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对现存史料的解读可以把以下内容摆在显著位置： 妇女回应那些向她们开放的机会，并且或顺应、或抵制那些围绕着她们的机会。
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不可避免地受惠于那些使他们有时间和资金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人们。本书包含的研究始于1983—1984年，是年我在普林斯顿度过，得到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支持。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部多次提供资助聘请研究助理。谢宝华(Bauhwa Sheieh)小姐在写作初期、来秋月(Chiuyueh Lai)小姐在后期给予帮助。伊利诺伊——淡江大学交换项目奖金使1990年夏天在台湾的研究成为可能，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提供了制作图片的费用。伊利诺伊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奖金使我有时间在1990—1991年专心写作。那一年我在京都大学人文学部逗留6个月，那儿是搜集资料、反思更大课题的好地方。
我的谢意不仅给予这些研究所，还献给慷慨地付出时间和参考意见的同事们。孟久丽(Julia Murray)在图片、弗兰西丝卡·布雷(Francesca Bray)和盛余韵(Angela Sheng)在妇女的纺织活动方面给我建议。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周起荣(Kaiwing Chou)、托玛斯· 黑文(Thomas Havens)、桑亚·迈可(Sonya Michel)和罗纳德· 托比（Ronald Toby）——在短时间内阅读了校对稿。我特别感谢所有阅读过全部初稿的朋友： 贾志扬(John Chaffee)、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皮特·格雷戈里(Peter Gregory)、金滋炫(JaHyun Haboush)、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马伯良(Brian McKnight)、恩·瓦特纳(Ann Waltner)和罗宾·瓦特森(Rubie Watson)。他们指出哪儿该多交代些背景，哪儿自相矛盾，哪儿应更有力地展开自己的观点，这些使我的陈述更清晰。我也感谢用发言和论文回应本书覆盖的问题的人们，他们是斯坦福、戴维斯、拉特格斯、哈佛和华盛顿大学研讨班的参加者，京都大学古代中国研究组、东京中国妇女史研究组、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史小组的成员。论文来自“家族人口统计讨论会”（阿西洛玛Asilomar,1987）、“中国社会的婚姻和不平等讨论会”（阿西洛玛 Asilomar,1987）、“早期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史讨论会”（台北，1990）、“中华帝国晚期家庭和政治进程讨论会”（台北，1992）。最后，我愿感谢我的中国妇女史研讨班的学生，他们对这个课题付出了热情，并且愿意从几乎任何角度讨论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