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