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诗歌——虚构中的事实——最古的叙事诗和书面作品——古代的记事和历史——神话——神话的解释——神话的传播

    我们已经不大求助历史来证明人类生活的最早时期了。正如本书的第一章所指出的，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知道，最古的民族已经湮没而不为古代的民族所知道了。但是，不应当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历史已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此相反，现在有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好的证实手段证明其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借助像古代的文献和语言这样一些证据，再加上现代历史学家所发现的那许多极早的著作，来进行这一证明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过是需要从那些传说、诗歌和有关历史开始时期的书面证据中获得鲜明的概念。

    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或多或少是由那些在文字出现之前从祖先那里靠记忆传下来的传说组成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不可能教导我们多方面地认识这类口头传说的价值，因为在文明世界里，传说是那样地不适用，而当时发生的事情又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在现代，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祖先早期时代的事件知道得极少。但是，文字还没有普及全球，还存在这样一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历史仅仅由祖先传下来的传说组成。例如，直到不久以前还不会书写的南太平洋岛民，是有知识的野蛮人，他们希望把关于既往时日的回忆传给后代，并在一两种情况下，这些回忆在他们之中可能受到检验，看来，记忆好像真的能够十分长久而忠实地保留历史知识。传教士惠特米（Whitmee）报道说，在罗图马岛上有一棵极古老的树，据传说，树下埋着一位著名领袖的石座。不久这棵树被暴风拔出，树根下果真有提到的领袖石座，它避开人眼想必已埋藏了若干世纪。埃利斯群岛（Ellice

    Islands

    ）上的土著们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在许多代之前从遥远的萨摩亚（Samoa）群岛的一个溪谷里来的，他们保留了一根古老的被虫腐蚀了的木棒，这根木棒的各部分由于用木块绑着才免于散掉。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言人手中握着它，作为有权发言的标志。这根木棒不久前曾经拿到萨摩亚群岛去，才知道它是由那里生长的树木制成的。同时，在所谈到的那个溪谷里的居民们中间，保留着这样的传说：在从前某个时候，从溪谷里出来一大群居民，他们到海上去探险，大都没有回来。在这些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传说中，最著名的是毛利人所传播的那些关于他们的祖先在新西兰定居的传说。他们说，在一场内战之后，他们的祖先从夏威夷群岛乘小船逃往外地，向东北航行；他们引用建设者和船队的名字来证明他们登岸的地点；他们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从乘小船到来以后各代领袖的名字，这样一共有十八代，或者从新来者占据这个岛那时起已有四百到五百年。虽然正如可预料到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有矛盾，但他们却用来作为一种文件，由于这种文件，土著们就根据他们祖先的权利占据着土地。他们的祖先是乘独木舟“鲛”（Arava）和“神的独眼”（Mati-atua）登陆的，而且未必能够怀疑，人们中间经常重复的这类家系所依据的是现有的事实；而这些人的土地所有权就决定于这些家系。但是，毛利人的这些传说有一半是由最简陋的传奇故事组成的。当一个小船的建造者砍倒一棵大树以便做小船骨架的时候，他第二天回到森林里发现，一夜之间树又立在原地了。当小船已经造成并放到海上的时候，魔法师留在岸边。但是小船到达新西兰，魔法师却像骑海豚的阿利翁（Orion）骑在海怪背上，比移居者早一步游过大洋到达那里，已经站在岸上了。新时代野蛮民族的这些传说，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埃及和希腊早期历史中真实的回忆和神话幻想相混合的十分真实的概念。根据传说，上述的历史是从当时甚至还没有文犊员在石板上刻下皇帝名字的遥远过去传下来的。

