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土地产品，会诱使劳动者过何种奢侈的生活，这些都暂且不谈，还有反对这种作法的另一个理由。

    如前所述，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缺穿少吃者将永远存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使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富人的剩余也许能养活三个人，但却会有四个人想得到施舍，因而不得不从四个人中挑选三个人，由此而使被挑选上的人受到了恩惠，必然会感到受了别人很大的恩典，产生一种依附感。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感觉到自己拥有权力，穷人则会感觉到自己的依附性。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有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虽然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观点，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感到，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握有永久性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的时候，某人为我干一天活儿给予我的恩惠，同我给予他的恩惠一样多。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对于人口而言，英国劳动者的人数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现在能享有这么大的公民自由，也许正是因为建立了制造业后，穷人能够用某种东西来换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赖于大地主的施舍。即便是贸易和制造业的最大敌人（我并不认为我是贸易和制造业最忠诚的朋友）也得承认，随着贸易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建立而给公民带来了自由。

    以上所述丝毫没有贬低仁爱之心的意思。仁爱之心是人类心灵中最高尚、最神圣的品质之一，也许是从自爱之心缓慢而逐渐产生出来的，随后成为一项一般法则，其天生的作用，是帮助克服其生身父母即自爱之心的种种毛病，缓和其乖情，矫正其暴躁，抚平其皱纹；这似乎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写照。也许没有一项自然法则不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罪恶，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种慷慨赠予，会作为另一项一般法则纠正前一种法则造成的不平等。

    仁爱之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自爱之心带来的恶，但仁爱之心决不能取代自爱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是否比另一种行为更加有利于公共福利之后才能有所行动，那么最聪明的人也不免会茫然不知所措，愚昧无知者则会一个大错接着一个大错地犯。

    由此可见，葛德文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原理，据此可以把必要的农业劳动分配给全体劳动者阶级来承担，因此，他泛泛地反对雇用穷人干活儿，似乎是想通过现在的大恶来追求未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善。因为，如果谁雇用穷人，便把谁看作是与穷人为敌，看作是压迫穷人，如果因此而宁愿要守财奴而不要花销者，那么，为了有利于社会，现在的花销者就应转变为守财奴。假设有10万名雇主，每个雇主雇用10个人，他们现在把钱锁入钱柜，则显而易见，将会有100万各行各业的工人丢掉饭碗。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会否认，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许很难证明，这种守财行为要比花销行为更加有利于“使人类处于所应处的状态”。

    但葛德文先生说，守财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锁起来，人们未能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财富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当前有关财富的定义不适用于说明这一问题。他给财富下了一个很正确的定义，说财富是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接下来指出，守财奴既没有把谷物锁起来，也没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锁起来，但他却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锁起来了，这实际上同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是一样的。诚然，与其同一时代的人会照样使用和消费这些东西，就象他是个乞丐那样，但是，如果他用钱财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裁缝，建造更多的房屋，则与其同时代的人会有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费。即使暂且假设，守财奴的行为不阻碍真正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所有那些失业者将用什么东西来换取社会生产的食物和衣服？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穷人付出的劳动远远多于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即使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过六七个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样会生产出来，数量丝毫不会比现在少。但我们却很难想象这种协议会得到遵守。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会比另一些人更贫穷。儿女多的人自然想多干两小时活儿，以换取较多的生活资料。怎样来阻止他们作这种交易呢？若订立明确的规章来干预人类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那就是侵犯人类拥有的最为基本和最为神圣的财产。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据此可以平均分配社会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否则，他对劳动的诅咒，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已，一旦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必将产生更多的恶，而丝毫不会使我们趋近于那种人为平等的状态。葛德文先生把这种人为的平等状态视若北斗星，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就应把它当作向导，以此决定人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我要说，航海家若以这样的北斗星作指引，很可能会触礁遇难。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下层阶级来说，最有利地利用财富的方式，也许是改良土地，使本来不值得耕种的大地肥沃而多产。假如葛德文先生运用其雄辩的口才来向那些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描述雇用穷人改良土地的价值和效用，那么每一个开明人士肯定会为他欢呼。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必将有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如果增加的劳动用于改良土地，则穷人非但不会为8小时的报酬工作10小时，实际情况反而正好相反，劳动者以前养活一家老小需要干8

    小时的活儿，现在只要干6 小时就行了。

    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虽然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而不以权力败坏所有者的道德，不以依附性降低劳动者的人格，但却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制造业方面劳动的大幅度增加，虽然比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于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数量不可能相应增加，因而穷人得到的利益仅仅是暂时的，因为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而言，食物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关于这一问题，我不能不谈到亚当.斯密博士的《国富论》，假如我与政治界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是不胜惶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