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流行病蔓延的一个可能的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的摘要——可以预料在某些情况下会周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国家短期内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长幅度的恰当尺度——衡量人口不断增长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节俭是中国和印度发生饥谨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款具有有害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国民幸福的原因——饥馑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认为三个命题已经确立。
由于十分注意清洁，伦敦似乎终于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和食物不卫生、不充足，也许应当列在出现疫病流行季节和各种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这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加以摘录。人们认为它们极其正确，如果这种统计表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就很能说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过一国生活资料的种种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录一部分，并援引普赖斯博士的注文。
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10年间
21,963
14,718
5,928
37比10
150比100
到1716年的5年间
21,602
11,984
4,968
37比10
180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
28,392
19,154
5,599
50比10
148比100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时疫死亡，在1736年和1737年，传染病的流行又阻碍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时疫发生后的5 年内最大。
波美拉尼亚的荷兰人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6年间
6,540
4,647
1,810
36比10
140比100
到1708年的6年间
7,455
4,208
1,875
39比10
177比100
到1726年的6年间
8,432
5,627
2,131
39比10
150比100
到1756年的4年间
12,767
9,281
2,957
43比10
137比100
“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65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口增加，但在紧接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3
年（到1759年）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10229 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15068 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不是也许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快吗？按照这一假设，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3
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则该国的人口绝对地说不是非常拥挤、非常稠密，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结婚者在以后的8
年或10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或者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一仍其旧，则一间小屋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是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普通人民的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1年的5年间
5,433
3,483
1,436
37比10
155比100
到1726年的5年间
7,012
4,254
1,713
40比10
164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
7,978
5,567
1,891
42比10
143比100
“1736～1741年6
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
马格德堡公国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5年间
6,431
4,103
1,681
38比10
156比100
到1717年的5年间
7,590
5,335
2,076
36比10
142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
8,850
8,069
2,193
40比10
109比100
“1738、1740、1750和1751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资料，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那些表。我所作的摘录已足以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地（虽然是不规则地）复发的，而房屋和食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古老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不时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当快。耕作必定在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毋宁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由于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益丰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过当初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得详细一点，当一国的生产物不断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其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的那些国家更多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各种周期性疾病侵袭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那些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固定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定会大于象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
因此，任何一国在5 年或10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判断其人口实际增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5
年或10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20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20年以后将如何增加。普赖斯博士说，瑞典、挪成、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的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其增加率不是普赖斯博士选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年为止的5
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44 比100 ，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100 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将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一世纪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124
比100 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则仅以111 比100
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可靠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于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一时期。生产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加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