    当传统用文字传下来时，特别是在诗人们赋予传说以诗的形式时，传统就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甚至现时在英国，某种突出事件变成了叙事诗歌在全国歌唱。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作为历史家的诗人的作用比起后来要大得多，许多古代的欧洲歌曲带有真正历史年鉴的印记。不列颠的古代歌曲常常包含着极为真实的历史。例如，其中有一支提到了伯特兰·杜·格斯克林（Bertrand

    du Guesclin）的头发像狮鬣，而在另一支里描述着，冉·德·蒙特福特（Jeanne-la-flamme）为了带剑和燃烧着的木头从亨尼朋（Hennebont）出发，去烧法国兵营，她把军事装备披挂了起来，这种装备经其他历史材料证明她是确实带过的。虽然诗人和吟游诗人保存着许多像刚才所援引的具体事件，但是他们对所报道的事实却没有历史家的良心感。由于希望感动听众或者迎合他们的心意，为了使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领袖的家族自豪感得到满足，歌手在领袖的大厅里歌唱时，他就将自己的歌曲带有真实的名字和事件，但是这样安排它们，就更使他的故事具有戏剧性，甚或是直接编造历史。伟大的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

    Lied），是在勃艮第（Burgundy）开始的，那里有三个王掌握着莱茵河上沃尔姆斯的会议，他们的姊姊是美丽的克里米尔特（Kriemhilt），她的丈夫西夫里特（Sifrit）被哈根（Hagen）阴谋用枪刺杀在小河旁。之后，她就嫁给匈奴王阿提拉，而流血的故事就以她的复仇和死亡结束，留下了伯尔尼来的阿提拉和乔德利奇及在牺牲的战士身上哭泣的人们。在这里，地点和个人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可以编成叙事诗形式的历史，如果历史只凭这类传说就能写成的话。但是吉本的读者知道，实际上，阿提拉在乔德利奇诞生前两年就死去了。这首叙事诗只是一种传说的后来的异文，它的较早的形式是作为《佛尔松萨迪》而保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引用沃尔姆斯王宫，骑士比武，以及所有其余历史人名和地方情况，只是为了赋予故事以诗的性质和色彩。中世纪已经有了编年史，而这些编年史能够揭穿诗人们；如果诗人们在这时戒除了伪造历史的恶习，那么我们在那些还没有历史稽核所的时代的叙事诗中，怎样才能把事实和虚构区分开来呢？《伊利昂纪》和《奥德修记》可能包含着许多关于真实的人及其事业的回忆：或许某位阿伽门农事实上是在迈锡尼统治过；对特洛伊的包围也可能真正发生过——或许恰好正是在那个施利梅曼挖出了金杯和金项饰的土城周围。但是要从荷马的叙事诗中寻找出历史的真实来，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在荷马的叙事诗中，自然的事件和奇迹，就像在历史传奇中那样混杂在一起。要判断在某位歌手的口头上对各民族的编年史不偏不颇地保留到何种程度，极为困难，正如格拉德斯通先生在他的《荷马入门》（Primer

    of Homer）中所指出的，歌手把任何一个杰出的希腊领袖在神圣的战斗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特洛伊人杀死当成了常规。如果在古代诗歌中，除了关于历史事件的歪曲了的回忆之外，找不出任何东西，那么，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把诗歌完全弃置一旁，那将是最明智的事情。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诗歌是最全面而确切的认识文献之一。

