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得到丈夫的同意后，她送给陆游一些食物和酒。被回想起来的旧痛击中要害，陆游在花园的墙上写了一阙词，表达了彼此的心情。词中写道：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256后来的岁月里陆游还写了一些词，一般也解释为表达他被迫休妻的痛苦情感。
离婚可以用“离”和“出”表示。一般来说，男人休妻并不需要得到法官或任何其他官员的批准。但是为了表明他确实要跟她离婚，对他说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一纸休书，表明他的意图。宋朝初年的一份“放妻书”，标记为977年，和其他文书一起被封存在敦煌的一个洞窟里，偶然地保存下来。文书的开头没有了，但是后边的内容似乎说明女子的父母是无辜的： ……他们生了一个又温顺又甜美的女儿。亲戚们都喜欢她，像喜欢自己的女儿一样……不知道为什么，结为夫妻以后，亲戚们都成了敌人，恨二人为什么相遇？发酵粉掺进了牛奶，没有效；猫和鼠在一起呆不长。现今两方面亲戚不和睦。不再认为他们是夫妻。女方离开以后可以选一个好丈夫——甚至找到高官——和睦相处，琴瑟谐调。享受千年万年之好。三年衣食不愁。
这份文件经过画押，注明了日期。
离婚书不是非有不可。只把女人送走也可使法律和社会承认已经完成了离婚。但是在一位丈夫休掉妻子，接着又立刻安排她与别人结婚，这当中应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否则会带有卖掉她的意思。法律禁止卖妻，而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并非闻所未闻。
从法律思想上看，男人只能在女方同意的情况下或他有理由时休妻，但常见的列举的理由比较模糊并且难以证实（比如多嘴多舌和嫉妒）。此外，如果妻子正在为公婆服丧或无处可去，那么也不能休妻。但是到了宋代，休妻的理由和不能休妻的规定在人们的思想上都不十分明确。本书《导言》引述的故事，王八郎的妻子说她无处可去，但他还是可以休了她。如本章所述，甚至在女人惟一的罪过是不孝，即把公公的罪恶企图告到官府时，判官也会判决离婚。此外，妻子们可以、而且经常做的是抵制被休弃。一个案例里，妻子不同意离婚时，丈夫就诬告她通奸。因为他诬告，胡颖下令打他80杖，但仍批准离婚，还说那女人遭到如此的污蔑仍愿意回到那个家，令人费解。
257离婚对于女人而言肯定是蒙羞，但对男人就不一定了。司马光多次重申男人对父母和家庭承担的职责使他可以休弃破坏家庭和谐的妻子。司马光不仅要求丈夫在必要时休妻，还敦促妻子的父母假定自己的女儿是有过错的一方，并且承担改造女儿的任务。他举古代一个故事为例，一位母亲把女儿嫁了3次，但每次都被送了回来。第三次回来后，母亲问发生了什么事，女儿用轻蔑的口气谈起丈夫。于是母亲就以妻子应该顺从而不是骄傲为理由打了她，让她在家里呆了3年。第四次嫁走她以后，她变成一个理想的妻子。相形之下，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司马光注意到，父母更可能察看女婿有何过错而不是指责自己的女儿。
程颐持相同见解。有一天他和弟子讨论了离婚的伦理：
问： “妻可出乎？”
曰： “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当出也。只为今人将此作一件大事，隐忍不敢发，或有隐恶，为其阴持之，以至纵恣，养成不善，岂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才修身便到刑家上也。”
又问： “古人出妻，有以对姑叱狗，棃蒸不熟者，亦无甚恶而遽出之，何也？”
曰： “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之绝交不出恶声，君子不忍以大恶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见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亲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处，只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而。”
或曰： “彼以此细故见逐，安能无辞？兼他人不知是与不是，则如之何？”
曰： “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以浅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说话，258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个含容意思。”
或曰： “古语有之： ‘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
曰： “是也。”
下层社会的家庭里，离婚之事多半更为常见，因为如果没生儿子或夫妇不和，纳妾并不是可行的办法。一个不能尽职的妻子，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她送回去。洪迈提到一个箅匠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渔夫，但是被休了，因为她不会缝缝补补。由于父母已去世，她无处可去，结果沦为乞丐。洪迈还提到一位因病被休弃的女继承人，她的病可能是癫痫。
