和丑闻，并且是那样彻底地破除了分裂的根源，以至于在600年的时间里，双重选举仅有一次使这一神圣团体的团结出现分裂。但由于通过的票数必须在三分之二以上，这一选举常常因红衣主教们的私利和情绪而一再拖延；而在他们延长他们各自的独立统治的时候，整个基督教世界便处于无首领状态。在格雷戈里十世登位之前，就曾出现过近3年的教皇空缺时间，他决心制止此种无理状况再次出现；他的训令在经过一些阻力之后，被正式收入神圣的法典之中。一位教皇死去后可以有9天安排葬礼和等待远处红衣主教到达的时间；到第10天，他们每人带着一个仆人便全被关进一间没有任何隔断墙壁或布幔的大屋子或秘密会议室之中；但是门由两边都锁着，并有该城的行政官员们把守，不容他们和外在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3天之内还没有完成这一选举。那他们的丰盛的午餐和晚餐桌上便会只有一碟菜了；而8天之后则更减少为仅靠面包、水和酒维持生活了。在教皇位置空缺期间，红衣主教均不得动用教会的经费，并且除非遇到特殊紧急的情况，也不得擅自行使教会的管理权：选举人之间的任何协议或许诺都被正式宣布为无效，而他们的忠诚则由他们的庄严宣誓和天主教的祈祷加以保证。有些不便执行或过份苛刻的条款都逐渐变得缓和一些了，但是禁闭的原则却始终一成不变地严格坚持：他们还被敦促，考虑到自身的健康和自由，尽快加速这分娩的时间；而使用选票或秘密投票等办法的改进更把这秘密会议上的斗争用一种善良和礼貌的柔软面纱给掩盖起来了。在这一制度下，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主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了；而处于狂野和不可靠的自由的狂热之中的罗马人，似乎对失去这一无法估价的权利毫无所感。巴伐利亚的皇帝刘易斯恢复了伟大的奥托的办法。在经过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之后，罗马人民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被废除了：对他的继承人的选定是通过他们的同意和欢呼批准的。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条新法令，教皇1年之中外出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也不得超过2天的路程；以及，如果三次召唤后他仍不返回，那他便将被降职或免职。但是刘易斯忘记了自己的虚弱和那个时代的偏见；在日耳曼军队驻区以外的某个地方，他这个无用的、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被抛弃了；罗马人看不起自己的创造；这位非正式选出的教皇向他的合法君主乞求宽恕；而红衣主教的绝对权威也因这种不合时机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竖立起来。

    教皇们向阿维尼翁的迁移

    如果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和人民的权利也便不会遭到肆意践踏了。但在那些不曾把将他们的一般居住地安置在罗马城和教区视为神圣原则的格雷戈里七世继承人不在的时候，罗马人自己忘记，同时也被遗忘了。对那一教区的管理的重要性并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重要；教皇如生活在一个他们的权威永远遭人反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城市之中，决不会感到开心。从对皇帝的迫害活动和意大利战争中，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友好的法兰西的怀抱之中；从罗马的动乱中，他们小心谨慎地撤退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及其邻近城市等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到那里去了却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欺凌或陷于贫困中的时候，他们会被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们重新召回；并告诉他们，圣彼得并未把他的宝座安置在某个偏僻的村庄，而是在世界的都城；更或者通过一次可怕的威胁，说是罗马人将武装前往摧毁那些胆敢为他们提供退避所的地点和人民。他们只得服服贴贴地跑回来，而等待迎接他们的却是因他们逃跑而引起的损失和一大堆债务的帐单、住房租金、变卖食物以及为在宫中服侍的仆人和外族人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在短暂的和平，或者也许是有力的统治之后，他们又会被新的动乱赶出家园，然后又被专横的或客气的元老院邀请书召回。在这类不时发生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