    虽然诗人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他所谈到的可能是历史。在各民族、国家和城市的名称中，诗人在我们面前无意地表现出社会及其居民，他们在当时如何。在《伊利昂纪》的第二部里，人和海船的名单是地中海海岸地图及海岸居民的概述。荷马了解埃及人，了解他们的田地灌溉及其医疗技术，了解由于自己的船舶而享盛名的腓尼基人及其绛红色的纺织品。卡德莫斯（Kadmos）这个名字是腓尼基语，意思是“东方的”，其实他的同伴们所建造的“七座门的”底比斯，证明他们对神秘数七报以崇敬，这种崇敬导源于巴比伦对七大行星的崇拜。诗人未必能想到，他所讲述的充满怪异现象的故事，其中有现实世界的情况，未来世纪的人们正是要重视这种关于现实生活的证据。抓住大公羊的肚皮或者动身往冥国到苍白的死人阴魂那里去的奥德修斯，是纯粹的神话。然而对波吕斐摩斯的描述，是为数不多的古代低级野蛮人风俗画面之一，而访问冥府，这是古代希腊宗教中人们所想象的精灵之阴惨的冥府生活的一章。对于生活和风俗的描写也是如此。诺西卡（Nausikaa）公主坐着两头骡子驾的大车，载着要洗的内衣到河边去。奥德修斯沿着航海的斐亚克人（phaiakians）的大街走着，对海港、坚固的墙壁和堡垒感到惊异，后来就迈过阿尔金诺（Alkinoos）宫殿的门槛，进去抱住王后阿瑞蒂（Arete）的膝盖；然后坐在灰烬中的炉灶上，直到国王想起雷神宙斯跟这位请求者很亲近而且很关心他的时候，才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到自己旁边儿子的辉煌座位上。随着黠智的奥德修斯的传奇性历险，我们看到，宛如在许多活动的模糊的画面上，古时的英雄们手中拿着枪，脚旁跟着快犬走着；在一座房子的进口大门旁边，他们丢掉衣服，进入浴室；又从那里出来，身上擦过油之后就到宴会上去。在宴会上，他们没有任何像盘碟或刀叉之类的细致器具，把烤肉和面包吃了个够；他们在平坦的林中草地上扔盘子消遣，或在阳光下铺着的兽皮上摇着小磨享乐。在庄严的祈祷仪式上，他们用深色的酒和烧肉来祭奠，高声祈祷他们心中所渴望的，但同时也知道，神在谛听着他们，将施予或拒绝。这一切不只是历史，而且是最好的历史。在文化研究者的眼中，使新人感到如此惊讶的自然和超自然的荒谬结合，是早期宗教思想状态的证据。神祗们在宙斯——乌云的召集者的宫殿里举行会议，以便决定如何处理他们平地下方的信徒们正在厮杀的军队。神祗们参加到了战士们拼死的斗争中。波塞冬从埃涅阿斯的盾牌上拔出了青铜尖的枪，举起这位特洛伊的英雄，并把他无害地带到战士们头顶上空；连女神们也都互相争吵，像那些粗鲁的死去的莽汉们一样。例如，赫拉从阿耳忒弥斯那里夺取了弓和箭筒，并带着轻蔑的微笑用它们射击她的脸，直到她流着泪避开，把她的弓留在后面为止。如果认为这全都是纯粹的虚构，或是最初听到史诗这一奇异章节的人所进行的诗的修饰，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些人还处在上一章所记叙的过渡的宗教状态中，当时，精灵是使原始的祖先成为把自然及其现象的存在人格化的原因，而这些精灵已经开始丧失其鲜明性，但仍然继续被认为是支配自然并干预人们生活的神。我们如将这类思想状态和现代的论断相对照，就能帮助我们认清在整个历史中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人类思维从神话气质向历史气质的过渡。这种变化并非一下子发生，而是在许多世纪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格罗特（Grote）的《希腊历史》中，较之地叙述哲学世纪的那一章来，未必能找到较有教益的章节。在哲学世纪，希腊人困惑而苦恼地觉察出，作为他们的《圣经》的荷马史诗

    ，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上人们跟神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变化可能实际发生吗？

    所谓古代历史中的许多现象，也应当以同样的观点来研究。采用历史考证，也就是采用判断，其目的不是为了不相信所报道的，而是为了相信它。它的目的不是从作者那里寻找错误，而是为了查明他所说的哪一部分能够确实为历史所承认。因此，现代的读者比起李维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来，有了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较为全面的意见。我们比他们看得更清楚些。说由一个叫罗米拉斯（Romulus

