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