显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发现离婚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司马光感叹，男人该休妻而不能休，多半因为人们认为哪怕是对男人，休妻也很窘困。朋友和亲戚都会尽力劝说男人不要休妻。洪迈说起一位州官——郭云，他在梦中受到任职期会缩短的警告，感到非常害怕，就写了休书休掉妻子杨氏，十几年来他们一直过得很好，而且已有了三四个孩子。郭云搬到另一个住处，几个月里，朋友和亲戚们都试图劝他回家。杨氏的哥哥在旅行途中前来拜访，烧了休书。然而郭云仍独自住在别处。
离婚女人并不都是很可怜的；事实上改嫁似乎非常普遍。一个被县令休了的女人，不久后又嫁给一位县令。前述故事里，陆游的第一个妻子与宗室子结了婚。尽管被休掉的女人常常抛下孩子离开，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名宦吕蒙正（946—1011），他的父亲被一个妾迷住、赶走了他和母亲，后来他在贫困中长大。母亲拒绝改嫁，吕蒙正当官以后，为了阖家团圆，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安排父母住在不同的房间里。
法律规定，女方不得首先提出离婚。正如刘克庄（1187—1269）坦率而言，没有妻子可以休弃丈夫的理由。法律甚至规定，惩罚那些未经丈夫同意而擅自出走的妻子拘役两年。但是妻子可以说服丈夫同意离婚（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离婚），无可置疑，这样的事出现过。章元弼（11世纪），我们得知，与他非常漂亮的表妹陈氏结婚。章元弼很丑，而且彻夜读书，结果表妹说想离开他，于是他就写了一纸休书，还她自由。
259现实生活里有些妻子跑掉了，有的家庭因为女儿的丈夫对她不好而接女儿回家。孟氏（1078—1152）年轻时嫁给一个后来证实很不可靠的男子，因此她母亲接她回家，给她找到一个在好人家里当奶妈的差事。洪迈讲到一个女子提出离婚，因为丈夫打她并赶走她的儿子。洪迈的另一个故事里，一位岳父不能忍受女婿的粗鲁和好酒贪杯，不顾女儿的意愿把她接回家，不久后把她嫁给别人。李清照请求官府允许她结束与第二个丈夫短暂的婚姻，指责他在职务上胡作非为。一位官员请求官府判决孙女与丈夫离婚，理由是他有精神病，还要求带回孙女的嫁妆。判官认为男方的病不是理由，但是皇帝恩准给予这位官员特殊的优待。在一个情况类似、但是事主为普通人的案子里，判官胡颖首先指责妻子未能更忠于丈夫： 即便像她说的，他是白痴，但他仍然活着，能看能听能动。这位妻子还说公公对她举动不当，对此判官说她是造谣。他判决打这个女人，但是按照她的意愿批准离婚。另一个案子中，岳母控告女婿把她女儿卖做婢女。判官援引法规说如果丈夫养不起妻子，她母亲可以把女儿带回家嫁给别人。
当然，判官经常不批准这样的离婚要求。一位男子希望准许女儿离婚，因为女婿获罪被判流放19年，判官只允许他把女儿带回家，以避免涉嫌与公公有染；但是女方不得改嫁，多半因为她自己并不打算离婚。还有一位判官判决一个私自离开丈夫的女人拘役两年，并削籍为官妓。
只有极少情况下，在无人提出离婚时官府判处离婚。一位女子在双方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被判决离婚，只因判官发现第二个丈夫是第一个的堂弟，属禁止通婚的亲属之列。判官援引条款，说除非婚姻已存在20年或更久，这种非法结合的婚姻无效。
在中国，如同在大多数其他社会一样，国家对性行为很感兴趣，特别是对已婚妇女，国家管理性行为的法律规定有助于创建和强化父系社会结构。这些法律与情感也有多方面的复杂联系。260人们强烈地感到某些种类的性行为是受谴责的。人们的感觉既由法律塑造又强化了法律。尽管如此，激情、淫欲、残暴，多半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感情和环境驱使人们违背常规，走向犯罪。性方面的品行不端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种类的品行不端，但是确信不端行为已发生了的人愿意保持沉默，而听到谣言和指控的人从来都不知道应该相信多少。
本章描述的事情通常在其他社会也可以见到，但是有一些倾向似乎与特殊的中国家庭制度的特点相联。我想公公/儿媳之间的**问题特别具有中国特色。当然，如果已婚儿子与父母住在一起，而且经常是在相当小的房舍里，再加上男人很年轻就结了婚，新婚的17岁儿子可能有一位40岁的父亲，那么出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然后还有十几岁的新娘面临的困难，她要在中国式的混乱中弄清公公是否在得寸进尺，她还必须像对自己的父母那样尊敬和服从公婆，履行晚辈的义务。
本章列举的史料还为考察第二章勾勒的法定婚姻模式提供了一个视角。当判官处理涉及通奸、**和女方提出离婚的案子时，他们很少原原本本按法律条款办事。量刑经常较轻，或干脆不惩罚任何人，只把夫妻拆散了事。在并不很少的案子里他们摒弃了法律原本带有的偏见，比如让女人离开她丈夫，或让离婚女人监护孩子。法律规定在社会语境里是一个关键因素，女性在其中塑造了自己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实际施行的而不只是成文的法律。
通奸、**和离婚等事情再一次有力地说明家庭并不都像人们想像的和愿意的那样和谐。当人们把家庭当作自己的目标、需要或利益时，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这个家的男人，特别是最年长的男人。这样想的判官就会宁可驱除一个儿媳而不揭露对她行为不轨的可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