    ）的人转成了罗马的名称，这似乎不太可信；不如说罗米拉斯的名字是为了解释这座城为何叫罗马而虚构出来的。要知道，关于喂养了罗米拉斯和雷马（Remu）的牝狼的著名故事，当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希罗多德作为塞鲁士降生史传播的那个故事的异文时，它对新时代就丧失了任何意义。但是，在这里也能看到间接的历史标记，即使它的事件是最不可靠的。尽管世界上或许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存在过像罗米拉斯这样的人，关于他用自己的青铜犁划过城墙地点轮廓的传奇，也是对于古代着手建城的仪式的正确标记。在历史学家手下已经有文字证据的时候，甚至他也常常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较晚的历史。假定说，在学校里读过三十五卷李维的书。像汉尼拔（Hannibal）和准备跟安安条克（Antiochus）战争的誓词这类东西，毫无问题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来采用。但是，当谈到故事的时候，当时属于古罗马执政官之一的牛发出了可怕的话：“Roma，cave

    tibi！”——真是可笑。从教师方面来说，把这个故事作为单纯的李维的荒诞噱头跳过去，那是有缺陷的。他应当指出，大概历史学家是从关于怪事的某种官方报告中借用了它，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很好的历史证据，这种证据证明古代罗马人不只相信牛能说话，而且相信这类现象具有神示预兆的作用，相信这类可笑事件在罗马人中变成了民族的宗教和统治的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卜筮者们设法经常供给这类预兆以便于国家执政者的统治，或者，最低限度是使他们有可能来欺骗人民群众。因此，乍一看是最幼稚而荒谬的历史片断，却可能是文明史中的可靠的事实。

    显然没有任何必要去创造证明古代世界生活的作品，这种创造实际上指的是给历史增加东西。古人传给我们的无论关于什么的语言和思想，如果都是确实可靠的，那么新时代的人自己就能够从中选出历史材料。例如，在《吠陀经》中集录的梵文赞歌，就可以作为歌唱它们的早期雅利安人每日生活的见证。因此，当献给风神的赞歌把风神说成是驾着有坚固轮子的车子，有精致的援绳和丝鞭的旅行者的时候，那么新时代的读者显然就会明白，创作这首赞歌的雅利安民族自己必定也是乘坐同样的车子。在那里面，光辉的神祗们为了美丽在胸前带着金练，肩上背着枪，腰间挎着短剑——这种神话形象提供了雅利安战士装束的真实画面。由此可见，这部史前赞歌的书一页页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雅利安人的古代宗法制的生活：他们带着畜群在广阔的牧场上游荡，或者关闭在冬季的茅舍里；田野上的耕作和庄稼的收割；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法权；对伟大的自然神——天神和地神、太阳神和霞光神、火神、水神和风神的崇拜，对于不生不灭的死者的极乐世界的热烈信仰；对布施的敬重和对正直的人的赞美。在古代波斯的圣典中——在《火救经》（Avesta

    ）中——雅利安部族另一支的古代传统传到了现在，这一支信仰查拉图士特拉，是从婆罗门家族中分化出来的。两种宗教之间的深刻裂痕，显然在于查拉图士特拉的信徒们把婆罗门教的光明之神（deva）变成了恶魔（daeva）。他们认为婆罗门教徒们至今仍在实行的火葬是对圣火的亵读，他们对这种亵渎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早已使他们把死人交给食尸肉的野兽和鸟去食用，正像拜火教徒现时在自己的“寂静之塔”中所做的那样。在《火教经》的开头，提到了一个称为“雅利安子孙”（“Aryan

    seed”）的国家，作为由善神所创建的诸好国中第一的和最好的国家，后来，恶神就使它遭受到作十个月寒冬的诅咒。对气候的这种记述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古代波斯人相信他们的发源地是在奥科苏河和雅克萨尔特河的源泉附近、在中亚凄凉的斜坡上。在这些圣诗中，到处都有这些山地的、贫穷的牧马人和农民生活形象的影子，这些人跟现代腐化的波斯人和节俭的拜火教徒很少相似。他们埋头于耕种土地的繁重劳动之中，为的是让土地适于人的生存，具有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赞颂从土地中所体验到的享乐。当农民使用完了湿润的土壤，并对干涸的土壤进行灌溉的时候，于是土地就把丰饶带给用右手和左手、用左手和右手耕耘它的人：

