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境况——英国财富的增加，并未相应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在中国，即使制造业使财富增加，穷人的境况也不会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写作《国富论》的目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加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下层阶级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我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我并不想从哲学上考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得到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供养劳动的基金的增加，完全与这种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会在市场上引起竞争，从而必然提高劳动的价值。在生育扶养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这种基金的人数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将比以前过得好。但是，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固然，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占有这种剩余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资本或收入或至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能转变为在数量上与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则，增加的收入就不会是真正有效的可用以供养追加劳动者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仅仅是劳动产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会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人数显然就是有区别的。

    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给国民财富所下的定义，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构成的。显而易见，根据这二定义，财富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而且还包括制造品。现假设某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年节省的年收入仅仅添加到制造业使用的资本上，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的资本，那么很显然，根据上述定义，该国会变得更富，虽然它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丝毫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却有能力或至少他自认为有能力扩充其原有的营业资本或增添新业务，因此而会对劳动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未增加，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名义上的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诚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从而会减少土地的年产品，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全抵消这种作用，从而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使用的机器也会得到改进，这一因素，加上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会使该国劳动的年产品从总体上说大大增加。因而，根据上述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该国的财富每年会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也许不会很慢。

    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是否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跟着相应提高。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拥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将有更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工作，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健康对于人类幸福来说是一极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由于其他原困，制造业的劳动同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即使一部分增加的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这是很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已先于粮食价格而上涨，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该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所能雇用的人。象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非常高才能使进口和销售食物有利可图。

    也许从未出现过与我的假设完全相同的情形，但我确信，不用费很大力气便可发现与其相类似的情形。我实际上特别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就为我的论点提供了一非常明显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确实发展得很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无疑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或丝毫没有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我认为，他们现在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得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在不通风的、对身体有害的屋子里。

    普赖斯博士说，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很显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时，却在不断减少。因为我认为，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所以，如果某一国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减少，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说，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没有增加。

    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让人很难想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增加得很缓慢。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毫无疑问要比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