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能不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10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死病看作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1666年发生严重的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22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多。

    1693年，金先生说，英国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 比100。肖特博士提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这一比例为110比100

    ，到1774年为止的5 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 比100

    。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没有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大致适应于本国的平均产量了。结婚所受到的阻碍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恶习、战争、奢侈、大城市未受到人们注意而确凿无疑的人口减少，住房狭窄和许多贫民食物不足，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采用一种人们刚听到时必定会感到奇怪的说法）毋须由严重而富有破坏性的流行病来抑制过剩人口。如果破坏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兰杀死200

    万人，在法国杀死600 万人，则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从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会大大超过现在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在新泽西，到1743年为止的7 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 比100 。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则仅为117 比100

    。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惊讶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惊奇，以至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和神秘；它就在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任何有研究精神的人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发生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生长，这是符合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所谓的自然界所起的这种作用几乎一律要遵循固定的法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和人口减少的原因，或许同我们所熟知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是恒定不变的。

    两性之间的**似乎在任何时代都几乎是相同的，因而，拿代数学上的用语来说，常常可以看成是一个已知量。阻碍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量的伟大的必然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即，它在我们的视域中是这样明显，在我们的知性中是这样明白，又这样充分地为一切时代的经验所证实，以至我们片刻也不能对它有所怀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不那么明显、不那么规则，可是，我们虽然并非总能预言其方法，但却能够确凿地预言其事实。倘若几年间一国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过该国生产物或获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确切地断言：除非进行移民，否则死亡数就会迅速超过出生数，并可以断言这几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代表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如果不存在其他一些减少人口的原因，该国无疑就会发生周期性流行病或饥谨。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唯一正确的尺度，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甚至这一尺度也常常会发生某些微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并且乐于食用欧洲的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资料的比例来说如此众多，以致其平均产量仅足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印度人非常节俭的生活习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发生饥谨起了促进作用。

    在美国，现今劳动者的报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勒紧裤腰带，就不致陷入明显的痛苦境地。所以，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谨。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将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数将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在欧洲各国，由于每一国家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同，其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费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惯于食用小麦制的上等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肯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必然法则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他们也许最终不得不过中国下层阶级那样的生活，到那时，同等数量的食物就要供养较多的人口。但是，为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尝试常常是极其困难的，一切人类之友也希望它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这种说法我们经常听到。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显著，则这样的增长为什么在频频受到鼓励的时候没有出现，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其真正的原因是，促使人口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供养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的需求，并由此增加农村的生产物，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就完全不必为人口按比例的增加而担心。以其他任何方法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相当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促使人口增加也许是国家的统治者和富人很感兴趣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劳动的价格，从而降低海军和陆军的费用以及在国外销售的制造品的成本，但是，对于这一类尝试，特别是当这种尝试披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外衣，因而被普通人民兴致勃勃、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贫民之友应当留心观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规定：有三个以上子女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为其第四、第五……个子女领取救济金，每星期各一先令；我确信这一条款没有任何恶意。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还认为这个规定是非常有益的；但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省以后，我就确信，如果该法案旨在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则其所期待的目的决不能实现。我看不出它有增加整个国家生产物的趋向，倘若它趋向于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产物，则其必然而无法规避的结果看来就是同一数量的生产物必须在较多的人口中间分配，从而一天的劳动只能换得较少的食物，贫民一般说来也就更加困苦了。

    我已经谈到，在一些情况下，即使生活资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但很明显，各国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养的人口之间的变化是有一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国，其人口如果不在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须足以供养劳动者，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断言，一国人口的多少随其所生产的人类食物的数量而定，而该国人民的幸福则取决于食物分配的宽裕与否，或者说，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产谷国的人口比牧畜国的人口多，产米国的人口又比产谷国的人口多。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但都可以种马铃薯，因而亚当·斯密博士说，如果马铃薯成为普通人民所喜爱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一样多的土地种植马铃薯，英格兰就能够维持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就会大大增加。

    一国的幸福并非绝对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取决于其发展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的殖民地——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常常在它们那肥沃而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发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二者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不列颠居民现在分得的食物也许同二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兰高地的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土地，同佛兰德的丰饶而人口众多的地区一样深受人口过多之苦。

    假如一国从未遭受技术比较先进的民族的侵略，而听任其文明自然发展，则从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生产物可以看作100

    万个单位的时候，也许要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其间，或许没有一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可以说摆脱了直接或间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在欧洲各国，自有历史以来，当已有千百万人受到这一简单抑制而未能出世，尽管其中某些国家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馑。

    饥馑似乎是自然的最后、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谨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由是，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人类生活的历史进行过细心考察的人，都必须承认：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