    种子一发芽，恶魔就低声指责；

    种子一发叶，恶魔就一声声地干咳；

    茎干一挺起，恶魔就又哭又嚎；

    一长起粗壮的穗，恶魔就赶快逃跑。

    防避狼以保护羊圈和防备盗贼以保护村庄的恶狠狠的狗，对于人来说是如此需要，以致在这部书中包含有关于狗的特别严肃的条例——十分需要，如果狗不叫也不经心，就给它带上口套，并把它挂起来，这种处罚应当由给狗以坏食的人来执行；如果它对富裕的户主也是这样——那书里进一步说——这同样是不好的。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干练的农场主的现实忠实画面，农场主们拟制出这样的规矩，是为使这些规矩由他们的子子孙孙重现出来，并传给未来的世纪。

    这些粗野的雅利安人只能靠圣赞歌中的口头语言，来转达过去的回忆。较文明的民族则从早期起就开始记录有关当时事件的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想想这种最早的同时期的历史，这一点，看看在英国圣经考古学会指导下出版的《往事记》（Records

    of the Past）中埃及和亚述的文件译文就会明白。在那里面可以找到——例如，由伯奇（Bircb）博士翻译的讲述乌纳（Una

    ）远征的铭文，乌纳是特塔（Teta）王属下的侍从；在公元前三千年，卡尔纳克的殿堂墙壁上关于梅吉多（Megiddo）战役的说明；在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托特美斯三世（Thothmes

    Ⅲ）在梅吉多击溃亚述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开辟了通往亚细亚内地的道路。我们读到，他作为一位国王，率领军队从加吉到比卡纳岸上的梅吉多南面，他在那里张开帐篷，对他的部队说；“快支起帐篷，我要在黎明时候去跟卑鄙的敌人战斗！”口令是：“坚决，坚决，警惕地守卫、守卫、守卫王国的帐幕！”在新月节日的早晨，国王在全体战士中间，乘着他那饰金的战车，进入战斗；神阿门（Amen）是他的战士们的保护者，国王便战胜了敌人。战败者拜倒在他面前，抛掉马匹和战车，逃进堡垒；留在堡垒中的守军脱掉自己的衣服，用它把逃亡者从墙外拉过来。埃及人开始虐杀敌人，以致这些敌人都像鱼一样地并排躺下，之后，胜利者就进入了要塞梅吉多，国家领袖们带着贡品：金银、天青石和雪花膏石、盛着酒的器皿和畜群来到那里。细目清楚的俘获清单列举如下：生俘

    240 人，手（从死人身上切下的）83只，母马2041匹，岁口轻的191匹，金箱1只，“受轻视的”军队战车

    892

    辆，等等。题铭的最后一部分永远记下了常胜之王带给神阿门一拉（Ra）的丰盛贡物：田地和花园——用来补给其神殿的果实；鹅——用来填充神的湖泊，并且每天在日幕时让他得到两只肥禽，同样每天供给他面包和一杯啤酒。正如国王在他的碑铭中所提出的，他不自夸他做了些什么，也不说做得比事实上多，因为这会引起反驳。我们在这里看到，舆论的抑制力已经开始影响历史。当然，它并不强迫丝毫无误的真实，允许夸大民族的胜利和隐瞒失败，但是，即使是讲究虚荣的埃及，编年史也未必敢于记载毫无事实根据的事件。当转向巴比伦和亚述国的题铭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查尔德斯（Chaldees）的著名城市乌尔（现在称做穆黑尔Mugheir）的神殿的一块砖作为例子，在这块砖上有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辞句：

    为神乌尔，其王贝尔之长子，

    乌鲁克（Urukh），雄强的人，勇猛的武士，

    乌尔（城）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

    建造了他的安乐的殿堂。

    这里提到的苏美尔（Sumir）和阿卡德（Akkad），是古代达勒底的文明之地。各公元前十六世纪，汉穆拉比就已经征服了这些民族——这是一桩伟大的事件，因为由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的古代文化和宗教为作为征服者的亚述王国所吸收。这位巴比伦王在他的题铭之一中说：“贝尔的善意使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各族人民，从属于我的权力之下，我为他们从头开掘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人民的喜悦，供给人民以丰富之水的急流；我从头修复了它的两岸；建筑了新的防护墙；给苏美尔和阿卡德各族人民供应了不竭之水。”

    借助当代人的这类记录，历史学家们现在能够核对古代皇帝的报道名单，拟定某种像从伟大的城市美姆菲斯和乌尔建立起埃及和巴比伦王朝的连续系列。我们可以指出，在最近几世纪记录在旧约《圣经》历史篇章中的以色列人的见证和传说，跟古代历史即古文献关于历史的见证相近。希伯来人的传说（《创世记》十一、十二）说，他们的祖先曾居住在乌尔的迦勒底附近和埃及，这就成了他们跟古代世界两个伟大民族有交往的证据。《出埃及记》（一、二）中提到以色列人曾被迫为法老王建造拉美西斯城，这说明他们的奴隶制属于第十九王朝中大拉美西斯二世时代，显然，大约在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左右，就形成了埃及和希伯来的年代记之间的相合点。在《历代记》中出现了后来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由于有与它们同代的其他国家的证据而十分著名。例如，所提到的希沙克（

    Shishak），他就是跟雷霍博姆（Rehoboam）作战并洗劫了神殿的埃及王（Ⅰ，《列王纪》十六，25）。希罗多德的故事——亚述王森纳切利勃的军队由于老鼠咬断了兵士的弓而转为逃跑，似乎可能是《圣经》中关于森纳切利勃大灾大难的另一个故事（Ⅱ，《列王纪》）十九的异文。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在这位全面审查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古代世界的图画，这位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好像对这古代世界了如指掌。历史之父——人们这样称呼他——不是作为本民族的年代记作者进行写作，而是抱着广泛的、对有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的人类学观点来写作的。最新的发现充分证实了他的报道，所以当他们像希罗多德那样细致地把传奇或传言跟他们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信赖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希罗多德讲述了关于冒充王者的奇怪故事，这个冒充王者是斯美尔迪斯，并且坐到波斯的王位上，直到他由于他那被割去的耳朵而被识破为止，大流士杀死了他。若干年前，波斯贝希斯坦附近的一面高高的峭壁上所刻的楔形文字题铭被破识了，它们原来正好是大流士王用三国语言所作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跟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故事相一致，这就足以证明希罗多德确实十分熟悉他那个时代之前整个世纪中波斯的事件过程。而且希罗多德的下述故事还能经受更好的验证，这个故事据他说是根据埃及的祭司们的口述记录下来的，是有关于他们两千年前的国王的。在他们的口授之下，他记录下了金字塔国国王——切奥普斯（Cheops）、切弗伦（Chephren）和米开里诺斯（Mykerinos）的名字。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批评家们有时表示怀疑：这些国王是真实存在还是纯属凭空杜撰？但是当埃及象形文字丧失的意义被现代学者们重新考释出来的时候，他们读到了希腊历史家在当时听到过的那些名字。最古的历史证据能在长期丧失了意义的古文献中遇到这类的证明。苏基迪德说（六，54），彼西斯特拉特（小的）设立了两个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的铭文已经被雅典人损坏，但是在另一个上面（历史学家说）虽然文字不好辨认，现在还可以通读：“彼西斯特拉特（希彼亚斯的儿子）把自己执政的这个纪念碑放在得尔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